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歷代都城示意圖
六
曾經輝煌燦爛的盛唐文明折戟沉沙，這種重重摔下的衰落之象，似乎沒有及早收場的意思，相反的，它還會進一步地跌入更加可怕的深淵，更加曠日持久。
很顯然，歷史是想告訴人們，人類文明發展一旦發展到頂峰，統治者必須更加兢慎，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他必須更加勤勉，不可以稍有懈怠，還要努力從繁盛已極的基礎中找出繼續繁榮的出路，走出瓶頸，以再創輝煌，不然，那便是無論從哪個方向前進，都面臨著下坡路，而一旦形勢急轉直下，高高跌下，墜入谷底，想再次起底攀登，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沒有一百兩百年的功夫，斷乎沒有可能，而祖輩們辛苦創業，勵精圖治，打下的大好江山也會隨時易主，一去不復返。
畢竟，一個朝代，能夠輝煌造就盛世的，一般不過兩三個而已。
五代延續晚唐的沒落之勢，慘淡經營，從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50餘年時間裡，歷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共13位皇帝，竟然不曾出現一個像樣的朝代和一位像樣的皇帝，王朝之間更替頻仍，猶如過山車一般，整個中原政權幾乎呈現出烏煙瘴氣的狀態。假如，我們將五代定位為一段黑暗的歷史時期，那麼這黑暗中的黑暗，有誰能夠比後晉統治者石敬瑭這位兒皇帝割讓幽雲十六州一帶與契丹更讓人覺得荒唐不堪呢?!這一舉動直接導致以後600多年幽雲一帶不復收復，長期與內地分割。從此，中原政權失去了北方軍事屏障，整個華北一帶形成無險可守，門戶洞開的危急狀態，導致正如日中天的契丹鐵騎從此可以長驅直入，向中原地區泛兵壓境，中原政權為奪回幽雲十六州所付出的代價難以估量。
契丹獲得幽雲十六州，著手正式建立政權，改國號為遼，建都臨潢府。基於幽州的有利地理形勢與較高的經濟、文化與生產發展水平，將其設為陪都，因處疆域南部，稱為南京，又名燕京。與此同時，實行五京制度，上京臨潢府（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在今內蒙古寧城縣）；東京遼陽府（在今遼寧遼陽市）；南京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五京中，南京城的規模首屈一指，為城市之最。
由於遼的政治中心在上京，所以作為陪都，南京城並未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建，基本沿用著唐代的幽州城。
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罽賓、肅慎、盧龍等坊，並唐時舊名也。後人從史書所載與考古的材料加以推斷，認為遼南京城其東垣位於今菜市口爛漫衚衕西側一線；西垣在今小馬廠、甘石橋、雙貝子墳偏西一線；南垣在今白紙坊東西街稍北一線；北垣大致位於今白雲觀以北一線。
從《遼史·地理志》中可以大略獲知關於它的一些基本記載，這座在當時被稱作南京析津府的南京城，“又名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坐落著八座城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一條橫穿全城的東西大街，自清晉門直達安東門，大致就位於今天廣安門內、外大街一帶；而另一條縱貫南北的大街，則由拱辰門直到開陽門，相當於今天牛街到南櫻桃園一線，今天我們乘坐10路和626路公交車從“長椿街路口北”到“南櫻桃園路口北”，仍然要經過這一帶。而作為統治者辦公休息的宮城，則位於南京城西南角，大約佔整個南京城的四分之一，宮城分四門，東為宣和門，南為丹鳳門，西為顯西門，北為子北門，其中西牆和南牆利用了外城的西、南牆一段，城門也相互共用。
