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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曾经历了一轮较长时间的“合”的过程，一度被寄予厚望的经济全球化，近些年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再次推进了全球贸易、人员、技术、服务等各方面的往来与整合。然而，这个以往曾被认为是希望所在的进程，最近几年却正在遭遇另一种称作为“逆全球化”的寒潮。
本文刊发于10月15日《联合早报》，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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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国特朗普政府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日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声称是两名中国军官所撰写的《超限战》一书，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书的作者之一、现任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湘穗教授，在去年出版的新书《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中所提出的一种新观念，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有可能放弃其一手构建的全球体系，成为“美洲的美国”；欧洲将努力防止重新碎片化，继续走共同体的道路；而在亚洲大陆的另一边，泛亚共同体也已现出端倪，天下三分正成为历史的新趋势。
近期的一些事态，似乎在给王湘穗的新著做出新的注脚。在中国的国庆假期到来前夕，北美三国达成一致意见，计划签署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贸易条约，取代已实施2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这个新协定的主要诉求和特点，是
美国意图整合北美区域价值链，推动关键制造业向美国回归，也就是说要实现产业链的北美化而非全球化，其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不言自明。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已确定取消出席11月的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显示其对全球性议程和美国之外事务缺乏兴趣。与此同时，在上月底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伊朗外长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纽约举行会议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提出将建立促进伊朗进山口（包括石油）结算的专门机制，帮助并确保经济实体与伊朗开展合法贸易，在此之后，欧盟9月24日宣布将绕开美国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打造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即自己的国际支付体系，以方便欧洲企业与伊朗继续进行合法贸易往来。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曾经历了一轮较长时间的“合”的过程，一度被寄予厚望的经济全球化，近些年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再次推进了全球贸易、人员、技术、服务等各方面的往来与整合。
然而，这个以往曾被认为是希望所在的进程，最近几年却正在遭遇另一种称作为“逆全球化”的寒潮，它的实践表现，是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从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中“退群”，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互通、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树立起各种壁垒，一个刚刚“合”起来的世界，又在出现“分”的势头。
作为应对，其他区域和国家，也被迫纷纷构想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新的机制，除欧洲之外，俄罗斯在筹划进一步实现自身经济去美元化，亚洲国家对于区域经济整合的紧迫感也在增强，比如对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态度明显比过去要积极。
最近30多年间的新一轮全球化，是以美国为动力、相关机制也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时至今日，美式全球化在到达其顶点后，也正在走向其终点。在“合久必分”又显示出其“魔咒”时，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其实有其限度或适应性？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并非今日才有的现象，19世纪的世界曾出现过“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当时的英国霸权秩序也曾塑造过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
然而，在其到达高峰时，不仅制造了全球化边缘地带的政治动荡，如美国发生南北战争、中国清朝以及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的解体，在全球化的中心地带，英国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殖民体系，也在全球化中被反噬而分崩离析。19世纪一度被英国霸权“合”起来的世界，到了20世纪上半场叶又“分”了，当时迭出的各种政治乱象，与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可以很好做出对比。
从英国当年主导的全球化的崩溃，和当前随“逆全球化”思潮而生的各种政治混乱中，可以感受到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谚语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学逻辑，那就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必然会产生对治理的需求，而人类对自身的治理，却总是有难以逾越的限度。
就经济全球化来说，乃是全球性的经济整合，必然与主权国家林立的政治现实相冲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是政治全球化，也即在存在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重组和利益落差，包括“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不相协调，才有可能被化解。 而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显然今天还不可想象，联合国仅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事机制，并没有类似于国家的强制性主权权力。
在美式全球化退潮时，区域化正在成为替代选择。在这一轮新的“分”的浪潮涌起时，亚洲国家必须以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因为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而陷入政治动荡的经历为鉴，防止在全球化中心地带的保护主义兴起时，再次给亚洲输入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作为应对，亚洲必须居于“三分天下”之“一”，域内国家要主动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实现更好的政治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在自保的同时，还以亚洲为动力，推进全球化的更新版本。
需要说明的是，以区域化为新选择，并不意味着就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将以新的方式集结待发，它并非只能有一个动力、一种模式，而可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动力、不同机制和模式。区域化并不排斥全球化，前者的自然延伸是后者，而且要以后者为补充，只不过在优先性上，前者要高于后者。
所谓“逆全球化”，不过是美式全球式的终结。当以亚洲的区域整合为基础、以此为动力的全球化开启时，必须以过往的英式和美式全球化为前鉴，懂得其限度及必要跟进的政治安排，以防全球化再度超过其政治适应度。
最近30多年间的新一轮全球化，是以美国为动力、相关机制也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时至今日，美式全球化在到达其顶点后，也正在走向其终点。在“合久必分”又显示出其“魔咒”时，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其实有其限度或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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