一、文言文長期流行與後期衰落
1、文言流行的原因和作用
文言文作為一種定型化的書面語言，自先秦時期開始在中國沿用了兩三千年。經過長期發展，文言文形成了言文分離，詞彙豐富，行文簡練的特點。自六朝開始，駢文興盛，到後來唐代古文運動使古文備受推崇，再到後來“桐城派”主張“義法” （主張作文為了宣傳義理，而義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統），將古文流派推向極致。不同時期的文言文形式與流行風格雖有不同，但作為主流文體卻是一脈相承的。
從漢代設太學將儒經作為入仕標準開始，四書五經便成為中國傳統教育的基礎文本，作為教學和考試的學習材料。這樣的傳統教育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選拔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手段，而文言文作為思想學習和表達的載體，自然而然的便流行起來。後隋唐確立科舉制，以考生作文言文的優劣取士，成為中國未來一千多年選拔官員的最重要方式。科舉這一取士方式無疑是鞏固了文言文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地位。“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具有一種藏而不露的霸權地位，歷朝歷代都將擁有話語權作為擁有統治權的一種表現”。胡適指出：“……科舉——真是保存古文的絕妙方法。皇帝只需要下一個命令，定一種科舉的標準，四方的人自然會開學堂，自然會把子弟送去讀古書，做科舉的文章”。科舉制作為統治階級選拔官員的手段，對中國古代文言長期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從根本上控制了思想狀態，因而受到了封建統治勢力的極度推崇。
不能否認的是，文言文作為一種文體，的確有其獨特的特點和優勢。在紙張還未普及之時，以文言文記述可減少笨重的竹簡和昂貴的絲綢的使用，方便人們以文字傳遞信息。後來紙張廣泛使用，統治階級的來往“公文”使用習慣已經定型，會用“文言文”已經演變成讀書識字的象徵。相對白話文而言，文言文有注重典故，駢驪對仗，音律工整，行文精煉，用句典雅等特點，這也是古代文人推崇以文言作文的重要原因。
文言文的長期流行，對中國古代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持續不斷地文言教育，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傳承、傳播與民族文化融合。胡適認為，古文作為傳播中國古文明的工具，與拉丁文作為傳播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工具，同樣偉大。隋唐時期，日本曾學習中國文化制度，輸入漢籍，八、九世紀曾仿行貢舉制。至今日語仍保留一定數量的漢字及漢音。朝鮮和越南都曾長期使用漢字，在朝鮮文學發展歷程中，他們的作品大部分是模仿中國詩歌、散文等文學形式，並在中國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創作出其民族特色，這些文學作品的形式皆以文言形式呈現。
2、文言文的衰落
近代，由於受西方文化衝擊和現實政治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清王朝的封建勢力為了維護和穩定統治地位，堅持八股取士，桐城派、江西詩派等文學派別堅持以文言形式作文。另一方面，由於受“西學東漸”的影響，西學被許多仁人志士們利用、吸收，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新的文化風氣，白話文運動悄然興起。
清末，西方以堅船利炮打開閉關鎖國的大門，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興起，啟蒙思想隨著革命的深入，廣泛傳播於民眾之中。梁啟超疾呼“改良群治”、“新民”，嚴復也說“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於是以向廣大民眾普及文化為軸心強調文體通俗化的主張日益高漲，有力地促進了文學語言由文言文向白話文轉化的歷史歷程。
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黃遵憲，在光緒十三年（1887）所寫的《日本國誌》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張，他說：“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由於資產階級改革力量亟需宣傳新的啟蒙思想以開民智，文言的艱深古奧不能起到思想普及的作用。改革者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經驗中，認識到近代性質的社會變革對民眾進行思想啟蒙的迫切性，於是將轉向語文改革的問題上來，樹立起改革文學語言和文體的鮮明觀念。梁啟超曾說：“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白話文在資產階級改革者們的大力推動下很快普及，而近代傳媒報刊對白話文的使用，得到了民眾的追捧與喜愛，這更使中國文學向通俗化邁進。
在我國文學傳統中，書面語與口語相分離。雅文學觀念排斥以口語為文，語錄不被視為文，桐城派還明確指出不可以語錄入古文。至於俗文學，諸如明清小說，宋元話本等一直活躍於市民階層，而作者則不被視為文人。近代文學語言的變革，主要是在文章領域即過去被視為“雅文學”領域裡發生的變革。這個變革本身不是西學送來的體式，文言與白話都是中國自己的民族語言形式；它是中國自身文學語言形式的一次歷史性的革命。由此可見，中國文言文向白話文轉變的過程中，並不全是由於受西方政治文化衝擊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學語言發展的必然趨勢。
