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小人物」是如何成爲納粹分子的？

編者按：“小人物”是如何成為納粹分子的？這一問題吸引著米爾頓·邁耶（Milton mayer）在戰後旅居德國，與十位曾在納粹時期生活過的非常普通的德國人相處和交談，試圖重現他們當時的內心感受和所在的社會環境——這些人散佈於我們能夠想到的各個日常領域：士兵、木匠、麵包師、收賬員、警察、高中生等等，又都極其相似地成為了納粹分子。

在米爾頓筆下，這些普通的德國人時刻都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自身和生活的世界。這首先意味著，當“大人物們”都接受了納粹主義，他們就有了正當和充分的理由去接受它。此外，外部世界並不是他們有興趣瞭解和關心的，他們首先思考的是他們在過的生活和日常生活範圍內可見的事物——這也不難理解，他們會將納粹時期視為他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希特勒政府帶領德國走出了經濟危機，人們因此獲得了工作保障、麵包和住房，孩子們有夏令營。確實，納粹統治給予了他們某些“實惠”。

恐怖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入侵他們的生活。他們可以為了一份“體面的生活”接受納粹政黨提出的要求，開會、納稅、服兵役、當秘密警察……這些看上去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自認為未被強迫做更多的事。“街道上的某種麻煩事”也會被他們遇上，但“不對勁”並沒有困擾他們，更不會彌散開來——這些事件不會在當地的報紙上留下任何痕跡，他們的反應往往也是“留給警察處理即可”。

納粹共同體內部的友情和關切構成了這些“小人物”全部的生活，而數量非常小的“異見者們”的影響則被或強硬或溫和的方式給限制住了。納粹統治的群眾基礎就這樣被整合起來，在一個7000萬人口的國家中，它的人數超過了6900萬。“他們生活在它的統治之下，服務於它，更確切地或是創造了它”米爾頓這樣形容道。

這種生活狀態當然不僅存在於德國民族社會主義時期的背景下，它關乎一種普遍的人性，且很容易就被極權統治激發出來。“進行選擇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識，但壓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識，因為他們與正常的境況隔絕了。人們受到的擠壓越猛烈，他們就越難進行推斷。事實上，他們往往會變成不講道理的人；因為講道理是屬於這個世界範圍內的理智，而‘皮奧里亞’（象徵著納粹第三帝國和其他集權專制帝國）處於這個世界之外。”

那些“小人物”是如何成為納粹分子的？

我的10位納粹朋友中只有一位和我們——你和我——一樣看待納粹主義，看待納粹主義的各個方面。此人是教師希爾德布蘭特。甚至是他在那時也相信，而且現在仍然認為納粹主義綱領和實踐的一部分屬於“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個人，正派、勤勞、智力平常和誠實的九個人，並不知道1933年前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他們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現在他們也不瞭解它。他們曾瞭解到或現在知道的納粹主義，和我們曾經瞭解到和現在知道的不一樣。

按照我瞭解到的納粹主義，它是赤裸裸的和徹底的專制主義。它侮辱其追隨者的人格，同樣地奴役了其反對者和追隨者；日常生活——私人的和公共的——中的恐怖主義和恐怖；社會交往的每個層面上私人的和群氓的非正義行為；側面攻擊上帝，正面攻擊人的價值和這種價值暗含的各種權利。這9個普通的德國人完全不是以此方式來理解它，而且，現在他們仍然不是以此方式來認識它。如果說我們關於民族社會主義的觀點有點兒簡單，他們的觀點同樣如此。一種獨裁統治？是的，當然是一種獨裁統治，像我們父母知道的那些傳說中“黃金時代”的統治一樣。但像你們美國人使用的那個術語，極權統治？那是胡說八道。

當我問麵包師韋德金德先生他為什麼相信民族社會主義時，他說，“因為它承諾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它做到了。但我從未想像它會導致的後果。沒有人會想像得到。”

我認為我找到了寶藏。我說，“‘它會導致的後果’是什麼意思，韋德金德先生？”“戰爭”，他說。“沒人會曾想像到它會導致戰爭。”