這座周長三十六里，城牆高三丈，寬一丈五的南京城，在我們今天看來，面積並不大，但把它置於當時的歷史中，你仍然能夠感受到這座有久以來就備受重視的城市迅速發展的背後邏輯。在整個北方一帶，它都可以算得上一個人口稠密、市井繁榮的城市，“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它的人口曾達到30萬，居住著包括漢、契丹、奚、渤海、女真以及來自西域少數民族的各族人民。位於城北的商業貿易中心，彙集了從中原、塞外等各地而來的貨物，“陸海百貨，聚於其中”（《契丹國志》），熱鬧繁華。
佛教在這裡也得到了巨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獲得廣泛傳播。遼統治者崇信佛教，以至隋唐以來普遍興起的佛教，在遼代大為盛行，統治者興修寺廟，誠心禮佛。特別是遼聖宗、興宗、道宗三朝，不遺餘力地對佛教給予大力保護與支持，令南京地區佛教寺廟發展至為迅速，“都城之內，招提蘭若，如棋佈星列，無慮數百”（《順天府志》），以至於到後來，遼朝疆域內，有近一半的的佛塔、佛教碑刻經幢分佈在南京及其所屬各州縣，這裡佛教寺廟數量增多、規模擴大，發展勢頭蓋過中原，其“僧居佛寺，冠於北方”（《契丹國志》），讓北上出使的北宋使臣許亢宗也不得不歎服。
今天，坐落在廣安門附近的天寧寺，仍然遺留著遼時的歷史痕跡，這座八角十三簷密簷式實心磚塔就是遼時在舊塔址上建造的。歷經千年，至今依然巍峨矗立，成為現今北京城最古老的一座佛塔。
北京天寧寺
可以想見，這麼一座重要城市，對遼宋雙方來說，都是必爭之地，雙方在此地上的兵來戰往都直接關乎各自的政權安危。宋代自趙匡胤開國以降，統治者多次興兵北進，收復幽雲十六州，但始終不能如願。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出兵太原，消滅北漢政權後，揮師東進，意圖乘勝伐遼，收復幽燕地區。南京城外圍的易州、涿州、順州、薊州先後望風迎降，宋軍一路無阻，直抵南京城下。
遼景宗聞宋軍已至，主張放棄幽燕，退守至松亭關、古北口。遼將耶律休哥主動請戰，馳援南京。
士氣高昂的宋軍，一舉擊潰耶律沙所部，乘勝追擊，然耶律休哥突然率軍前來，宋軍毫無準備，雙方在高梁河（今西直門外的“長河”）畔列陣決戰。
耶律休哥與耶律斜軫率軍從左、右兩翼合擊宋軍，耶律學古率部從南京城北上參戰。宋軍三面受敵，一時間全線潰敗，死者萬餘人，遼軍追擊三十多里，宋太宗逃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又過了7年，宋太宗再次分兵三路北進，再遭挫敗，從此宋王朝徹底放棄了以武力收復幽雲的雄心。自此，雙方各守一方，最終確立了南北對峙的局面，直到1125年金俘虜遼天祚帝，這場持續230餘年的遼宋對峙才宣告結束。
七
金的興起，對遼國統治者進行痛擊，一解多年橫遭壓迫欺凌之恨。金的節節勝利與遼的連連敗退，讓大宋王朝從中看到希望，宋徽宗遣使者詣金，雙方訂立盟約，以長城為界，共同出兵擊遼。
這個計劃當然對金充滿誘惑，它不但可以藉助大宋的勢力分解遼國抵抗的兵力，更能在事成之後繼承此前大宋每年送給遼國的絹歲。金揮軍西進，再次讓遼一戰即潰，中京被克，遼天祚帝西逃夾山，南京的遼臣擁立耶律淳為帝，不久，耶律淳病死，妃子蕭後聽政。
照約定，長城以南的南京地區由宋軍負責進攻，然而積貧積弱的宋王朝卻遲遲未能深入推進，進攻極為遲緩，始終攻克南京不下。
金軍看中軟肋，揮軍南下，突破居庸關、得勝口，直搗南京，佔領幽雲地區。
大宋王朝要求依照盟約，接管幽雲地區，這當然遭到金國的言辭拒絕，又不是你宋國攻克的，為什麼要送給你呢？雙方針鋒相對，各執一詞，最終北宋以每年增加一百萬貫歲幣作為贖金，雙方才達成協議。然而，交回的南京城，早已被金軍搶掠一空，一片狼藉，宋朝接管南京，改名燕山府。
