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回憶中曾提到：他在參加一次高層社交活動的間隙，有個高瘦的、穿著一般的人向他走來，使勁握住他的手，說了很多讚歎的話。那個男人說，他讀了許多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非常喜歡。索爾仁尼琴被這突如其來的熱情搞得有點發懵，因為他並不認識那個人，對方自始至終也沒有作自我介紹。索爾仁尼琴原本認為這很正常，畢竟自己也是有名的作家。然而，當他問身邊的同事，那個男人是誰時，他驚訝的說不出話來：那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講過謝列平的生平，提到謝列平對領導人鋪天蓋地宣傳的做法非常痛恨。在一次重要的高層會議上，謝列平就這個問題大肆開炮，弄得大夥兒都下不來臺面，最後還是蘇斯洛夫解圍，說這不過是蘇聯的一個傳統而已，沒必要上綱上線。雖然事實如此，但蘇斯洛夫對這樣的宣傳行為的不屑，並不比謝列平差多少。
總的來說，蘇斯洛夫與謝列平極為相像，二人的品格都非常高尚；蘇斯洛夫擁有一名卓越政治家所有的可貴品質：穩重、樸素、實事求是，工作經驗豐富，政治手段強，生活中又平易近人。仔細一看，兩者又差別巨大。戈爾巴喬夫對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那夥兒蘇聯領導人非常不屑，甚至曾公然將他們稱為“病夫”，還說“病夫治國頗具象徵意義，意味著那個體制本身也瀕臨死亡”。然而，戈爾巴喬夫卻給了蘇斯洛夫極高的讚譽，還以難以置信地語氣稱讚：“這人真了不起！”
蘇斯洛夫與謝列平最大的不同，在於兩人發跡的人生軌跡差距很大。後者從一開始就在政治機關中工作，對經濟問題、地區管理和國家治理上缺乏經驗，前者則在這方面一點都不差。蘇斯洛夫出身貧寒，但他卻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教育。1924年，他從莫斯科工農專科學校畢業，1928年又在莫斯科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完成了進修，擁有經濟學研究生學歷。除此之外，他從1918年開始就為基層經濟部門工作，職位一路攀升，對各級單位的情況都有一定了解，擁有極為豐富的工作經驗。
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蘇斯洛夫就逐漸進入了高層的視野。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現，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1944年，斯大林破格提拔，將蘇斯洛夫任命為立陶宛方面的一把手，致力於打擊立陶宛的民族化，維護國家統一。在這個過程中，蘇斯洛夫展現出了極為強硬甚至是有些殘酷的政治手段，收效顯著，深得斯大林賞識。隨後幾年，蘇斯洛夫一直活動在波羅的海沿岸一帶，斯大林賦予了他許多特權，把他視為負責該區域工作的“特使”。1946年，蘇斯洛夫回到莫斯科，一下子被提拔到權力核心，其地位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等人並駕齊驅。
值得一提的是，蘇斯洛夫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十分純潔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許多零碎的瑣事上窺得一斑。蘇斯洛夫很有能力，但他性格謙遜，從來不大聲斥責下屬。每次與他人會面，無論對方是國家領導還是普通民眾，蘇斯洛夫都會主動熱情地與對方握手問候。另外，我們之前提過，蘇斯洛夫不喜歡拋頭露面，他經常阻止媒體報刊刊發宣傳他的文章，許多事情他也不願親自出手，而是將工作交給其他人。蘇斯洛夫還是個禁慾主義者，他不住豪華居所，喝酒從不過量，不追求職位與勳章，也不以權謀私，用自己的影響力給子女安排前程。據說，蘇斯洛夫每年都會主動彙報自己的收支狀況，然後將剩下的工資一分不差地上繳。他出差時也不會公款吃喝，住宿和吃飯都會自己掏錢。
要知道，當時蘇聯特權階層的“福利”之豐厚是非常恐怖的，莫託洛夫就曾經提到此事，稱上面總是不定期地給他們發紅包，數額巨大到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蘇斯洛夫無疑是當時蘇聯高層中的一股清流，這樣的品格是十分可貴的。再看謝列平，二人在這一點上尤為相似，但在政治上，兩人可就差得遠了。從1946年開始，蘇斯洛夫逐漸掌握了蘇聯的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成為了國家的喉舌。加上他能力很強，文采口才俱佳，他在高層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
