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1874年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現屬廈門市集美區），17歲時渡洋前往新加坡謀生。起初主要在他父親經營的順安米店服務，共做了13年。1904年創建菠蘿罐頭廠，1905年創辦日春黃梨廠，1906年，陳嘉庚入股恆美熟米廠，在福山園套種樹膠。逐漸成為南洋華僑中享有盛名的實業家、教育家，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1910年參加同盟會，遵照孫中山的革命宗旨，喚醒僑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興中華的一系列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嘉庚堅持抗日到底，反對賣國投降。他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著名提案。該提案登載於1938年11月2日重慶《中央日報》上。這是陳嘉庚提出的震動中外的堅決反對漢奸國賊、妥協分子投降賣國的“電報提案”：
議長、秘書（長）公鑑：
東電悉。庚因事未能赴會，甚歉。茲有提案二宗，乞代徵求參政員足數同意並提請公決。
一、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凡公務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
二、大中學校、在抗戰期間，禁放暑假。
三、長衣馬褂限期廢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陳嘉庚 叩首
（10月26日）
為支持中國抗戰，他先後組織發起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和“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並擔任主席。南僑總會成立後很快募捐鉅款，支持祖國抗戰。當時，中國的半壁河山已淪於日寇的鐵蹄之下，財政來源大大減少，而在陳嘉庚的組織領導下，廣大僑胞每個月都向國內捐錢捐物。據1940年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1939年軍費為18億元，同年華僑匯回祖國之款達11億元，其中南洋華僑捐款佔華僑捐款總數的70％。此外，陳嘉庚還積極組織各地籌賑會為前方將士捐獻寒衣、藥品、卡車等物資，以及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設立製藥廠、直接供應藥品等。抗戰的生命線滇緬公路建成後，司機和修理工奇缺。陳嘉庚振臂一呼，3000多名華僑青年揮別親人，冒著敵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搶運軍需物資，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儘管這樣，陳嘉庚卻因“對戰爭狀況、民眾生活多不詳知”，又“未嘗舉派代表回國慰勞忠勇抗戰之將士及遭受痛苦之民眾”而感到“義有未盡”。為此，1939年冬，他發起組織了“南洋華喬回國慰勞團”（簡稱“慰勞團”）。慰勞團代表資格：一要通曉國語、略識中文；二要不吸鴉片；三要自備旅費1200元（新加坡幣）。陳嘉庚起初並未準備回國。一是因為國語不通；二是年老畏寒，腰骨疼痛，不能久坐。後因國民黨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對慰勞團回國先是阻撓後要隨行並擬帶團，陳嘉庚決定親自回國慰勞考察。1940年2月底，慰勞團正式組成，團員50人。3月6日，慰勞團啟程回國。3月26日，陳嘉庚與莊西言、李鐵民等五人飛抵重慶。在機場臨時茶話會上，陳嘉庚言明瞭此次回國的目的：一是向抗戰軍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戰時國內情況；三是回南洋向華僑報告宣傳，使千萬華僑增加愛國熱心，以外匯財力助祖國抗戰。至於慰勞考察行程，他鄭重地表示：八路軍所在地延安，如能達到，擬親往視察，以明真相，不負僑胞之委託。
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早就感受到陳嘉庚在華僑界的巨大號召力和籌款能力，把他視為“大財神”，把歡迎他回國當作一件國家大事，為此，專門撥出招待費8萬元，包括歡迎接送、大小宴會、住宿出行、飲食起居。不料，陳對這樣奢侈的安排極為反感。一次宴會後，陳嘉庚很不高興地把慰勞團的一位秘書找去，說：“今天的宴會太鋪張了。現在是抗戰期間，大家的生活都很艱苦。每塊錢都要用到抗日上啊！”秘書告訴他：“我們從月初到現在，每天都是這樣吃法。蔣介石把您當成大財神，一心要討您老人家的歡喜。這次光是重慶一地就準備了8萬元的特別招待費！”“啊？8萬元？”陳嘉庚吃了一驚，“這不是要把一架戰鬥機吃掉了嗎？一架飛機也不過10萬元啊！重慶這樣鋪張，下邊也照著葫蘆畫瓢，可怎麼得了？”因此，他特地在重慶各報刊登載一則啟事：
“聞政府籌備巨費，招待慰勞團，餘實深感謝。然慰勞團一切用費已充分帶來，不欲消耗政府或民眾招待之費”。“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尤當極力節省無謂應酬”，“希望政府及社會見諒”。
最令陳嘉庚不滿的是蔣介石政府要員的貪汙營私。接待他的嘉陵新村富麗堂皇，當他聽到那座雄偉新穎的嘉陵賓館竟是孔祥熙私人所開時，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長期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兼財政部長又兼中央銀行總裁，竟公然私營企業，搜刮民脂，而監察院卻不管不問，可見國民黨大官貪汙腐化確非虛傳。
與此同時，陳嘉庚回國慰勞考察也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各方面愛國人士的歡迎和重視。當時戰鬥在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剛好回延安了。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以及鄧穎超等一行人曾特地去拜訪陳嘉庚，並贈送給他三件陝北出產的羊皮衣。陳嘉庚也對他們表示了關心國共合作抗日的心情。
當時，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沒有多少正確的瞭解。在此之前，他所聽到的都是共產黨如何“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狀如土匪”等誣衊性的語言，到重慶後又聞“中共破壞團結““不服從中央”，八路軍、新四軍“遊而不擊”“專事摩擦”等惡意攻擊的話。為此，陳嘉庚心中甚是不安。一次，陳嘉庚出席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的歡迎茶會，他在致詞中坦誠希望國共兩黨以抗日救亡為前途，竭力避免內戰，合作抗戰到底，以免海外僑胞痛心失望。在茶會中他問起如果到延安去訪問毛澤東，應該從什麼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葉劍英告訴他，到了西安可以去找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至時會有妥善安排。不久，毛澤東就從延安打來一封電報，正式邀請陳嘉庚訪問延安。
