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建國:記憶中的嵩縣農村有線廣播


姬建國:記憶中的嵩縣農村有線廣播


上世紀六十年代,農村有了有線廣播。雖然用信息產業發展到現在的眼光來看有線廣播是個小兒科,但對當時沒有電,沒有收音機,沒有音樂陪伴的農村來說,有線廣播不能不說是個顛覆式的進步。

農村有線廣播是從縣廣播站扯一根電線(鐵絲),扯到鄉(當時叫公社)廣播站。再從公社廣播站把電線扯出來,送到各村(當時叫生產大隊)。因為農村經濟貧困,所以從公社廣播站扯出的電線進到到農戶家裡時,基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公社到大隊。這個階段比較好辦,由公社負責,一根線扯到大隊部。路上需要的線杆都是從坡上砍伐的樹木,不管彎直栽到地下,鐵絲固定上就行。第二個階段是從大隊到生產隊。有的大隊非常分散,從大隊部到生產隊最遠的有幾十里路。把各生產隊的電線都扯上,這需要一筆開支,大隊不是馬上就能辦到的。因此這個階段被擱置了一段時間。第三個階段是從生產隊到農戶家中。這需要生產隊在本自然村扯上電線,經過各家門口,各家自己負責接到家裡安上喇叭。因這筆開支是由生產隊負擔,生產隊又沒啥經濟收入,又被往後推遲了一段時間。因此說農村有線廣播從孕育到實現是經過了時間的過渡一步一步完成的。

引起小夥伴們極大興趣的是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從大隊部送到生產隊這個階段。當深溝窮村的孩子們看到一根鐵絲上面拴一個比碗口大的紙喇叭,並且會說話,會唱歌,會唱戲的時候,別提多高興了。因為怕淋雨和人為損壞,生產隊把喇叭安到倉庫門後的門腦。平常的時候倉庫沒有人看守,門上經常落著鎖,所以聽廣播只能在門外聽。又因為有線廣播開始搞的時間不長,信號很不好,音量很小,在門外剛剛能夠聽到喇叭播出的聲音,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小夥伴們的熱情。每天早上和中午需要上學,直到下午放學以後,我們才急不可耐地跑到倉庫門口去等喇叭播音。在沒有手錶,沒法看時間的情況下,只能估計著快播音了趕快把頭貼到倉庫門上。當聽到喇叭裡發出“咔、咔”的聲音時,大家知道,廣播馬上就要開始了。果不其然,時候不大,那熟悉的開始曲《東方紅》便響了起來,播音就開始了。有一個傍晚,當幾顆小腦袋又一次湊到一起的時候,我突然提出個想法:“明天我們拿點粉筆,把倉庫門寫上'廣播站'三個字怎麼樣?”我的提議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贊同。第二天,我們從學校帶回來了幾支彩色粉筆,打算用紅粉筆寫底,再用其他顏色修飾。大家讓我寫,我沒有推辭拿起粉筆寫了起來。“廣”字寫完了,該寫“播”字了,可是寫不下去了。只記得“播”字一邊是一個“番”字,另一邊是啥怎麼也想不起來。問別的夥伴,大家一時也說不出來。停了一會,一個小夥伴一拍腦袋,說:“我想起來了。”我問:“怎麼寫?”他回答說左邊一個“番”字,右邊兩個“習”字。於是,第二天,生產隊倉庫的門上出現了歪歪扭扭但很醒目的三個大字:“廣翻站”,真是河南秀才啊。就這樣,我們像愛護自己身上的部件一樣愛護著生產隊僅有的這一隻小喇叭。每天惦記它,圍攏他,離不開它。

姬建國:記憶中的嵩縣農村有線廣播


終於,生產隊把喇叭線通到了各家門口,這下可好了,不用再爬到倉庫門上去借聽了。我家是上、下屋,爺爺奶奶住上屋,父母和我們兄弟兄妹住下屋。為了都能聽到喇叭聲,我們把上屋門上方安了一個,下屋門上方安了一個,讓兩隻喇叭對著播音。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喇叭裡每天播送革命歌曲,播送樣板戲,不但聽,還常常跟著學唱樣板戲。因為年齡不大,童音還沒有消失,能把聲音頂到《智取威虎山》裡小常寶的唱段“只盼著深山出太陽”那樣高。還能把楊子榮的唱段“共產黨員”那樣的高音從頭唱到底。上小學,上初中,正是需要往記憶裡填充知識的時候。學習中一發現有好的詞彙,經典的語句,人生格言等,都會立即把它記錄收藏下來,然後設法裝進大腦裡。幾部樣板戲都是數易其稿,經過了許多筆桿子的反覆修改加工,經過了文藝工作者的反覆演練才公諸於眾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裡面的唱詞雖然受“左”的影響痕跡較重,但詞彙凝練,意境深刻,概括性強,促人感奮。對於正處於求知飢渴階段的學生來說是再好不過的學習內容。藉助有線廣播這個平臺,每天聽,每天記,當時幾乎把樣板戲全部唱詞都記了下來。最讓我喜歡的唱段有《杜鵑山》裡柯湘的唱段“亂雲飛”:“亂雲飛,松濤吼,群山奔湧。槍聲急,軍情緊,肩頭壓力重千斤,團團烈火燒,燒我心……”。還有《智取威虎山》裡參謀長的唱段“誓把反動派一掃光”:“碩風吹,林濤吼,峽谷震盪。望飛雪,滿天舞,巍巍叢山披銀裝,好一派北國風光。山河壯麗,萬山氣象,怎容忍虎去狼來再受創傷……”。這些巨有氣勢的語句實在是能夠挑起小學、初中學生的興奮神經和激動心絃,讓我們一生難忘。