1125年，金人俘獲遼天祚帝，遼國滅亡，金軍乘勝南下，燕山府守軍不戰而降，金軍長驅直入，渡過黃河，直逼汴梁城下，俘獲二帝，是為“靖康之恥”。
北宋的滅亡，金朝的勢力範圍頓時擴展至黃河以南地區，從此整個華北地區成為它的統治腹地，而遷都，也成為這個王朝延續政治生命的開始。
公元1153年，歷經一年有餘的燕京城終於擴建完畢，金主完顏亮正式遷都，改燕京為中都。
這是北京城作為一個政權統治中心的第一次歷史亮相，從此，它將向全國性的政治中心過渡，並以承上啟下的都城建造銜接，成為今天的北京城建都的肇端。
一座城池，尤其作為都城而言，其興建修造的背後無不是一種文化的反映，它的規劃設計理念、樣式、結構都代表著當時社會的文化水平與一個民族的審美程度，而漢文化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實在很強大，它不僅支撐了我國自西周以來就極其講究的城池設計、建造理念與藝術化的設計，更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將這種先進文化與高超的藝術表現形式推向高潮，自然，這種被具象化了的文化情趣征服了很多靠武力征服了中原政權的少數民族，最終中原的政權雖然被他們征服了，但是他們卻被中原的文化征服了，兩大民族間的融合靠著這種軍事與文化上的彼此切入，逐漸連接在了一起。
當金國統治者攻下汴梁，眼前浮現出大宋皇城的恢弘氣象時，立即被這宏達的場面與佈局深深俘獲了，這一次揮軍南下，直取汴梁，對他們而言顯然大有斬獲，光是一覽大宋皇城，就已經讓他們一飽眼福，怦然心動了，如此氣派壯觀的皇家建築若非親眼所見，實在難以想象人間竟然有如此富麗堂皇的宮殿。毫無疑問，這次經歷，為接下來在燕京城的基礎上擴建新都提供了現實樣板和理想參照。
汴梁
以梁漢民、孔彥舟等為代表的擴建新都人物，在這次浩大的工程中窮盡了心血、汗水，80萬的民夫、工匠與40萬的兵士共同彙集、組成了一支規模龐大的營建隊伍，不難想象，這是一次建築力量與工程進度的高度結合，工人們的體力顯然在這場巨大耗損中透支巨甚。這種效率之高几乎可以每天目睹新城呈現出的那種日新月異的變化奇蹟，或許這更能激發統治者速求其成的瘋狂慾望。金主完顏亮為了急於遷都，明令主要工程要在一年之內竣工，繁重的體力，加上疫病流行，大批的民夫、工匠在此期間死亡，而他們所留下的心血汗水，卻以極盡富麗堂皇的建築形式展現出來。
這座從燕京城基礎上向東、西、南擴建而成的中都，一改遼南京城宮城偏於一隅的靜僻，端端正正地坐落於城中央，顯得煥然一新。而它，也將從這裡走向政治成熟。
自西周以降，長安作為中國的首都相沿成習，自古以來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也是全國富庶所在。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馬遷《史記》所載，仍然能為今天的我們勾勒出當時長安所在的漢中地區其富程度。
然而，自南北朝以來，長江以南逐漸開發，至唐江南已是全國富庶所在，唐朝依靠江南八道，供輸鹽米，以挽朝政經濟。唐憲宗尤其睿智果決，他力除運河各地惡官惡民，然後興水利，平稅賦，用好官，所以有所謂“元和中興”。漢代富冠天下的漢中，到了隋唐時期，竟然不得不依靠江南地區的供應，到了農業歉收年份，皇帝不得不遷居洛陽，就食江南運來的漕糧，就連隋煬帝開鑿大運河，聯通洛陽到長江，也有運輸江南之糧以供應關中的目的。所以，曾經一度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長安，到了隋唐已經逐漸失去了全國政治中心的優勢。加上唐以後，東北邊疆不寧，關外的遊牧民族前仆後繼，勢如潮湧，使得北京作為東北邊防的門戶，地位日益提高，開始逐漸取代長安，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金中都的確立，便是北京走向全國政治中心的重要過渡。
