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爲聖賢,便爲禽獸」,痛定思痛,那一年曾國藩發現了另一種道

曾國藩這個人,在近代歷史中是一個難以蓋棺定論的人,有人說他是“劊子手”、“屠夫”,被稱之為“曾剃頭”,亦被叫做滿清走狗,屠殺漢人同胞千萬,是典型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同樣的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英雄,是晚晴四大名臣之首,他的出現中興了清王朝,讓漢人統治階層冒頭,成為清帝國不可分割的中堅力量。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痛定思痛,那一年曾國藩發現了另一種道

對於曾國藩的評價,在這我們就不討論了,而今筆者就說說他的為人處世之道。

早年曾國藩就師從於程朱理學大師唐鑑,因此曾國藩嚴於律己,克勤克儉,他養成了一個習慣,用記日記的方式來時刻自省己身,在他的家中掛著一幅字“不做聖賢,便為禽獸”,初來看,還真是覺得曾國藩與眾不同,在他看來人的歸類,不是聖賢,那就必定是禽獸,由此可見他也是有些極端主義思想的。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痛定思痛,那一年曾國藩發現了另一種道

話還要從他母親去世,回家丁憂說起。那一年即是1852年,太平天國起義的第二年,因為起義軍聲勢浩大,一時之間席捲全國,由此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當此時,清八旗軍和綠營兵都腐朽非常,不堪一戰,因此曾國藩就這樣被推上了時代的前沿,被清廷命令辦理團練。

就這樣團練風風火火的辦起來了,被稱之為湘勇,在這期間,曾國藩在長沙的審案局中辦理了不少的事情,在他雷厲風行且鐵血無情下,製造了不少的殺戮,其中不可否認是有著一些冤案的,再加上插手地方事宜,曾國藩的剛強不屈從導致了他和湖南官場的不少嫌隙,巡撫駱秉章、提督鮑起豹等一大批人都被其有意無意間得罪,因此他也帶著湘勇來到了衡州訓練,時間不長,果真被曾國藩訓練出了一支水陸和陸路並進的軍隊,一萬人足以派上戰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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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曾國藩率軍攻打靖港一役中,他被太平軍打的大敗,甚至於投水自盡,好在被手下救起,之後無臉進入長沙,就在船上待著,他的失敗換來的是湖南上下官員對其嗤之以鼻,冷嘲熱諷,除了左宗棠當面大罵他一頓外,其餘人皆沒去安慰走訪他。

屢敗屢戰,這是對曾國藩湘軍的真實寫照,在1854年,曾國藩的湘軍攻陷嶽州,收復武昌奪回漢陽,震驚了天下,當此時,曾國藩是一雪前恥,春風得意,他還尚未體會到人生當中的另一種道。

1855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總攻湘軍水營於湖口,自此拉開了湘軍坐困江西的局面,從1856年開始,曾國藩困於南昌,雙方形成了對峙之局面,戰場上的勝負因素是極為複雜的,不僅僅是軍隊戰力還和糧餉也是息息相關的,而曾國藩因為只是一個兵部侍郎的虛銜,為此給他帶來了不少的困難,在湖南時期與其說是尷尬,那麼在江西幾乎可以說是舉步維艱了,因為從體制上來說,江西官場並不需要給曾國藩多大的面子,為此除了要時刻關注戰場局勢,曾國藩還需要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籌餉之上,為此他沒有少想辦法,如此一來就得罪了江西官場的人,雙方几乎是勢成水火,為此曾國藩用政治手段搞掉了江西一把手和二把手,可是接替的人也沒有少給曾國藩使絆子,曾國藩可謂是進退維艱,左右為難啊。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痛定思痛,那一年曾國藩發現了另一種道

恰好在1857年,這一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了,這給曾國藩撂挑子以極好的藉口,在江西的處境實在太難了,為此他向皇帝要實權的奏摺也發出去了,自己就帶著兩個弟弟回家了,曾國藩滿以為皇帝會屈從,萬萬沒有想到他將自己高估了,皇帝將他晾在了一邊,整整一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曾國藩是輾轉反側,痛苦至極,眼瞧著湘軍中的不少將領都在戰場上取得了功勳,得到了獎勵,而他這個統帥卻碌碌無為,你說他能不急嗎?也就是在這一年中,曾國藩對自身好好的進行了反省,讀了不少的書,總結了不少的過去的事情,終於他發現自己為人處世上有著極大的缺陷,他發現了原來在聖賢和禽獸之外還有第三種道,那就是中庸之道。

正所謂過剛易折,處世之道即是平衡之學,只有學會了處世之哲學,辦起事來才不會一波三折,處處掣踵。果真在1858年曾國藩復出後,他先是主動拜訪了湖南官場,上到巡撫,下到知縣,他這種謙恭的姿態和化干戈為玉帛的做法,得到了湖南官場的擁護,而後他還緩解了和江西官場的紛紛擾擾,這是復出前後的鮮明對比,他也不再威脅式的要求皇帝給他督撫實權了,而是一心做好事情,自此之後,湘軍雖在戰場上一如既往的有勝有負,卻是更加的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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