民族社會主義的邪惡始於1939年11月1日；這是我的那位麵包師朋友的觀點。

納粹黨會議。

不要忘記——這9位德國人都不曾去國外遊歷（戰爭期間除外）；他們不瞭解外國人或沒有與之交談過或閱讀過外國報刊雜誌；在收聽外國廣播合法時，他們不曾收聽過；當不合法時，他們也沒收聽過（十分奇怪的是，那位警察是個例外）。和他們同時代的法國人或美國人一樣，他們對外部世界沒有興趣。正如他們認為的，除了從德國的敵人那裡聽到之外，他們不曾聽說任何關於納粹政權的邪惡事情，而德國人的敵人就是他們的敵人。

人們首先思考的是他們過的生活和他們看到的事物；而在他們看到的事物中，他們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們日常生活範圍內眼見的事物。我的9位朋友——甚至是第10位朋友，那位老師——在他們瞭解納粹主義的過程中，他們受到了它的啟迪，而且它使他們活躍起來。現在，他們回顧過去仍然——當然是他們中的9個人——把納粹時期視為他們生命中的最好時期；人們活著是為了什麼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有夏令營，有希特勒的年輕人（Jugend）不讓他們靠近街道。作為一位母親，她都想知道什麼呢？她想知道她的孩子們在哪兒，和誰在一起，他們在幹什麼。在納粹統治的那些日子中，她知道或她認為她知道；這有什麼不同呢？同樣，家內的事情也在變得更好，而當家庭的事情變得更好而且還有工作時，一位丈夫或父親還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嗎？

他們生命中最好的時期。對那些從沒夢想過在國內或國外有真正假期的人們來說，在“歡樂帶來力量”的項目中，他們有非常棒的10美元家庭假期旅行，夏天去挪威，冬天去西班牙。在克羅嫩貝格，“沒有人”（我的朋友們瞭解到沒有人）受過凍，沒有人捱過餓，沒有人患病而未得到照顧。因為人們彼此相識，他們認識他們自己的鄰人，知道他們自己的地位和職業、他們自己的政治（或非政治）觀點、他們自己的宗教和種族。到處都在宣傳新秩序的所有恩惠，這影響和打動了“每個人”。

也存在著恐怖，但沒有地方公告這些恐怖，它們就沒有影響到“任何人”。偶爾（只是偶爾）個別的致力於改革或引起轟動的美國報紙會揭露這個國家的地方監獄中的非人的境況；但當德國存在上述這類情況時（德國的報紙要比美國少得多），我的朋友中沒有人曾讀過這類報紙，而現在，那類情況已經不存在了。沒有任何恐怖曾侵擾過我的10位朋友的日常生活或曾引起他們的注意。在我的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有幾次經過克羅嫩貝格的街道時，也曾遇到過“某種麻煩事”，但警察會驅散人群，當地的報紙也不會有任何報道。你和我往會把“街道上的某種麻煩事”留給警察處理；我的克羅嫩貝格的朋友們也是一樣。

米爾頓·邁耶

現實的人們生活在現實的社區中，他們的真實生活與希特勒和羅斯福無關，或者說與希特勒和羅斯福正在做的事情無關。人們不是經常會遭遇國家。在1938年11月10日，即猶太教堂縱火案之後的一天，一家美國通訊社報道了發生在柏林郊區的一個小事件。一群孩子在從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猶太人的糖果店中搬運幾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圍成了一圈的穿著褐色衫的衝鋒隊隊員）站在一邊看著。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過來。他看著這些舉動，而後轉向了父母們並對他們說：“你們以為你們是在損害猶太人。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啊。你們是在教孩子們偷盜。”那位老人走開了，父母們衝入人群，從孩子們的手中拍掉糖果，拖著哭鬧的他們離開了。人——以父母的身份——遇到了表現為衝鋒隊形式的國家。但可疑的是，人是否知道國家，畢竟衝鋒隊隊員只是站在那兒，沒有進行干預。

在1938年11月11日發行的克羅嫩貝格報的第四頁的下端，以讀為“保護性羈押（Schutzhaft）”的一個很小的標題刊登了如下報道：“為了保障他們自身的安全，一些男性猶太人昨晚被羈押。今天上午，他們被送離這座城市。”我把這份報紙出示給我的10位朋友中的每一位。他們中沒有人——包括那位教師——記得曾看過它或類似的任何東西。