金中都的擴展，擴大城牆，確立宮城的中央地位，完善城門規制，這種歷史性突破，無疑是它作為都城的一次地位躍升，也代表著城市背後功能的轉型，也是一次規模巨大的城市改造。向東、南、西三個方向拓展的城牆不僅大大開拓、延伸了城牆的長度，也使宮城位於城市中央成為現實，同時，東邊的施仁門、宣耀門、陽春門；南邊的景風門、豐宜門、端禮門；西邊的彰義門、顥華門、麗澤門；北邊的崇志門、通玄門、會城門，四面12座城門遙遙相對，彼此呼應，這種中規中矩與嚴格對稱的體式，顯然是在竭力追求一種帝都的威嚴。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周禮·考工記》中王權至上思想的建城理念，已經對這個吃羊肉、喝馬奶長大的剽悍民族產生了漢化影響，也標誌著今天的北京城在那個時代的一次政治覺醒。
雖然，這個從蠻荒之地崛起，騎著馬背一路南下，肆意蹂躪，最終在漢文化面前“受降被俘”的馬上民族，在建城理念上的覺醒，是建立在對汴梁城的破壞式佔有，以瘋狂的野蠻拆卸，然後經過千里長途，最後在中都進行重新組裝，完成了一次文明重建的原始積累。
這座渾身上下充滿了借鑑抄襲痕跡，甚至帶著野蠻氣味的金中都宮殿，已無須著墨去書寫它的光彩，因為已經是相當的富麗華貴與氣勢恢宏，充滿了王權的威嚴色彩。
從豐宜門出發，一路向北，通向皇城南門宣和門，經過“T”字型宮廷廣場，抵達宮城南門應天門，再往北，經過大安門，前殿大安殿落在眼前，這是舉行重大慶典活動的場所，類似於我們今天故宮裡的太和殿。穿過大安殿，進宣明門、仁政門，接著是仁政殿，這是臨朝聽政的所在，也是皇宮中的主要建築。之後，經昭明門、拱辰門，再一路往北，抵達通玄門。
你看，一個小小的金中都，其規模建制便已經有了如此的宏大氣象，而且這還只是大體輪廓上的粗描淡寫，如果再對從豐宜門到宣和門到應天門進行一次精雕細刻的細部特寫，特別是從皇城南門宣和門到宮城南門應天門一帶，你會驚歎，這條御道上的精心佈局與建築排列，其細緻、精密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水準，整個宮城的氣氛被烘托得肅穆、莊嚴，而這僅僅是在四周長9裡30步的小小範圍內。
但是，這座靚麗華貴的中都，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便隨著一場王朝的變更，淪為歷史的塵埃。金宣宗貞祐三年五月初二，公元1215年5月31日，金中都被蒙古軍隊攻破，戰火所及，城池焚燬殆盡，後來的元大都基本上是另起爐灶。
八
提起元朝，註定要顯得不平凡。
它的開創者，開啟了一箇中國曆史的新紀元，蒙古鐵騎以其猛不可當之勢征服了一個個對手，成吉思汗時代，也成為中國歷史演繹至強極的一座高峰。到了他的後代，情形依然得到了良好的延續和發展，成吉思汗征服亞歐非的餘威尚未褪去，忽必烈統一中國的雄心已是撲面而來，爺孫倆大氣磅礴的政治抱負和創下的驚天偉業，無疑是整個元朝的兩座豐碑，刷新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的版圖紀錄，也鑄就了一段空前絕後的帝國傳奇。
元朝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中國，是從建成元大都後的第三年開始的。
“清明上河圖”的繁華富麗，正以它藝術絕唱的手筆對積貧積弱的大宋構成一種巨大反諷，當年神靈活現的中原王朝，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正一步步地滑向歷史的深淵，氣若游絲地延喘著生命，宋恭帝無奈地奉上傳國玉璽與降表，怎麼說都代表著一代王朝的最終謝幕。這一年，恰是公元1276年，元朝定都北京已經過了3年。
元大都的興建，從至元四年（1267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前後持續了18年時間。
