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苦心經營大明十七年，江山淪喪，遂死社稷，御衣前書：朕自登極十七年，內地三陷，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故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成為大明鐵骨錚錚的真實寫照。
靖難之役後的第十九年，朱棣正式遷都北京。朱棣為何要遷都呢？得國不正，名不正言不順，反對勢力蠢蠢欲動。面對這種情況，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遷都，把都城遷到自己經營多年的勢力範圍之內，同時切斷反對勢力與南京地方士紳集團的聯繫。這才是朱棣遷都的真正用意。
定都北京，稱不上是“天子守國門”。朱元璋八次北伐、朱棣五徵蒙古，明朝的北疆已經越過長城，直達漠北，北方有奴兒干都司、朵顏三衛、薊遼軍鎮為屏障，北京遠遠算不上國門，只是後來國土淪喪，北京才成為國門的。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瓦剌大軍兵臨城下，多虧于謙力守才得以保全。崇禎年間，皇太極大軍破關而入，兵峰直指蘇北，擄掠一番後揚長而去。所謂天子守國門，又守的是什麼？
國門守不住，不得不加餉營建遼東，百姓深受其苦，崇禎帝“再苦吾民一年”，結果百姓苦了一年又一年。終於，農民疾呼“逾期坐而死，不如盜而亡”，宜川王佐掛、安塞高迎祥、洛川王存孟、延川王和尚紛紛揭竿而起，川陝鄂豫大亂。李自成百萬大軍進逼京師，崇禎面臨無人可用、無兵可調的窘迫處境。
京師面臨威脅，應對之法不外“戰、守、遷”三種。上策自然是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再不濟也應固收京師，以待勤王，下下策才是遷都。而此時，崇禎最正確的選擇應該是遷都南京，東山再起。事實上他也這麼做了。然而，他好面子的毛病又犯了，喪師失地的罪名需要有人來背鍋。大臣們看出了他的小算盤，提出讓太子南遷的方案。崇禎一氣之下，撂下一句“君王死社稷，朕將安往”的氣話，南遷就此擱置。
北京城破，崇禎在殺死所有妻妾，眾叛親離，突圍無望，絕望之下自縊於煤山。崇禎死後，他的三個兒子相繼被抓，弘光、紹武、永曆三個南明小政權陷入內訌，失去了最後一次覆盤的機會。
有時候，一死了之並不難，勇敢活著承擔責任並解決問題才是最難的。被自己的臣民逼得走投無路，無奈之下殺妻自縊，反倒成了道德典範。照這麼說，紂王自焚於鹿臺、隋煬帝在江都被殺，也能稱得上是“君王死社稷”了。所謂“君王死社稷”，不過是一個自私又無能的君王在臨死之前給自己臉上貼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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