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不用攔了,紅星新聞記者「攔部姐」下崗變身「提問姐」

▲人民視頻:兩會夜歸人丨“攔部姐”再也不用攔部長了

從“攔部”到“部長通道”

世上本沒有“部長通道”,走的部長多了,也便成了“部長通道”。

好多年以前,“部長通道”不是一個官方名稱,它僅存在於跑會經驗豐富的記者口中。他們發現,人民大會堂北大廳是最容易和部長們擦肩而過的地方。於是,這裡便成了記者們等待部長集中亮相的大本營。

那時的部長通道,兩邊沒有隔離線,也沒有專門的發言區。攔部長的時候,通常是形成一個又一個移動的包圍圈。曾有一次,時任工信部部長的苗圩以及原民航總局局長李家祥曾前後同時出現,人民大會堂北大廳就出現了這樣讓記者們手足無措的場景。為了不錯過他們說過的每一句有價值的話,記者們通常需要從競爭變成合作,準備數個錄音筆,然後互通信息有無。

我記得有一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竺,直接被堵在廁所門口接受採訪。在這麼苛刻的環境下,陳竺仍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一年內要解決三類大病。”

2013年,“部長通道”升級了。依然是北大廳,依然還是百餘米的紅毯通道。不一樣的是,這裡設立了臨時“部長髮布臺”,安裝了音響,設置了方便攝影記者拍照的階梯臺。而我,兩次臨時當上了替媒體同行尋找部長接受採訪的“部長引導官”。大概因為一天之內攔下了十幾位部長,於是,我被網友們戲稱為“攔部姐”。

部長不用攔了,紅星新聞記者“攔部姐”下崗變身“提問姐”

▲一天攔下十幾位部長,於是被網友們戲稱為“攔部姐”

可能大家都以為攔部長很難,但實際上,很多部長的開放姿態超乎想象。有一次,我去攔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不巧的是,他前面還有一位部長正在接受採訪,他微笑著說“沒關係”,然後就很耐心地排隊等候。

原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同樣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我曾多次攔下他上部長髮布臺回應問題,每一次攔他,他都欣然同意。有一次,楊傳堂因來不及回答一位記者的提問,還專門輾轉將一份書面回覆轉給這位記者。

到2017年,部長通道更方便了。部長通道邊上豎起了一塊牌子,記者掃描上面的二維碼,就可以向部長提問。

在今年的部長通道上,“掃碼提問”的方式被延續了下來。我有機會向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提問,我問他,鄉村振興如何解決農村“最後一公里”的問題。他回答得很耐心,給出了明確的規劃、投入、數字,權威而細緻。

從“攔部姐”到“提問姐”

我時常覺得,我的故事,傳達著一種變與不變。

變是直觀的,部長通道從無到有,記者與部長的互動越來越便捷;而不變的是形式背後的精神力量。記者們身負使命、積極追問,部長們不迴避不推諉,面對熱點問題,回應公眾關切。

正是這種力量,讓兩會好聲音的傳遞更加通暢。

這兩年,老有人和我開玩笑說,“攔部姐你下崗了”,每次我都笑著回應:“我是下崗了,但這是一種進步,不是嗎?”

幾年以前,我曾說過一句玩笑話:“如果有一天,不需要記者攔部了,那我就可以輕鬆地準備好問題,盡情提問了。”

而如今,這樣的玩笑話卻真的實現了。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推進,讓媒體公眾和部長們的溝通變得常態化。部長們面對公眾關注的熱點,回應的姿態也變得越發積極主動。

今年,我總共獲得四次提問機會,從“農村最後一公里”到“國資劃轉充實社保基金”,從“地方立法權”到“棚改房”。這些問題,其實都代表著社會普通大眾的關切。

部長不用攔了,紅星新聞記者“攔部姐”下崗變身“提問姐”

▲“攔部姐”就地方立法權問題提問 圖片來源見水印

3月5日,“部長通道”上,我提問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鄉村振興如何解決農村最後一公里的問題?”一個涉及民生的小問題,卻讓無數生活在農村的人無不翹首以盼。

3月10日,國務院國資委就“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答問,我就“國資劃轉充實社保基金”提問,國資委主任肖亞慶的點評是“研究得很深很透,也很廣泛。”

部長不用攔了,紅星新聞記者“攔部姐”下崗變身“提問姐”

▲“攔部姐”就“國資劃轉充實社保基金”提問 圖片來源見水印

說實話,提出一個高質量的問題並獲得認可,再得到一個有價值的答案,會讓一個記者油然而生地產生一種滿足感。曾經我們“攔部”,最終也希望獲得一個公眾關心並且具有足夠信息含量的答案。

這是作為記者職業本身的一份基本職責。

不再需攔部了,我下崗了,“攔部姐”這個戲稱大概也會變成一個過去的存在。

而我,則會繼續提出各種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從“攔部姐”到“提問姐”的變化,也許正體現著部長通道上的那些進步。

END

紅星新聞記者丨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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