這次建設極其成功，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以其親身考察，讚歎其“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宣言”。今天坐落於北海公園的白塔，就是元大都興建的肇端。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帶著蒙古鐵騎來到燕京城，因毀於戰火的金中都已淪為廢墟，但在東北郊的大寧宮，仍保存完好，這裡風景秀美，在金代便是一座離宮，忽必烈初到燕京，“駐蹕燕京近郊”，就是在這座離城不遠的前朝離宮住下的。
中國內蒙古-2015 年 8 月 10 日︰ 忽必烈雕像在世外桃源網站 （世界文化遺產）。在正藍旗
元大都的興建，正是以大寧宮所在的一片湖泊為中心，以大明殿和延春閣南北兩組宮殿組成的宮城與太子、皇太后分別居住的隆福宮和興聖宮，夾著中間這塊湖泊的太液池，構成了整個皇城的氣勢規模。
宮城周圍9裡30步，東西480步，南北615步，城牆高35尺（元大都城市設計所用長度，皆以步為單位，一步為1.54米）。宮城南向，正門為崇天門，左面為星拱門，右面為雲從門，崇天門之上建有闕樓，兩翼的迴廊連接兩觀，旁出為造型優美的十字角樓。宮城的西門為西華門，東門為東華門，北門為厚載門。
元代宮城南門相當於今天故宮太和殿的位置，北門在今景山公園少年宮南側，東西華門則位於與清故宮同一名稱的兩門所在南北向垂直線上，只是具體位置略有不同——現在的東西華門偏在宮城的南部，而元代宮城的東西華門則在中間。
環繞在皇城外面的大城，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元大都。從元大都的平面設計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明顯的南北中軸線，它穿過太液池東岸整個宮城的中心線，並一直向北延伸，直抵皇城北部，積水潭東部的中心之臺。它是整個都城的中心，因為從中心之臺向南包括皇城在內的一段距離，就是用來確定中心之臺往北延伸確定北面城牆的距離和位置，同樣，從中心之臺往西包括積水潭在內的一段距離，就是用來確定東城牆的位置。
大都城的外城郭周長28 600米，南北略長，呈長方形，南牆在今北京城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北牆在今德勝門和安定門以北五公里處，至今仍有殘存的遺蹟。東牆和西牆分別與今東直門和西直門所在南北向的垂直線相重合。元大都外城北面只有兩座城門，東為安貞門，西為健德門，其餘三面各有三座城門，東面的三座城門，自北而南依次為光熙門、崇仁門、齊化門，西面的三座城門自北而南依次為肅清門、和義門、平則門，南面三門，正中間為麗正門、東為文明門，西為順承門。
大都城的每個城門以內都有一條筆直的幹道。兩座城門之間，除了少數例外，都加闢幹道一條，這些幹道縱橫交錯，連同順承街在內，全城共有南北幹道和東西幹道各9條。其中麗正門以內的幹道，越過宮城中央，向北直抵“中心之臺”，正是沿著全城的中軸線開闢出來的，從“中心之臺”向西，沿著積水潭的東北岸，又開闢了全城唯一一條斜街，從而為棋盤式的幹道佈局，增添了一些變化。這些東西交織的大道所分割的地區，除個別的例外，又都是縱橫排列的街道。
在大城以內、皇城以外，另外有三組建築具有佈局上的特殊意義。
在皇城以東，也就是東四牌樓以東，以及皇城以西，也就是西四牌樓以西，各有一組建築，單獨成為一區。東面的是太廟，也就是帝王祭祀祖先的地點，西面的是社稷壇，是帝王祭祀土地和五穀神的場所。這樣左右之間的對稱排列，在佈局上更加強了宮城位置的重要性。另外，沿著全城中軸線向北，在“中心之臺”的正西和西北面，又有前後兩座大建築物聳立，這就是鼓樓和鐘樓，是全城報時的中心。
大都市內主要市場的分佈，集中在三處：積水潭北岸的斜街，正當“中心之臺”以西地區，叫做斜街市，屬日中坊。積水潭乃是當時新開鑿的南北大運河的終點，水運便利，因此斜街市一帶，商業薈萃，是全城商業最繁華的地區。一處是今西四附近，多為羊角市，是養馬牛羊驢騾等集中交易的地方，還有一處在今東四西南，為舊樞密院角市，在明照坊內。這三處主要商業中心，一在東城適中的地方，一在西城適中的地方，第三處在北城，都是街道的衝要之地。
