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的印象里，父亲奥托一直是个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中学老师，母亲则开朗许多，但从童年起她就禁止彼得问父亲关于战争的事情，母亲过世后，彼得和父亲一起生活，退休的父亲偶尔也会提起往事：”那个时候的德国男人都要当兵，那是场罪恶的战争“，然而他的语调平淡而且空洞，2013年《我们的父辈》在德国播出，彼得终于鼓起勇气问92岁的父亲：”爸爸，您杀过人吗？“
战后奥托.浮士德一直担任中学老师
他建议父亲看看《我们的父辈》，老奥托表示不感兴趣：”人类互相杀戮而已“，彼得没有放弃，几乎是半强迫的陪着父亲看完了三集，老奥托看完只说了一句：”野战医院的护士是不允许吸烟的“。此后两人似乎忘了这件事，两周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敲开了彼得卧室的门：”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些事情“。
《我们的父辈》剧照
老奥托1941年6月被派到苏联前线，他说他在火车上都在问自己能不能杀人，然而自从到达白俄罗斯明斯克那一刻起，这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在去部队报到的路上他看到了第一具尸体，那是一名被游击队伏击的德军摩托车手，没过几天他又看到了第二具，一名被战友取乐杀死的俄国人，第三具尸体是半个月后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一名浑身是火的坦克驾驶员挣扎着爬出舱盖，空气里弥漫着烤肉的味道。
战争期间的奥托.浮士德
”看完那部片子我一直失眠，战后我一直回避看这种东西“，老奥托对儿子说，《我们的父辈》里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四个月后老奥托独立摧毁了一个苏军反坦克阵地，看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他发现自己无感了：“那时候人都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完成任务，战后我曾经试图回忆那些死者的面孔，但一个也记不起来了”，1944年老奥托被炮弹炸断小腿回到了德国。
战后老奥托结婚生子，成为了一名高中老师，每当妻子也就是彼得妈妈无意中提到战争的事情，平时温文尔雅的老奥托就会粗暴的打断她，他只和自己的哥哥西奥多谈论过，后者是库尔斯克战役的老兵：“1943年夏天我在希腊，三名意大利士兵遭遇游击队伏击阵亡，当时我已经是连长，营长要求我按照一比十的比例处决30名希腊平民，我拒绝了，营长又说死者是意大利人，可以降到10名希腊平民，我还是拒绝了，后来三名游击队员被抓住，我枪毙了他们，又编了七个希腊人的名字凑足十个上报”。
二战中的希腊游击队
老奥托最后回答了儿子的问题：“我在战争中杀了多少人？除了希腊这次，在俄国估计有一百个，或许更多”，老奥托的故事被刊登在本地的社交媒体上，《我们的父辈》的导演菲利普·卡德巴赫看到后发表评论：“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让战后德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问一问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在那场战争中到底干了什么，因为他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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