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直到該年的9月1日，當時，政府元首告知他們，波蘭進攻了他們的國家——在民族社會主義的統治下，我的朋友們的小日子一如既往地持續著，反倒是變得更好了，而且一直在變得更好，麵包和黃油、住房、健康、希望和新秩序能夠影響到他們的所有方面都在變好。有一位反納粹的婦女說，“德國之外的人們看來是無法理解上述那一切的。”她在1943年曾被監禁，表面上看是因為收聽外國廣播，但實際上是因為隱藏了猶太人（在技術上講是不違法的）。她接著說道，“我記得在1938年的一次納粹紀念活動期間，我站在斯圖加特一個街角，在經過多年絕望之後那種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和新的希望，在經過多年的理想破之滅後那種新的信念，也使我幾近狂熱。讓我試著告訴你那時的德國像什麼：我與我的一位猶太朋友和她的13歲女兒一起坐在影院裡，當屏幕上出現納粹遊行時，那位女孩抓住她媽媽的胳膊，低聲說道，‘唉，媽媽，媽媽，如果我不是猶太人，我想我會是一名納粹！’德國之外的人們看來不會理解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與其他每一種語言相似，德語中有一些極好的表述性短語是無法翻譯的，

7000萬德國人中剩餘的人們起了什麼作用呢？從任何積極的意義上說，在極權主義這架機器中，他們甚至連輪齒都算不上。一個像我們自己一樣的民族，只是通過道聽途說或其受害者或反對者的描述瞭解到極權主義這類制度，而且往往傾向於誇大極權主義統治下人和國家的實際關係。那些痛恨法律的人們，往往覺得法律是可憎的。但誰痛恨法律呢？在納粹德國，參加共產黨的會議或閱讀《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

在1950年代的美國，一方面，人們聽說不信任、猜疑和恐懼征服了這個國家，而在另一方面，沒有人感到害怕，沒有人誹謗，誹謗也沒有傷害到誰。真相在哪兒呢？在納粹德國，真相在哪兒呢？我的10位納粹朋友——那位秘密的民主主義者希爾德布蘭特除外——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生活中或與他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們中間存在著不信任、猜疑和恐懼；他們沒有被誹謗或被傷害。他們的世界是民族社會主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內部，在納粹共同體的內部，他們只知道友情和日常生活的日常關切。他們害怕“布爾什維克”而非害怕彼此，他們的恐懼是德國——這個從另外角度來看是幸福的納粹共同體——整體公認的恐懼。他們從未去過、看過或聽過這個共同體之外的地方；他們沒有機會。

德國的那種納粹主義意味著不信任、猜疑、恐懼、誹謗和迫害。我們是從帶給我們有關納粹主義信息的那些人那裡獲得上述認識的。那些人包括他們的社會生活在納粹共同體之外的納粹主義受害者和反對者；其本身是非納粹或反納粹人士的新聞記者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同情心天然地在受害者和反對者一邊。這些用非納粹的術語來理解德國的生活。存在著兩種真相，而且它們並不相互對立：納粹分子是快樂的真相與非納粹人士是不快樂的真相。在1950年代的美國——我沒有想要暗指這兩種情形是相似的，甚或是可以進行明確的比較——那些沒有持異見或沒有同持異見者交往的人們，除了巨大的共同體中那些持異見者的不信任和猜疑之外，他們沒看到任何不信任或猜疑，而那些持異見者或相信有權持異見的人們看到的只有不信任和猜疑，並感受到了摧殘。正如存在著兩個美國一樣，按照一種更為明確劃界方式，同樣存在著兩個德國。所以，正像存在著當一個人害怕警察巡邏而另一個人會向警察揮手“問好”這種情況一樣，在每個國家中都存在著兩個國度。在二戰後俄共化了的東德，國有工廠的個人一般被迫一週參加一次長達2個小時的會議，目的是我們稱為的“灌輸”或“洗腦”，而共產黨員則稱之為“教育”。