北京剎海（西海）
可以說，在我國曆代的都城建設中，元大都的平面設計，是最接近於我國古代《周禮·考工記》關於營建城市設計理念的，就是一個都城的設計，應該是一個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有三個城門，門內各有筆直的通衢縱橫交錯，在大城之內，中央部位的前方是朝廷，後方是市場，在朝廷的左方，是太廟，右方是社稷壇。
元大都雖然並不是正方形，北面城牆也不是三座城門，但總體來看，城內主要建築的佈局和安排，基本都是合乎“匠人營國”中前朝、後市、左祖、右廟的。
在大都建城之前，地形測量是一道重要的工序，然後根據古代建城設計理念，結合歷史發展的因素和地理特點，擬定總體規劃，然後逐步施工。首先，在地下順著地形坡度，鋪設下水道，裝置排水設施，其次才在地面上根據分區佈局的原則，進行設計，整個過程有條不紊，十分科學。
元大都的主要設計者，是劉秉忠，由於學問淵博，尤精通易經和邵氏經世書，對天文、地理、曆法無不精通，深受忽必烈賞識，為手下謀臣。他曾奉忽必烈之命選址建造開平城（今內蒙古多倫附近），中統四年，公元1263年，升開平府為上都，又過了四年，劉秉忠受忽必烈之命築中都城，隨後改成大都城。
元代宮城，其堂皇富麗的程度，是遼南京城、金中都城的皇宮所無法比擬的，“雖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尤不足以喻其境也”，但是這座凝聚無數智慧和建築才華的大內宮殿，在建成後不到一個世紀，在明兵攻破大都之後，以消除前朝“王氣”為由，而被全部拆毀。
在蕭洵的《故宮遺錄》中，對這座奉命拆毀的一代宮闕，作了詳細描寫：“凡門闕樓臺殿宇之美麗深邃，闌檻瑣窗屏障金碧之流輝，圓苑奇花異卉峰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秘密之所，莫不詳具”。
九
徐達宮攻下元大都以後，改名北平。
當時，元順帝退走蒙古高原，繼續號稱大元皇帝，時刻伺機南侵，企圖復辟。明兵佔領大都城後，為了加強防守，對大都城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原來大都城內北部，比較空曠，加上多年戰亂饑荒，人口銳減，地方荒蕪。明朝修築北平城時，放棄了北部城區，並在北面城牆以南約五里處另築新牆，只是這新筑北城牆的西段在穿過就日積水潭最狹窄的地方之後，轉向西南，成一斜角，從而把積水潭西端的一部分分隔在城外，北城牆上仍然只設兩個北門，並重新命名，東為安定門，西為德勝門，從而奠定了明代北京城的北界。此外，明初還分別將東城牆的崇仁門易名為東直門，西城牆的和義門易名為西直門，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修建九門城樓，正統四年（1439年）完工，遂改稱麗正門為正陽門，文明門為崇文門，順城門為宣武門，齊化門為朝陽門，平則門為阜成門。
明初興建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加以改建。既有所繼承，又大有發展，首先縮減居民稀少的北部地區，在元大都北牆以南五里一線，利用原有湖泊的上游及其向東引水的漕渠作為護城河，另建新北牆，從而確定了今天安定門與德勝門東西一線的位置。不久，又拓展城內南部，在舊城以南近二里處，建起新南牆，也即今天崇文門、正陽門與宣武門東西一線的位置。由於明北京城北、南城牆位置的變化，從全城平面圖來看，元大都以“中心之臺”作為全城幾何中心的標誌已不復存在，新的城市幾何中心南移到萬歲山的位置。