姬建國:記憶中的嵩縣農村有線廣播

縣廣播站當時每天早中晚播音三次,先播送開始曲,接著預報節目,然後按照順序往下進行。晚上播音到最後宣佈全天播音結束。公社黨委和管委有領導講話、工作佈置、會議通知時,也是通過有線廣播往各村傳達。有一個夏天,天遇大旱,小麥收穫以後大秋種不上,及時的抗旱播種成了重中之重。一箇中午下了一場雨,但馬上天又放晴了。為了消除幹群麻痺思想,繼續加大抗旱力度,公社黨委書記段炳春親自到廣播站進行直播講話。當基層群眾從小喇叭裡聽到黨委書記的講話時,心裡十分高興。因為公社的會議一般是到公社開的,能夠聽到黨委書記講話,起碼得是個大隊幹部。如今在喇叭裡能夠直接聽到公社一把手講話,這是大家從來沒有感受過的,這也可能是當時黨委書記開到最基層的廣播電話會吧。


小喇叭是黨的喉舌,被稱為“政治嘴巴”。跟著這個“政治嘴巴”,我們知道了許多國內和國際上發生的大事。及時收聽到了黨中央的聲音和毛主席的指示。明白了當時的國家形勢。1970年4月份的一個早上,《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開始了。當時沒有用心聽播送的內容,正播送時主持人的聲音停止了。隨即出現了《東方紅》的樂曲聲,但又不是平時那種伴唱或者交響樂的聲音。而是像笛子吹出的樂曲一樣,很單調很特別,並且是一遍一遍的重複播送。等樂曲一停,播音員開始介紹了,原來我國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東方紅》樂曲就是從衛星上傳下來的。聽了以後心裡格外激動。這畢竟是我國在航天科技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是全世界少有幾個國家能達到的科技成就。《東方紅》,它是當時中國的最強音,也是當時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把這樣一張名片放到衛星上,等於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已經擁有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騰飛了,中國今後也將會在航天領域和各個領域邁開更大的步伐。雖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設計壽命只有二十天,實際在太空運行二十八天後和地球失去聯繫,但它誕生的意義將會永遠銘刻在中國航天曆史的紀念碑上。 收聽有線廣播,知道了啥叫新聞,也逐漸明白了新聞時效性最強。因為新聞是政治和形勢的具體體現,所以一些內容在當時看是正確的,過了這個階段會有可能變成另一面。1970年,中國和意大利建交。1972年,經周恩來總理批准,意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到中國拍電影。本來給他安排有帶路人,有拍攝地區,比如人工天河紅旗渠等地方。但安東尼奧尼沒有按照中國給他定的調子行事。而是根據他自己的發現拍了一套內容。製作成了一部長達三百多分鐘的大型紀錄片《中國》。在意大利演出後引起了世界各國的轟動。但與此同時也深深刺痛了當時國家部分領導人的神經。因為影片把焦點對準的是普通民眾的面部表情,是土坯牆,是泥巴路。特別有一個鏡頭呈現的是豬圈裡正在吃食的豬,突然揚起頭來看著前方,這時候背景音樂卻是樣板戲《龍江頌》裡江水英的唱段“抬起頭,挺胸膛”(後來才知道,安東尼奧尼正把鏡頭對準豬圈裡的豬拍攝時,附近的廣播響起來了,因他是外國人,聽不懂中國音樂的內容,在剪輯時沒有把音樂去掉,造成了內容與背景音樂在政治上的天地反差)。在江青的指示下,人民日報發文《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使國內掀起了一陣批判反華影片《中國》的巨大聲浪。在聽到小喇叭中播送這篇文章的時候,播音員神情激動,慷慨陳詞,那種嚴厲,那種憤慨,在《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中是很少聽到的。以至於自己在許多年以後對這個新聞仍然印象深刻。1979年中國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了《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反華影片事件才有了結論。2004年《中國》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上放映一場,一票難求。因為《中國》被冠以“反動”影片,當時國內看不到,我們這些凡夫更是難以看到。但是衝著當年播音員給頭腦裡種下的不滅印象,在家裡有了電腦之後,我第一時間搜索了這部影片。在影片裡看到了七十年代的落後中國、真實中國。那天安門前走過的老式汽車,那王府井大街上的腳蹬三輪車,那身著中山裝滿臉菜色的中國底層民眾,不能不讓當時的官方認為是在揭露社會主義陰暗面,不能不說是在有意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反過來我又想,如果再過幾十年來看這部電影,不亞於現在回過頭去看清朝。因為鏡頭裡保存的是那一個階段裡一幅幅真實的、唯一的中國畫面。我敢說這部電影對中國來說,未來一定會成為文物級作品。

社會在不停前進著,落後的東西總要被進步的東西所代替。當收音機在農村普及以後,黑白電視、彩色電視相繼走入了尋常百姓家。這些能聽見聲音還能看見人影的新型媒體盒子確實比有線廣播先進多了。於是農村有線廣播逐漸受到冷落。管理由放鬆到失控,電線被人盜割,線杆被人拔掉,喇叭最終變成了“啞巴”。

目前在縣城還有有線廣播,在一些鄉鎮所在地也可能還有有線廣播,但能夠把有線廣播大面積送入到農村千家萬戶的狀況不會再有了。雖然農村有線廣播已經息聲幾十年了,但它給予一代人的幫助、影響、鼓舞和激勵,這一代人將永遠不會忘記。農村有線廣播,我們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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