大部分德國人——差不多是他們所有人，在納粹主義統治12年後——在上述那些強制中，並沒有經歷任何無節制的事情。甚至在二戰前的納粹主義統治時期，納粹黨黨員只是被要求把每週五晚上和週日上午奉獻給黨和公共事務。除了上述那一點之外，對於那些雄心勃勃和政治上受到懷疑的人們來說，服務於專制政權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專制政權對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一個家庭和在音樂協會（Singverein）或體育協會（Turnverein）有體面地位的人們提出要求。我在克羅嫩貝格遇到過幾個公務員，他們從沒加入過納粹黨，也沒被打擾過；他們是從沒加入過任何黨派，沒人希望他們加入——也從沒被提拔過的那種人；我碰到過一位牧師，儘管他拒絕讓他的孩子們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和德意志少女團（German Maidens）——一直到其成員身份成為了自然而然的事物——但他從沒受到過迫害。

納粹統治期間，一些在德國遊學的英國女孩們。

這就是當地的情況。甚至在極權主義統治下，這些情況也控制著公共權威對個人的適用。它們與其他地方的情形十分不同，大大超出了我曾想像的民族社會主義統治下的事物的可能性。除了當地長官是狂熱的信仰者外，他們幾乎總是傾向於放寬中央的控制（正如其他地方的地方法院一般會放寬法制原則）。而當地長官是狂熱的信仰者的例證則屬於例外；他們為了有效地完成任務不得不成為地方上受歡迎的人物。

在納粹分子在德國掌權的整整12年中，牧師威廉·門申（Wilhelm Mensching）都在下薩克森（Lower Saxony）州佩岑（Petzen）村向他的一小群教眾宣傳反對納粹主義。每週日上午，他都會站在他的講壇上，回答村長——一位“納粹黨的老戰士”——每週六晚上在市場上所做的講話。門申從未被粗暴地對待。當蓋世太保從漢諾威來逮捕他時，村長去到省黨部頭目（Gauleiter）那裡反對他們的行為，結果就沒對門申實施逮捕。威廉·門申“一直”是佩岑村的牧師，攪擾他就是對佩岑村格局的不可容忍的攪擾，門申和村長都知道這一點。

在德國，沒有成千上萬個門申式的人物，這完全是因為不會每天都有這類人出生，而且德國（和其他地方）的教堂一樣，無法供養他們的成長。但是，有數十位門申式的人物就足以說明問題。毫無疑問，民族社會主義只用了幾年時間就實現了它那巨大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把人整合進國家之中；其中還有6年處於戰爭之中，在此期間，一體化的速度可能而且確實是被大大加快了。但是，所有的現代專制者都超越於政治之上，他們在實現一體化的過程中證明了他們都是老練的政客。他們知道——無需閱讀佛羅倫薩理論家們的著作——政客們承擔不起被痛恨的代價。專制政權會不惜一切代價迫使類似尼莫拉（Niemöller）一樣的牧師閉嘴；這位德國最著名的牧師曾說，“上帝是我的元首”。他一個國家的甚至是國際性的挑戰，因此，他必須被以強硬的方式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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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美]米耶爾·邁頓 著

王崬興、張蓉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978-7-100-09969-1

三輝天貓店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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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頓·邁耶，德裔美國猶太人，身份複雜的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二戰時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為何成為納粹，這個問題吸引他在戰後旅居德國，並與當地的德國家庭共同生活長達十年之久。他由此瞭解納粹統治下普通德國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這本極具影響的書：《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納粹時期生活過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訪者。在他們的講述下，納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更是十分適合一戰後德國人氣質和心態的世界觀。納粹征服了偉大的和平庸的德國人的心靈，也壓垮了他們。邁耶精闢地寫道：德國對納粹主義的積極性很明顯就是“小人物變瘋了”。

本書堪稱一份研究第三帝國時期德國生活的微觀社會人類學報告，它最有價值的貢獻是向人們展示了一幅觀念的圖景：納粹體制如何在普通德國人的層面以及德國社會內部發生作用。這些極具顛覆性的內容引人深思，關乎德國人，更關乎我們每個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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