伴隨著文化下移與文體革命的產生，文言文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日漸衰落，文言、半文言、白話和歐化的白話等語言形式在動盪的社會背景下共同存在，並逐漸以白話為主導，文言文逐漸失去其霸權地位。
二、白話文運動興起
1、背景
中國近代興起的白話文運動始於19世紀90年代，即資產階級改良派維新變法運動時期。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文學受到了西方文化衝擊的巨大影響，“西學東漸”是本時期文化上最突出的特點。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從作家身份、文學觀念、文學內容、文體形態直到文學載體、接收對象，無不漸次發生了鉅變。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新式學堂的建立又衝破了傳統教學模式的限制，為新思想的普及提供了教育基礎，為白話文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文學觀念與作品形態的變化直接影響了白話文運動的產生和發展。維新派從西方國家的歷史中看到小說在思想啟蒙和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提高小說的地位，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梁啟超更是提出了“小說救國”的觀點。後來白話小說期刊的發表也是得益於之前維新派在改革文學觀念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翻譯文學的普及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學形式，新的文學表現技法。這為作品形態的變革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較早譯本小說有1896年張坤德譯英國的《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1899年林紓譯的言情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1898年梁啟超譯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等，這些翻譯作品雖不是用白話文翻譯，但其新鮮文學形式以及思想受到民眾的熱烈追捧，文言文在翻譯中顯現出的弊端，如晦澀難懂，更改原著本義等也從側面推動了白話文的發展。
作家的新舊分野和作家主體的轉型對白話文運動產生的影響巨大。這一時期的“新學”與“舊學”呈現出水火不容的態勢，一方面，桐城派、宋詩派、漢魏六朝派等保守文學流派堅持中國傳統文學形式，堅決捍衛古文；另一方面，以康、梁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則是“新學”人物代表。不論是前期康有為的“託古改制”，還是後期梁啟超、黃遵憲直接提出改革文言，以白話為正宗，新作家們的新思想對封建守舊勢力都是一種強大的衝擊，為後來白話文運動的順利進行鋪平道路，提供理論基礎。
2、過程
（1）文言與白話之爭
白話文運動一直處於兩條戰線作戰的狀態。一條戰線來自內部，即支持保留使用文言文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另一條則來自外部，即守舊的封建文人。對於內部的爭論，焦點是要不要白話文的問題。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次爭論是梁啟超等人與嚴復的爭論。
嚴復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以翻譯介紹西方政治學術著作而聞名。他翻譯的《原富》曾得到學術界人士的認同和讚賞。，梁啟超曾稱許嚴復 “於西學中學中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同時也對其文章加以批判。梁啟超曾說：“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梁認為，嚴復的文章學理艱深，語句晦澀，初學者很難完全讀懂其中的意思。翻譯外國著作本應起到普及大眾，傳播啟蒙思想的作用，然而用文言寫成的文章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使人們更難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對於梁啟超的批評，嚴復十分不滿。嚴復指出，“竊以為文體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意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俗之氣。”他認為，翻譯要講究“信、達、雅”，絕不能使用白話這一帶有“鄙俗之氣”的文體翻譯外國著作。針對梁的批評，他還指出，他寫的文章並不是給初學者“學僮”看的，而是給有一定文學素養的人看的。另外，他還提出了“文界無革命”。他說：“且文界何革命之與有？持歐洲挽近之文章，以與古者較，其所進者在理想耳，在學術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於古文，至於律令體裁，直謂之無幾微之異可也。”他從文體的角度闡述了自己堅決維護文言文的觀點和立場。而對於嚴復的“文界無革命”之觀點，黃遵憲並不十分同意。他說：“公以為文界無革命，弟以為無革命而有維新。如，舊體也。自鳩摩羅什輩出，而內典別成文體，佛教亦盛行矣。本朝之文書，元明以後之演義，皆舊體所無也，而人人遵用之而樂觀之。文字一道，至於人人遵用之樂觀之，足矣。”黃遵憲以《四十二章經》之例解釋了文體變革的重要性。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文學也應當為適應社會潮流而發生變化，文言固然有其傳統優勢，但在社會政治思想大變革的社會背景下，文言文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發展，“舊學”已然受到了“新學”“西學”的衝擊，若文體不變，很難實現徹徹底底的革命。
