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論中國的國家利益系列(三)「現時代的中國國家利益觀」

前面本文分別論述了一般的國家利益理論,討論過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其他理論對於國家利益的看法,也論述了中國在當今世界格局中構建現代國家的歷史命運。

我認為由於中國的國家狀況與西方現代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不同,因此單純的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等任何一種理論下的國家利益觀,都是與它不相適應的。

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的條件迫使我們對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觀要採取超越的認識,即超越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國家利益觀,但又有效地吸取它們的內容,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各派理論的綜合中闡釋中國的國家利益。

下面我對於其主要的內容做一個初步的概論。

1

基於自由政體之上的國家安全利益

高全喜|论中国的国家利益系列(三)「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观」

安全是一個生命體的最核心的利益與價值,這一點對於現代國家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把國家安全視為根本性的國家利益,應該是沒有疑義的,抽象地看,注重國家安全符合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

國家權力從本質上說,是保障國家安全的能力,特別是軍事能力。但是,必須指出的,把國家安全視為根本性的國家利益,對於中國來說,又並不完全是現實主義的,因為現實主義只是有關國際政治的一種理論,它對於安全的認識是有片面性的。

現實主義的安全觀主要是指國家間關係中的一種生存狀態,並過於強調軍事權力在保障安全的絕對重要性。至於政治制度對於安全的作用,以及國內安全的價值等等,現實主義是忽略不計的,它的安全理論核心是國家間的(軍事)權力理論。

當然,對於中國這樣後發的現代國家來說,現實主義的國際理論在指導我們處理國際關係問題方面是十分必要的,發展中國的軍事力量,加強我國的國家權力,保障國家的安全利益,甚至抗衡國際霸權主義,等等。都迫切需要我們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國家戰略。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有一種“現實的自由主義”之“現實主義”的原因,也是我們要有“自由的國家主義”之“國家主義”的原因。追求國家的安全利益,提升基於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國家實力,強化我們的國家權力,這些都是必要的,它們是國家安全的保障。

不過,單純的現實主義對於我們又是有害的,或者說,必須對此有所重大的補充和修正,我認為必須從下述兩個方面或維度對於現實主義給予本質性的修正。一個是在國際方面,即用自由主義的國家理念修正現實主義的國家理念,構建一種“現實的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哲學。

為什麼要如此呢?因為在國際秩序中,現實主義的安全悖論一直是無法克服的一個重大問題,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尚處於開始構建現代國家的大國,而且又面臨美國一強獨霸、周邊地緣政治並不理想的狀況。

一味現實主義的國家戰略顯然是危險的,而且從政治價值的角度和世界秩序的總的演變方向來看,自由主義的和平理論無疑是值得追求的,而且也與我國的文化傳統相切合。

當然,單純的自由主義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它太幼稚了,只能說是一個理想,或小國依賴於國際機制的理論,而像中國這樣一個天然的大國,必須要有一個大國的外交哲學或國家戰略。因此,現實的自由主義應該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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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國內政治方面,即同樣用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的國家理念,構建一種“自由的國家主義”的政治哲學。

因為國家的安全利益並不完全等於一國之內的每個公民的安全利益,以及不同群體、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安全利益,與安全相對的既有國際上對於一個國家的戰爭或侵犯,也有國內的戰亂、動亂和政治迫害。

因此,中國現時代的國家安全利益,同樣包含著有關國家秩序的穩定,每個公民的人身安全、各個地方與部門的安全,它們同樣是根本性的國家利益,而要做到這些,顯然需要建立一個正義的國家制度。

歷史證明,到目前為止,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多樣的大國來說,一個民主憲政的複合聯邦制度可能是最不壞的一種國家制度。

在歷史上,這個制度休謨曾經稱之為“混合的自由政體”,麥迪遜等聯邦黨人稱之為“美利堅合眾國”,黑格爾稱之為“立憲君主制”,等等。

綜上所述,

現代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是首位的,但對於安全的理解,我們注入了新的內容,它是一種基於混合政體之上的國家安全,既有國際的意義,也有國內的意義。

