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藏地题材的电影只看过两部，一部是《可可西里》，另一部是老电影《农奴》。前一部是汉人陆川拍的，后一部不知道是谁拍的，但肯定不是藏人。当年我还小，有些被《农奴》里的场景和人物造型吓住了，但也注意到里面的导演和职员全是汉族的名字，演员全是藏族的名字。藏人导演拍藏地的电影，而且全用藏语，我还没看过。
影片《阿拉姜色》开始时，我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电影。俄玛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后执意以磕长头的形式到拉萨去朝圣，让人觉得这种执拗不尽情理。以俄玛的年龄、生活的地域以及身体状况，即使要朝圣以求心灵的安慰，坐车去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些。或者，电影要表现这种信仰非藏人无法理解？如果电影按这种逻辑发展，我对它的前景感到悲观。
再看了一会，我以为这是一部公路电影。虽然主人公并不坐在车上，但318国道上不时呼啸而过的汽车，变幻不定的景色，把人带入一种烦躁和动荡之中。以身体的疲惫换来内心的麻木，缓解死亡将带来的痛苦，从而拉开精神与现实的距离，莫非这是俄玛执意上路的原因？
当俄玛说出她那个梦时，我发现我错了。可能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在这时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误会。这部电影无关信仰，虽然电影中有磕长头，有寺庙，有喇嘛，有经幡，有天葬，有诵经声，有一切的藏传佛教的元素；这部电影也无关公路，把公路和汽车去掉，让路上出现更多的野花、牛羊和石头，我觉得画面还会更美。甚至，这部电影无关藏族，虽然他们说藏话，穿藏服，吃糌粑，点酥油灯。
这是一部关于两个男人——也许是三个（第三个是俄玛的儿子诺尔吾）——和一个女人的电影。俄玛之所以磕长头去拉萨，是因为她要实现和死于绝症的前夫一起去拉萨的心愿。前夫在梦中来找她了，叫她跟他走。她悄悄带着前夫的骨灰，骨灰盒里有她和前夫照片。俄玛死前，在帐蓬里，罗尔基充满爱意地抱住她，把她的手温柔地放在自己胸前，俄玛跟他讲起那个梦，这时，罗尔基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我相信这一刻他掉进了冰窖里。“这俩口子一同往生了，多好的命啊！”在寺庙里，喇嘛说。这句话差不多要了罗尔基的命：他竟然败给了一个死人！
他是带着愤怒决定继续磕长头去拉萨的，他要通过这种仪式证明只有自己才是能将俄玛带到圣地的人。他不是为了满足俄玛的心愿，而是为了战胜她的前夫——那个死人。
这也是一部关于两张照片的电影。一张是俄玛和前夫的黑白照片，另一张是罗尔基和俄玛的彩色合影。他把黑白照片留在了喇嘛庙中，而且还狠毒地一撕两半，把俄玛和她的前夫分开。他把彩色照片放在胸口，让俄玛跟着自己走。照片是种象征，这场磕头仪式的终极象征。
他又一次失败了。那张黑白照片被诺尔吾——这个俄玛和前夫的儿子，这个因罗尔基和母亲结婚后，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而心怀仇恨的孩子，偷偷从寺庙的墙上扯下来，偷偷拼接好，偷偷带到了拉萨。罗尔基带着他，他带着父母，他们一家多好的命呀，而罗尔基一无所有。诺尔吾以这种方式，夺回了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报了仇。
我并不认为电影表现了罗尔基和诺尔吾通过心灵洗涤达成了和解，精神得到了升华。影片的结尾，罗尔基给诺尔吾洗的是头，而不是心。我觉得罗尔基给诺尔吾洗头，充满了揶揄的味道：表面上是他给诺尔基洗头，实际上，用四川话说，是他被诺尔吾“洗了脑壳”。佛说，人生即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佛说得对。人生几大苦在电影里都占齐了。如果说磕长头是罗尔基与命运对抗的仪式，那么洗头就是罗尔基的另一场仪式：对命运的顺从仪式。
电影里罗尔基是个很失败的男人，他从来没得到过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甚至连俄玛的信任都没得到——在死前，她把自己的包交给了儿子，叮嘱他要到拉萨去。但正是因为顺从命运，他得到了升华：不顺从又能如何呢？请干了这杯命运之酒，阿拉姜色！从这方面看，这部电影倒真像藏人拍的电影。
这是部好电影。电影里有嫉妒，有猜疑，有愤怒，有仇恨，有互不信任，有最真实的人性，当然，也有爱，但这些都在舒缓的节奏中，用最纯净的方式来讲，让人觉得沉稳和宁静，就像我在西藏看到的云。我不懂表演，但我觉得电影里那些藏人，就是我见过的藏人的那样子，你不能简单地用彪悍粗野或者纯朴憨厚来概括他们。
去看这部电影是因为电影的主角是容中尔甲，我在他读大学时教过他几天书。我还记得那时他和一个笑容灿烂的女生形影不离。其实这也不是主要的。他歌唱得好，电影也演得好，我这个老师连一毫米的功劳也没有。
主要是我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閱讀更多 邑人電影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