紫禁城的南移，不僅可以在保持其全城中軸線上主要位置的同時，又得以環繞宮城四面，開鑿寬闊的護城河。這項工程在元大都的四周是不可能進行的，因為元大都的西北一側距離太液池東岸太近，已經沒有開鑿護城河的餘地。由於護城河的開鑿，不僅加強了紫禁城的防禦性能，而且可以把護城河的水，從紫禁城的西北角通過暗渠引入城內，然後傍著西牆南流，繞行午門內，最後由東南角暗渠注入護城河，這就是所謂“內金水河”。內金水河的下游經過太廟東牆外南流，與“外金水河”相匯，再轉而東流入通惠河。
紫禁城內的金水河，有很重要的實用功能。北京地區氣候的特點，是每年雨季集中於夏季，並且常有大暴雨在短時間內下降，勢如傾盆，如果排水不暢，極易氾濫成災，紫禁城內大小建築連簷接棟，大部分地面又都有磚石鋪設，如遇暴雨，即可由內金水河排出城外。反之，如遇火災或其他大量用水之處，內金水河又足以保證流水的源源供應。可見，內金水河起著重要的防洪、防火的功能。
紫禁城南面的午門，是宮城的正門，正當元大都皇城靈星門舊址，午門內的金水橋，也就是元代的周橋。金水橋北面新建皇極門（原稱奉天門），皇極門內，在元大內崇天門直到大明門的舊址上，先建皇極殿（原稱奉天殿），後又建中極殿和建極殿（原稱華蓋殿和謹身殿），這就是外朝的三大殿。
其後市所謂內廷的後三殿，奠基在元大明殿的舊址上，名稱是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後三殿的名稱，一直到清朝沿用不變，而前三殿在清代則易名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
這前朝內廷的六座大殿，一如元朝的大明殿和延春閣，恰好建築在全城的中軸線上，佔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後三殿實際上相當於元朝大內的延春閣。不同的是，前後六座大殿雖然分成南北兩組，而距離卻很近，因為兩組宮殿群的周廡乃是緊相連接的，這使得整個佈局比起元朝大內更為嚴整，空間聯繫也更為緊湊。
宮城的東西兩面城牆，仍設有東華門和西華門，只不過其位置已南移到東西兩牆的南端，使得宮城在守衛上更加嚴密。
後三殿北通御花園，園的中央有欽安殿，再往北便是紫禁城的北門，名為玄武門（清改為神武門），它向北正對著的就是萬歲山。
明代把遠在東城牆以內的太廟和西城牆以內的社稷壇，分別遷建到紫禁城南門之外的左右兩側，仍然保持著“左祖”“右社”的傳統規制。同時，又把皇城的南、北、東三面城牆稍向外移，於是太廟、社稷壇以及新開鑿的太液池南端的湖泊，都被包入皇城之中。元朝大內的前方空間有限，除去一般的衙署分列左右二外，並無其他重要建築物。明代拓展南城之後，紫禁城、皇城和大城的南牆依次南移，遂使彼此相隔的空間大為開展，同時，充分利用這部分開拓的空間，在紫禁城南面午門前方的中心御道左右兩側，佈置了太廟和社稷壇這兩組嚴格對稱的建築群。於是，午門與皇城南面承天門之間的整個地段，也納入宮闕建築的總體規劃之內，使中心御道更加明顯和突出。
在承天門（清初改為天安門）前開闢了一個完整的“T”字形的宮廷廣場，這是明代繼承元大都的舊制又加以發展的突出一例。沿廣場的東、西、南三面，修築宮牆，把“T”字形的廣場完全封閉，東西兩翼以及南端突出的一面，各開一門，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正南曰大明門（清初改為大清門）。自大明門內沿東西宮牆的內側，修建千步廊，至北端又沿宮牆分別轉向東西，中間襯托出砥平如矢的御道，從大明門向北直達承天門。
這種依靠空間的伸張壓縮所彰顯的帝王權威，可以說將王權至上的思想發展到了極致，也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設計上的巔峰，據說有一個故事說明了這種宮殿設計在維護帝王權威上所給人帶來的巨大精神衝擊。
