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回家，母亲再一次提醒我这只一事无成的单身狗已经26岁了，看看人家孩子，再看看你，唉……
虽然有一肚子话要反驳，但考虑到一年在家时间有限，母亲难得有抱怨儿子的时间，也就用几个玩笑奉承了下来。
可抱怨憋在心里总归对身体不好，我也反思了一下，与百年前相比，我们这代90后确实不够狂躁。
01
1917年1月1日，受教于美国杜威门下的1890后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在圈子内引发热议，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日后在历史教科书中人们将这两件事当做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新青年》虽然多年销量都盘桓在几千册，但在当时是最受新派知识分子欢迎的刊物，与《文学改良刍议》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蔡孑民（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陈独秀的《再论孔教问题》、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杨昌济的《治生篇》等文章，核心思想只有一个：现在很烂，需要改变。
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潜台词中便包含着历史常要转弯的含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帝制，却没有改变大多数的人心理。袁世凯希望恢复帝制后，在山东主政期间曾大力发展新学的他1915年明令学校教育必须设立在儒家思想之上，遗老遗少们很高兴，受新学教育长大的年轻人可不答应。
▲ 1917年，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图书馆。新文化运动期间全国大学生人数已达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时的40倍。
最明显的标志是“尊孔”政令发出后没多久，陈独秀于上海租界内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多领域发布重磅文章向“孔家”展开论战。
起初两家还只是隔空论战，直到是否要追随美国加入一战这件事情上康有为做靶子给了《新青年》声名大噪的机会。
只会打嘴炮的康有为就这件事发表了《致总统总理书》，一顿子曰、之乎者也，最后得出结论“不能乘德国人之危”。
被打得跟孙子似的还要不趁人之危，这种话康有为能不要脸说出口，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却看不下去，陈独秀抓住机会连发《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对德外交》《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文章，一路从硬怼康有为延展到对孔子之道不适用于现代生活的讨论，论战后陈独秀成为全国进步青年的偶像。
02
矢志将北大打造为一流大学的蔡元培，在发表完如今已载入教科书的著名演讲之后9天，聘请38岁的陈独秀为北大文科长，《新青年》的阵地也自然被带到北京。
说起来蔡元培与陈独秀也是老相识了，1904年两人就曾共谋过暗杀慈禧，如今13年过去，两人又要携手改造中国教育。
只会写文章办杂志便被聘为北大文科长难免会遭受非议，蔡元培在1月11日写给教育部的函件中帮陈独秀安上了日本东京大学学位才使得提案顺利通过，这在日后成为蔡元培曾为陈独秀“伪造学历”的美谈，在当时的北大是公开的秘密，也没人会计较，1917年底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同样没有学历。
在表现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运动的影视剧中，通常都会有进步学生与旧派学者间进行论战的场景，实际上辜鸿铭、刘师培等“旧派学者”也是同一时期蔡元培费心费力招揽进北大的，因为这些人确实有才华，新旧同存于北大也易于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当新派学生一味攻击辜、刘等人时蔡元培还会出面解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03
辜鸿铭等旧派人物看不惯新派思想大有可理解之处，因为那些“狂躁90后”的许多思想实在有点太新了，如钱玄同就曾说“今日凡超过四十岁的人都应该枪毙”，老人家谁敢赞同啊！
第一位登场的90后是我们前面已提到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开篇他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后写文章要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究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凡是此前精英们倡导的他都反对，认为要改变此前口语与书面语相互脱离的情况，做到“我手写我口”。
胡适的提倡颇有点西方神话中“盗火者”的意味，他想要做到的是让学习与表达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此后白话文也沿袭了这一路径发展，口语化与英语语法化（此前汉语中哪有主谓宾定状补）是最明显的标志，这样翻译和学习起西方科学来方便很多。
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处于后发的日本与韩国同样经历过此阶段，相当长时间内日韩两国的官方语言均是古代汉语，一进入到大力发展西学阶段便会倍感掣肘，而修改后的日语、韩语简直达到拼音文字的程度，会读便会写（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也做过将汉字全部拼音化的提议）。
▲ 在美留学期间的胡适
胡适的提议受到陈独秀的激赏，其不仅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做响应，还在蔡元培邀其出任北大文科长时明确提出附加条件：同时聘请胡适为北大任教。
彼时还在美国的胡适，受到蔡元培邀请之后马上决定动身归国，其原因并非全是回国去开创一项改造落后祖国的事业，而是蔡元培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数字——数百大洋的月薪，同时期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毛泽东也就一月8块大洋而已，这对家中早已借贷度日的胡适来说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
04
不平凡的时代总有一个共同点，牛人们会因自己认定有曙光而外人看来不现实的事情聚到一起。由于胡适和陈独秀的高呼，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被聚拢过来。
首先是30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钱玄同，由于蔡元培是其父亲门生，两人自幼熟络，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也邀钱玄同前来北大开课。尽管身为旧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但钱玄同在看过《新青年》之后由衷赞叹“陈胡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并批评老师章太炎所在的选学派、以及另一重要学问分支桐城派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积极要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
▲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毕业合影，前排左二为钱玄同，左三为蔡元培，左四为陈独秀
曾与钱玄同一起受教于章太炎门下的周氏兄弟也很快加入进来。36岁的大哥周树人当时已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每期《新青年》出版后都会寄回给家乡32岁的弟弟周作人，当读到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时，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多可读”的心得，很快来了北大，先在国史编纂处做编纂，1918年出任文科教授。