關於文言與白話的爭論在此時期一直沒有間斷。到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之後，這樣的爭論也持續存在，並且火藥味十足。然而正是在爭論的過程中，改革者們逐漸認清白話文的優勢，並進一步推動近代文學革命向前發展。
（2）小說是推動白話文運動向前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
早在1840年以前，近代文學的因素已經萌生。清代的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已經出現了民主的思想，小說的近代因素為之後文學向民主化、近代化和通俗化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鑑因素。
二十世紀初的文學觀念的變化推動小說向正統文學邁進。在近代文學變革中，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文學的啟蒙先驅。他曾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強調了小說在中國文學變革中起到的重要性，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雖然很多人認為梁啟超的這段話極具煽動性並過於片面的強調了小說的地位，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梁啟超的“小說救國”的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相當大的轟動效應。在這個文學觀念、文學思想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因其向民眾啟蒙最為得力，被推為文學的最上乘，佔據了中心地位。吳沃堯認為，小說具有德育的功能，它應該“為德育之一助”。陶曾佑曾說，小說“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廣”，因此，欲改良社會、民族自強非小說莫能為。小說在社會上形成的巨大影響力使得資產階級改良派更加堅信“小說救國”，而伴隨著散文的通俗化運動，白話文也開始自覺被採用。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作家從各個方面肯定了小說的價值和作用，並通過報刊文章大力宣揚和鼓吹，使小說新觀念深入人心，小說期刊和創作空前活躍，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觀念的桎梏，確立了小說應有的地位，在白話小說流行的時代中，這無疑是為白話文的推廣提供了最有力的平臺，推動白話文普及，發展。
3、影響
首先，白話文運動對當時社會產生的影響是值得肯定的。白話文運動將中國文學從封建陳舊的形式桎梏中解救出來，推動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傳播和發展。同時，為後期“五四”白話文體革命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錢玄同認為，“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裡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陳獨秀也曾說：“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正是改良者確立了“以白話為正宗”的理論條件，才為後期文學革命的運動奠定理論基礎。
然而，白話文運動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首先，白話文運動是一次不徹底的文學運動，它在肯定白話文為正宗的同時，並沒有完全否定和批判文言文。梁啟超說：“自語言文字相去愈遠，今欲為此，誠非易易。吾曾試驗，吾最知之。”這說明改良者並沒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推翻文言，而是試“性的對白話進行嘗試運用。縱觀當時整個文學革命的大背景，也正是提倡“理想宜新，形式宜舊”，“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這樣不徹底的改革準則。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語言通俗化是文學革命的必經之路，但多數作品仍使用文言。劉師培也說：“近日文詞，宜區兩派：一修俗語，以齊鑰啟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庶前賢矩範，賴以僅存。”他認為文言文應該作為“國學”被保留，與所謂“白話”同時存在。
其次，白話文運動由於受領導階級的影響而呈現出片面性。白話文運動只強調形式上的改良，基本上不做內容的革新。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改良方式正如資產階級改良派在中國政治改革中的改革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對中國近代文學進行徹底的革命。像梁啟超所倡導的“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新意境”所知何事，他並未給出準確的定義。這也是受其階級性質所限。直到後來的“五四”文學革命，白話文的使用才真正有所改觀，白話雜誌和白話文大量出現，一部分散文也趨向通俗化。
作者：楊濛，1994年出生，畢業於曲阜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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