主導它的並不是現實主義的權力原則,而是包含著自由主義的和平、自由、民主、法治與憲政等價值定位,而且從結構上說,它更符合建構主義的理論,即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是建構出來的,它內生於我國建設現代國家的迫切需要。

2

經濟繁榮及其制度保障

高全喜|论中国的国家利益系列(三)「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观」

國家安全利益既是目的,更是手段,在基本的生存安全獲得保障之後,經濟繁榮和個人自由便成為國家為之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者說便成為國家利益的本質所在。

關於個人自由,在下面我將專門討論,現在讓我們來看經濟繁榮。

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繁榮都需要一種與之相關的制度保障,我們的古典社會曾有過發達的農業文明,據照料顯示,我們的唐宋時代曾經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域。

即便是在清康乾時代,其國民生產總值也佔據了當時世界經濟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六,可以說中國的農業經濟達到了這個社會形態所能達到的極限。

但是,應該指出,現代國家是一個基於新的工商經濟形態之上的,一個基於市場經濟的規則與制度之上的現代國家

現代世界秩序的政治基礎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著重闡述的一個內容,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國際大循環之中,並且事實證明我們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在與這個新經濟形態的對抗中徹底地失敗了。

因此,現代中國的國家利益必須構建一個與世界經濟秩序接軌的經濟制度,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經濟繁榮是我們現代國家的目標,可是要實現這個新經濟形態的國家利益,我們在當前面臨著兩個極其艱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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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逐漸建立一個市場經濟的規則體系與制度框架。市場經濟不是國家經濟,而是自由經濟、法治經濟,是一個市民社會的生產與交換的體系,而這個經濟形態在我國還僅僅處於開始階段,需要一個自生自發的演變與積累的過程。

國家的經濟繁榮不等於國家對於經濟總量的控制和財富的佔有,相反,國家在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中,其主要的職責不是計劃經濟、佔有財富,而是提供一個法治的保障,並抵禦外部國家的侵犯

對此,英國斯密、休謨等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曾給予了經典性的揭示。

應該指出,現代國家的經濟利益不僅僅單純是指一個國家財富的總量,特別不是指國家直接擁有的財富總量,相反是指一個國家的國民私人所擁有的財富總量(所謂藏富於民是也)。

此外還要強調,制度也是一種經濟利益,而且是遠比財富更重要的國家利益,無論是自發地還是構建地建立一種制度,要比增加幾個或幾十個百分點的國民生產總值要關鍵得多。

第二,經濟繁榮與發展,需要資源、科技、貿易等多個方面的支持,現代中國經濟面臨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資源不足的問題,而作為現代國家的一個主要職責除了在內部合理地配置資源之外,還需要參與世界資源配置的鬥爭之中

應該看到,目前我國國民生產的資源有相當一部分依賴國際市場,例如石油的百分之六十需要進口,今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數字還要上升。由於時至今日的世界還基本上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況。

因此,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單元如何為國民經濟的繁榮爭取一個國際的有利環境,這是中國國家利益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在此,就需要我們在世界秩序中,審慎地、堅定地依靠國家的自助原則,審時度世地對抗國際霸權主義,尋求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最佳途徑。

當然,強化我國的國家實力,甚至建立一個不從根本上改變已有的國際秩序的軍事權力,是我國經濟繁榮的外部保障,這也是現代國家的職責。

3

自由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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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和平是一種價值,但也是一種利益。關於自由問題與和平問題,歷史上的各派理論曾經有關無數的爭論,這些爭論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

對此本文不準備多說,而只是從現代國家的角度來看待它們,我認為自由與和平是兩個涉及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

前者主要是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說的,後者則主要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的。