由于是浙江同乡又是老相识，此后几年钱玄同承担了《新青年》与周氏二兄弟间联络工作，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玄同来”的密度很大，还常开玩笑说《狂人日记》是被钱玄同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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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26岁的中华书局编译员刘半农也凭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加入进来，他的主张要缓和不少，认为古文中一些声调气息优美的方法还是应该保留的，同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即“改造新韵”与“以今语作曲”，不久后他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
无敌是多么寂寞，由于缺少对手作为靶子，彼时的《新青年》总感觉曲高和寡不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刘半农便和钱玄同一起想出了“唱双簧”的办法，两人同时化名，一人给《新青年》写批评白话文如何如何不好的信，另一人则写信说白话文如何好加以反驳，一来二去将事件“炒”热，上了热搜，引得众多文化名人加入讨论。
同时期加入的还有28岁便能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他对白话文并不十分热衷，却非常关注同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先后发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还有“佛系90后”梁漱溟，这位19岁开始读佛典、20岁便吃素总想着出家的年轻人，因发表《究元决疑论》引发轰动，23岁便被蔡元培聘到北大做教授，虽然北大新旧两派都不是很认可他，但他还是发表了不少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至1920年，乘着五四运动的东风，北洋政府终于宣布白话文为国语暨官方语言，同年胡适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引发大抢购，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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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天换地的豪情虽然让人激动，但过分狂躁也容易走上弯路。反古文，反着反着便会发展为对整个国家过去的否定，反孔教、反道教、反中医甚至反京剧、反农历，痛恨一切所有与“久”有关的东西，百年后看来有过激之嫌。
这些年史学界对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的得失成败有非常多反思，其中不乏“五四运动是一场失败运动”的论调，但实际上这些反思也均没有逃出1923年鲁迅在演讲中所提“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范畴，为反抗离家出走时很爽，可出走之后又怎么样呢？鲁迅给了一个悲观的答案：“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不幸的是，这些“狂躁90后”人生终局大多验证了鲁迅这句话。
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我党领袖，却因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抗战期间到重庆乡下从事文字学研究，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五四期间，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提些主义”的胡适便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结束了蜜月期，出任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与北大校长的他最终去了台湾，1962年在台北病逝。
1937年北平沦陷时，身体不好的钱玄同并没有走，终日惊恐的他次年便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
同样留在北平的还有与哥哥决裂的周作人，有一个日本老婆的他受到日军优待，抗战结束后因“汉奸罪”被判10年，建国后屡次受到运动冲击，感慨写下“寿则多辱”，1967年5月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
▲ 1946年7月，周作人以汉奸罪在南京受审
认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哥哥周树人因在1936年早逝，死后享有极高的声誉，每次他的文章在教科书中比例下降都会引发讨论。
更年轻的刘半农与梁漱溟也早早找好了出路。1920年，感觉文学改良“说容易做很难”的刘半农先后赴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研究汉语字声，回国后在北大国文系讲授语音学，1934年因病去世。
佛系青年梁漱溟则成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回老家搞了很多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建国后因在农村问题上提出太多“不合时宜”意见受到打压，1988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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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形势下的老问题”，让人人都可以掌握的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变相瓦解此前只有贵族精英才可以有的特权，这是对革命最好的“心理改革”，它让更多人看到了所谓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也都是“两肩膀扛一个脑袋没什么了不起”，干革命推翻他们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当然，在“开民智”积极一面的背后也有不少问题，自然、庶民、反抗这些烈度太大的词提多了会让人走形、过度个人化，觉得尊卑秩序都是发展的阻碍，五四急先锋傅斯年就在宿舍挂了一幅“四海无家，六亲不认”，后又被顾颉刚收藏，这是大家应该有的风范吗？
从工具角度看，白话文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如今移动互联网大爆发时代下的朋友圈、微博、自媒体又有什么不同呢？网络的高度发展在让所有人掌握工具的同时，是不是也每年都会冒出“父母皆祸害”等词语以及无数“老派”人士对时代正在粗鄙化的担忧，这些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那些争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所以，都是新形势下的老问题，100年前的90那么狂躁，逃不过“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宿命，年近不惑的韩寒也开始承认自己“退学是个错误”，如今网络上的90后再狂躁也会被00后拍在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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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中，张麻子给百姓们发枪、发钱打倒黄四郎之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钱都发光了，没人再愿意跟他回山里当麻匪，兄弟们自己又成了新的马邦德与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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