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就是一個絕世傳奇。
他出身於福建，父親早年在新加坡經商，17歲時，陳嘉庚離開家鄉去了新加坡，在父親的米店當學徒。後來，父親生意破產，負債20多萬元。陳嘉庚決心代父還債，集資7000元辦起一個菠蘿罐頭廠。結果，他只用三年時間，就把父親的債務全部還清。
五年後，他的存款達到50萬之巨。
陳嘉庚一舉成為了新加坡有名的企業家。
1909年，陳嘉庚結識孫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會。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當選為民國臨時大總統，陳嘉庚匯款5萬表示支持。
在20年代，由於經營有方，陳嘉庚在南洋的橡膠園達到一萬餘畝，工廠30多家，分店150多間，僱傭職工3萬餘人，為南洋第一，他本人的總資產也達到1.2億餘元。
但是，陳嘉庚身處異國，十分愛國，在國內捐資辦學，先後建成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還資助了近百所中小學。
陳嘉庚還積極支援抗戰，多次捐鉅款。
1932年，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他的豪言是：
“時至今日，任何人皆應抱犧牲精神，各盡所能，以與暴日扛。”
他帶頭捐款，南洋華僑紛紛響應，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陳嘉庚本人和發動華僑捐款，達到2億多元。
在抗戰中，他尤其感人的，是與曾經的好友汪精衛割袍斷義。
汪精衛為國民黨要人，早年追隨孫中山。陳嘉庚加入同盟會時，與汪相識。兩人一向私誼深厚。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時，還聘請汪精衛為校長。
但是，1938年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後，國民黨軍節節敗退，抗戰進入危急階段，汪精衛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卻公然發表對日“和平談話”，賣國媚敵。10月22月，陳嘉康從路透社的電訊中獲悉汪精衛的言論，立即發電規勸。汪精衛覆電狡辯，陳嘉庚於是於25、26日連發三電，痛斥汪精衛是當今的秦檜、張昭，並將自己與汪精衛來往的五份電文公諸於世。
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開幕。陳嘉庚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從新加坡向大會提出“敵人未退出我國以前，公務員談和平便是漢奸國賊”的電報提案，獲得大會通過，給喧囂一時的主和論沉重一擊。這個提案，被國人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汪精衛受到陳嘉庚提案的抨擊，身敗名裂。
在四面楚歌之中，汪精衛不思改悔，又於12月18日潛逃越南，接著在香港發表“豔電”，公開表態贊成日本首相近衛提出的亡華和平三原則。陳嘉庚聞訊，當即致電國民政府指出：“汪精衛甘冒不韙，公然贊同日寇亡國條件，稽其行跡，不僅為總理之叛徒，抑且為中華民族之國賊。”他強烈要求：
“宣佈其罪，通緝歸案，以正國浩，而定人心。”
然而，國民黨當局庇護汪精衛，“僅革黨籍，未及國法”，搪塞國內外輿論。1939年4月13日，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軍委會、國民政府及國民參政會，對此再次進行質問和追究。
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陳嘉庚不顧個人的私誼，毅然站出來揭露、聲討幾十年的好友汪精衛賣國求榮的劣行，並且一追到底，表現出浩然正氣和大公無私、除惡務盡的精神。
他的愛國之舉，贏得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欽佩和尊敬。
1940年，陳嘉庚訪問了延安，停留了九天。
回到成都後，他公開地說：
“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9年後，他的話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毛澤東當選為國家主席。
陳嘉庚也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50年5月，他從新加坡回國，從此定居在北京，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1年6月，陳嘉庚腦溢血，臨終前留下三條遺囑：
一、死後葬於故鄉集美。
二、最緊要的是國家前途，臺灣必須迴歸祖國。
三、集美學校要繼續辦下去。
陳嘉庚先生去世後，毛澤東稱之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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