對此,可以說康德主義是我們可資利用的一個理論淵源,康德的法權哲學是以自由為首要價值的,而他的世界理論則是以永久和平為最終的歸宿。

當然,正像前面所指出的,單純的康德主義在中國構建現代國家的主題理論中是遠遠不夠的,這並不是因為康德哲學有什麼不足,而是因為我們中國現時代的政治社會的狀況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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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有理由把自由視為一種重要的國家利益,因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從根本上說不能單純依靠武力,所謂槍桿子理論或血酬原理並不能證明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而自由作為一種國家利益,它首先意味著是一種自由的政體,即充分保障個人權利的民主憲政的共和政體。

關於自由政體,孟德斯鳩、休謨、阿克頓都曾經有過精闢的論述,他們認為,所謂自由並不等同於什麼都可以做,而是法律下的自由,國家行為和個人行為都必須根據法律規則,自由是一種消極性的自由原則

從現代國家的角度來看,自由還意味著對於公民權利的尊重,自由意味著一種生命的尊嚴。

我們知道,人除了追求幸福,還追求承認,現代國家之所以把自由視為一項重要的國家利益,還因為它據此建立起相互承認的國家合法性。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指出文明社會的一個核心原則就是:我承認他人作為人的平等權利,同樣我也獲得他人的承認

平等承認的法權原則的關鍵在於人的自由價值,它對於現代國家是必不可少的。和平是一種價值,但也是一種利益,從現代國家的角度看,它主要是從世界秩序的角度來說的。

當然,國內和平也很重要,但在現代國家的演變中,國內和平的問題已逐漸被化約為民主、法治與憲政等領域的問題,國內戰爭與動亂的根子及其解決也不再圍繞著和平問題。

相比之下,國際政治歷來存在著一箇中心問題,即世界和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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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紅海行動》劇照

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有必要把和平視為我國在國際關係中訴求的主要利益,為什麼呢?

因為從目前現實的戰略角度來說,我們還沒有能力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而且我們也是現有國際秩序中的最大獲利者。

因此努力保持已有的世界格局,最大可能地維護現今的世界和平,為我國的全面發展創造一個自由主義的和平環境,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

而且即便是從長遠的目標來說,我國的國家利益也不是建立在國際霸權之上的,構建一個永久的世界和平,既符合我國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

我國曆史上的政治文化傳統為這個方面提供了恰切的資源,中國的“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與自由主義的世界原則具有著內在的親和性。

因此,我認為時下倡導的有關中國“和平崛起”的理論,開啟了一個廣闊的闡釋空間。

當然,和平的利益只是一個目標和信念,它能否實現,特別是它能否在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中實現,這並不單方面取決於我們一方,還取決於國際上其他的勢力,

具體地說,取決於以美國為主導的外部力量

因此,和平以及和平崛起是有條件的,即必須強化我國的國家能力,特別是軍事、經濟等方面的能力,在國際關係中,只有強大者才有資格談論和平,和平是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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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發展與崛起必須以自己的國家實力為依據,承認當今國際秩序的自助原則,這是我國作為一個政治行為體賴以生存的前提。

因此,目前的“和平崛起論”必須補上這一課,以防麻痺的我們的意志和思維,這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理論要務。

所以,在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上,政治現實主義的這個維度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而且不可須臾放鬆。

但是,應該清楚,現實主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在目前的國際秩序格局中,我們如果一味採取極端現實主義的單方面國家戰略,必然面臨難以應對的挑戰,與世界霸權國家的準戰爭不是沒有可能的,其結果最終受損的是我們的根本性的國家利益。

因此,自由主義的和平理論又是我們必須選擇的,這不應該是我們的權宜之計,而應該是我們的自覺選擇,因為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國際政治來說,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或其他理論相比,是最有可能達致和平與自由的,也最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

關於和平問題,國際上存在著各種理論,有代表性大致有如下三種:

  • 一種是霸權和平論;

  • 一種是經濟和平論;