陳嘉庚要訪問延安，給了蔣介石很大震動。蔣明知無由阻止，只得力圖施加影響，防止他傾向中共。於是蔣介石大罵共產黨“無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棄義”，一連說了中共許多壞話，意思是叫陳嘉庚不要去延安。但是陳回答說：“我的職責是代表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凡是交通沒有阻礙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親自去看看，以盡我的責任，回海外也好據實向華僑報告。”蔣介石見陳嘉庚堅持要去延安，只好說：“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產黨的欺騙。”陳心中不快，認為蔣介石簡直是在拿他當三歲孩童看。而蔣又想，陳嘉庚是個特別有名的資本家，大概不會輕易同情共產黨那一套的，如果陳不相信共產黨的話而能為國民黨所利用，倒是一個很好的反共工具。
1940年5月31日，陳嘉庚一行抵達延安時，延安各界人士，齊集南門外熱情迎接。陳嘉庚走下汽車，不時向歡迎群眾鞠躬、揮手致意。
6月1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陳嘉庚參觀延安女子大學。像普通士兵一樣平易近人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給陳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陳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楊家嶺會見毛澤東，遠遠就望見毛澤東在窯洞門口迎候。二人相見熱烈握手，互致問候。進了窯洞，只見牆上掛一幅地圖，陳設簡單，僅十幾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箇舊式鄉村民用木桌而已。這使陳嘉庚感受到完全不同於重慶的簡樸氛圍。
當天晚上，毛澤東設宴款待陳嘉庚。晚宴設在毛澤東窯洞外的院子裡。初夏的延安，晚風習習。毛澤東在院中放了一張沒有油漆的方桌。桌子又矮又小，四周擺了幾個小発子。桌子坑坑窪窪，陳舊不堪，為使桌子好看些，毛澤東在桌子上鋪了幾張報紙當作桌布。而當他回窯洞取東西時，一陣風吹過，報紙散落一地，又露出破舊的桌面。毛澤東也沒有再撿拾這些報紙，索性直接在這個舊桌面上用餐。飯菜雖然簡單，與國民黨的招待宴會不可同日而語，但陳嘉庚卻吃得香甜而愉快。朱德、江青、王明夫婦都參加宴會，氣氛融治。
陳嘉庚在延安八天。這期間，毛澤東到他下榻的窯洞拜訪過幾次，或同午飯或共晚餐。他還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歡迎會，也應邀出席講演會。陳嘉庚發現中共領導人對他的接待和國民黨當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歡迎，中共領導人樸素而誠懇，而國民黨當局卻是奢侈而虛偽。陳嘉庚與毛澤東多次會見，期間發生的一些小事，頗引起他的注意和驚奇。如：一次在和毛澤東談話中，一些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來到，不敬禮便坐，並參加談話，絕無拘束。還有一次，毛澤東在辦公室與陳嘉庚談論南洋情況，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可參加，頃刻間席位告滿。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擠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軀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還有一次，毛澤東陪同陳嘉庚逛延安新市場。毛澤東的穿著並不比當地趕集的農民好多少。走在街上來來往往各式各樣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還停下來和他聊幾句，大到對邊區政策的建議、小到家裡的紅白喜事，人們語無顧忌，毛澤東都能認真地聽。
陳嘉庚是個很細心的人，在考察期間，特意單獨一人與許多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男女學生以及從他所創辦的廈門大學、集美學校投奔延安來的學生多次敞開交談，就心中所疑詳細詢問，以證實所見所聞。這些僑生也能夠敞開思想，無拘無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實情況。所聞、所見、所談都是一樣，這樣陳嘉庚的心才踏實了。
通過實地考察，陳嘉庚對延安最好的印象有下列幾個方面：第一，沒有苛捐雜稅，不像國民黨統治區捐稅多如牛毛。第二，領導人廉潔，他們的薪金和一般幹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稱津貼。這同國民黨達官貴人的豐厚薪俸以及貪汙舞弊、中飽私囊形成鮮明的對照。第三，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失業的人，人民生活過得去，不像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第四，領導與群眾平等相處，不像國民黨統治區等級森嚴。第五，是治安好。第六，男女關係嚴肅。第七，樸素成風。此外還提倡開荒，鼓勵人民生產，並且在陝甘寧邊區實行縣長民選，等等。
延安之行，共產黨領導人用民主、平等、清廉與簡樸的作風折服了陳嘉庚。從他們的身上，陳嘉庚看到了中國的出路和希望，看到了共產黨得人心、得天下的歷史必然。他在《南僑回憶錄》的序言中寫道：“餘久居南洋，對國內政治，雖屢有風聞而未知其事實究竟如何。時中共勢力尚微，且受片面宣傳，更難辨其黑白”。“及至回國慰勞”，“並至延安視察”“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並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餘觀感之餘，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可以說，延安之行是陳嘉庚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轉折點。從此，他發現了在黑暗的中國還有一個光明的地方。回到新加坡，他激動地對家人說：“餘此次勞軍經延安所見，深感中國有希望了！”隨後，陳嘉庚應邀發表多次演講，認為“拯救中國的人不但早已誕生，並且已經在那裡做出許多大事了”。他堅信：“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中國的救星就是毛澤東。
延安之行使陳嘉庚的政治態度發生根本轉變，他毅然與國民黨政府決裂。1949年5月，陳嘉庚應毛澤東的邀請，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當年9月，以華橋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陳嘉庚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為新中國建設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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