一名七品縣官，應召面聖。當他進了前門，通過棋盤街，看到大明門，進去之後，眼前立刻出現了一道狹窄的通道——千步廊，兩側為五軍都督府與中央六部衙門，看到這個場面，他內心已經有所震懾了，從門往北一看，一個門套著一個門，很深很深地延伸下去，這進一步加劇了他惶恐的心神。出了千步廊，一個“T”字型的寬闊廣場出現在眼前，在這豁然開闊的廣場上，氣勢磅礴的皇城大門——承天門，就展現在他的眼前，城樓高大的身軀也橫亙在縣令的視線中，等他再走上分別對著五座城門的金水橋時，高大的城臺上九開間的大殿塞滿了他的全部視線，這種氣勢和威迫，竟逼得他不敢仰視，幾乎喘不過氣來，然而這還僅僅是進入皇城的前奏，後面的路還長著呢。經過金水橋，穿過雄偉的承天門，他想過了橋，進了那個門洞，就能見到皇帝了，但是，當他走進去一看，前面竟然又出現了一個門——端門，而從承天門到端門的距離，約為380米，較之前的距離縮短了許多。接著，縣令進入了端門，之後距離一下子又被拉開，遠處出現了一個很大很闊氣的紅門——午門，這種半圍合的“凹”字型形制所產生的壓倒性氣勢，給他一種泰山壓頂的壓迫感。當他看到午門大門的形狀不是圓門洞，改成了方狀，心想門洞變了，進了這個門洞，就能見到皇上了，於是他從偏門進去，但是又出來一個金水橋，又出現了一座城門——太和門，他想進了這個門，我總該可以見到皇上了，於是他繼續往前走，進了太和門，突然看見了一座在藍天白雲之下金光閃爍、高高在上的太和殿，“我可以見到皇上了”，說完便癱瘓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北京：故宮
建築師們通過這種距離的長短，空間的大小，所營造出來的那種讓人一張一弛的心理壓力，威迫的讓人喘不過氣來。僅僅通過距離的變化，建築形制的變化，體量的變化，就把皇權至高至大的思想通過中軸線上的五道大門作用到了人的內心，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高妙的技藝。
此後又過了100多年，由於蒙古騎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進行擾掠，威脅北京的安全，明世宗朱厚熜採納大臣們的建議，加築外郭城，以增強北京城的防衛。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修築了包圍南郊一面的外羅城，也就是舊日所說的北京外城，原來計劃環繞北京內城四面一律加築外垣，後因財力不濟，只將環抱南郊的城牆修建成功，這樣便把天壇和山川壇納入外城的範圍之內。外城的修築，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構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輪廓，外城南面有三門，正中為永定門，東為左安門，西為右安門。東西兩面各一門，東曰廣渠門，西曰廣寧門（今廣安門），東北和西北隅還各有一門，分別叫東便門和西便門，這七個城門的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外城的建設，使得從正陽門向南有一條筆直大道穿過東西並列的天壇和山川壇之間，直抵永定門。這是北京內城中心御道的延長，也是全城中軸線的明顯標誌。這條中軸線，從永定門算起，向北穿過紫禁城的正中心和景山中峰，最後止於鼓樓和鐘樓，全長近8公里。
可見，明代對北京城的改變不僅典型地體現了我國古代社會的設計理念，而且奠定了北京舊城的規模和格局。
之後，清朝入關，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沒做過什麼變動。只是，夏天的北京酷熱乾燥，紫禁城由於高牆圈禁，阻礙了空氣的正常流通，更像是一座火爐，習慣北方寒冷生活的統治者很不適應，於是在北京的西北郊外陸續修築了幾座園林，北京城幾乎以其原貌在以後的二百多年時間裡得以完整保存下來，一直到新中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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