不過，此時的蘇斯洛夫依舊沒有半點膨脹，與謝列平不同，後者是個純粹的好人，對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總要直言不諱，蘇斯洛夫卻選擇低調處理，從不把自己擺在顯眼的位置上。他更像是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但同其他政客一樣，在政治上仍是相當複雜的一個人。我們上篇文章講到，以日丹諾夫、庫茲涅佐夫為首的“列寧格勒派”和與馬林科夫、貝利亞為首的“機關派”爭得你死我活時，蘇斯洛夫選擇兩邊都不得罪，甚至有意識地自降身價，絕不捲入任何一方。他的穩重與內斂為他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日丹諾夫病逝不久，蘇斯洛夫就趁虛而入，頂替了日丹諾夫的位置，權勢進一步鞏固。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高層的權力鬥爭進入白熱化，蘇斯洛夫依舊波瀾不驚，而是有條不紊地鞏固自己的權力。1953年3月，蘇斯洛夫落選中央主席團，但他的權力幾乎沒有受到影響；1955年7月，他再次入選主席團，並一直兼任中央書記。到了1966年時，蘇斯洛夫已經控制了國家宣傳鼓動部、科學和院校部、文化和信息部、青年和社會團體部、蘇軍政治部和對外人事部以及兩個國際部門。國家的文化教育、出版、廣播電視與電影等工作都被蘇斯洛夫掌握，此時的他儼然已成為國家的喉舌，即便在後赫魯曉夫時期，蘇斯洛夫並非著名的“三駕馬車”之一，但他的地位絕不比任何人差，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勢力。
由於長期把握著意識形態工作，對民眾思想的控制非常嚴格，蘇斯洛夫也被人們稱為“灰衣主教”。在如今看來，這個稱號似乎並非完全是褒義的，也有不少西方學者將蘇斯洛夫視為一位思想上的暴君，蘇聯民族文化的“毀滅者”，但事實上，他掌握著國家思想的時代，恰恰是蘇聯文化氛圍開放友好的時代。蘇斯洛夫主張人性和和平，甚至有許多映射蘇聯官僚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弊端的作品都得到了包庇。在他的支持下，蘇聯文化界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
蘇斯洛夫的能力之強，令赫魯曉夫對其非常信任，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斯洛夫便被委以重任。不過有趣的是，赫魯曉夫的大包大攬日趨膨脹，使得性情溫和的蘇斯洛夫非常反感，以至於偷偷做了許多削弱赫魯曉夫權威的事情。比如，赫魯曉夫最初想要和平解決布達佩斯問題，但在蘇斯洛夫的操作下，蘇軍最終出兵匈牙利。另外，蘇斯洛夫還經常挑撥文化界、科學界與赫魯曉夫的關係，令赫魯曉夫的地位出現動搖。最終，當勃列日涅夫等人計劃取代領導時，雖然蘇斯洛夫並非計劃的制定者，但他仍然積極地參與，並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當然，蘇斯洛夫並非聖人，他的過失也是十分明顯的，甚至給蘇聯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在歷史文獻中，蘇斯洛夫滿腹經綸，他非常善於引經據典，用列寧或是斯大林的話批評某人，令對方毫無還手之力。然而，蘇斯洛夫本人也有點教條主義，喜歡上綱上線，對於他本人不能理解的事物，“要麼壓制，要麼徹底毀滅。”除此之外，在赫魯曉夫時期，斯大林體制對蘇聯的影響有一定的鬆動，但在蘇斯洛夫等人的努力下，蘇聯重蹈覆轍，出現了“再斯大林化”，許多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反而愈發僵化，發展進一步停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表面的繁榮下，這些問題一點點加劇，以至於後來積重難返。從這個角度來看，蘇斯洛夫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同時又有點蘇聯歷史“罪人”的感覺。
這樣一位“灰衣主教”，掌控著蘇聯的思想一來就是34年，他給蘇聯留下了不可逆的影響。勃列日涅夫時代中後期，蘇斯洛夫成為“蘇聯頭號思想家”，地位可見一斑。1982年1月18日，蘇斯洛夫與克格勃副主席茨維貢有過一次秘密的談話，蹊蹺的是，僅一天後，茨維貢突然自殺。蘇斯洛夫受到此事影響極大，也於1982年1月26日病逝。他被埋葬在列寧墓後的克里姆林宮牆下，葬禮當天，整片區域都被克格勃人員封鎖，但仍有人忍不住感嘆：自從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幾乎再沒有過如此隆重的葬禮。巧合的是，蘇斯洛夫的半身像，恰好就在斯大林墓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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