  • 還有一種是民主和平論。

上述三種理論對於我們都有可資利用的價值。

在當前,我們的近期戰略是並不挑戰美國治下的世界霸權,並且積極推進國際、國內的經濟秩序與民主政治,以從根本性上為未來長期爭取和平奠定基礎。

我們反對窮兵黷武,但我們必須建構強大的現代國家;我們通過憲政民主的政體改革,致力於國際和平,但這一進程中的國家崛起並不完全保證和平,一國和平之政治訴求只是國際和平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要條件。

“自由的國家主義”與“現實的自由主義”理論,恰恰在上述雙層意義上,為我們的國家哲學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4

所謂基本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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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國家利益》劇照

前面我們簡要地論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本內容,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在此所指出的國家利益,並沒有包括所有的部分。

它們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內容,而且所謂基本內容,也並不意味著是一成不變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只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或現時代中國的國家利益之基本或首要的內容。

在很多人看來,諸如經濟上的公平問題、公民權利的保障問題、官僚體制的腐敗問題,以及國家統一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問題,等等。

也都是一些基本的內容,但這些方面在我看來,不是已經包含在上述的國家基本利益之中,就是目前還沒有上升到國家基本利益這個層面。

例如,與臺灣問題相關的國家統一問題,這當然是國家利益的一箇中心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包含在有關國家安全利益這個內容之中。

而且在本文我所要強調的並不是解決統一的手段、方式,而是統一的前提問題,即基於政體基礎之上的國家統一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諸如軍事解決等方面的討論只不過是策略上的事情,國家安全利益當然包含國家的統一,統一是一個國家最低限度的安全利益。

這個問題也許對於其他國家主要的是一個國家軍事能力的問題,而對於中國來說,我認為就不單獨是一個軍事,乃至經濟方面的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體問題。

因此,如何構建一個能夠解決阻礙統一問題的共和政體,並在此基礎上強化國家的軍事、經濟、文化、歷史等方面的整合能力,這是有關我們國家當前最根本性的國家利益。

再如,關於社會公正問題,以及官僚腐敗問題,這些當然是國家目前面臨的一些棘手問題。

經濟上的不公正已經嚴重損害了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工人階層的切身利益,而且腐敗也已經嚴重地敗壞了國家的制度,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無疑有益於國家的利益。

但是,應該看到,在一個現代國家的自由政體尚沒有構建起來的情況下,在一個國家安全利益尚面臨威脅的情況下,在一個經濟繁榮的法律制度保障尚沒有有效運轉的情況下。

所謂對於社會公正、官僚腐敗問題的解決,只能是紙上談兵,最多隻具有政策性的意義,並不是當前我國所要解決的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現時代國家利益的要津所在。

所以,在本文我沒有把社會公正問題視為與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自由政體等基本的國家利益並列相同的位置,這樣做不是說它們不重要,而是說目前它們還沒有前述的內容重要,也許將來在制度上解決了前述的問題之後,這些問題就上升到關鍵性的問題。

其實,這個演化的步驟,在西方的發達國家都曾經歷過,這些國家先是在現代國家的構建中確立了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政體的制度,並以此組成了世界秩序。

隨後從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才逐漸開始解決社會公正、經濟平等問題,所謂第三級的公民社會、文化等權利才成為國際社會領域的主流訴求,而後形成的福利國家可謂是這種演變的自然結果。

就我們國家來說,現在我們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我們還處於現代國家的草創時期,因此,國家利益的基本內容就不能與當前西方主流世界的規則體系簡單等同。

實際上,我在此已經涉及一個有關國家利益的等級劃分,但顯然,本文的劃分不同於前述的現實主義有關國家利益的等級分類,也不同於自由主義的對於利益分類的看法,甚至也不同於建構主義的方法。

由於中國現時代國家共同體的特殊狀況,使得我們考察中國當今政治社會的方法明顯與西方現行的各派理論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我闡釋一下涉及中國國家利益觀的幾個關鍵的政治哲學問題。

|本文系作者《論國家利益》一文的第二部分。原刊於《大國》第二期,後收入《現代政制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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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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