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廣東一家公司的工作車間內，技術人員在調試機器人。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指出，目前我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來自中小企業，要有針對性地解決中小企業發展中的突出問題
在經濟領域的流行語境中，大型國企被認為是“國之重器”。其實，就中國社會結構的現狀和金融體系的特殊性而言，中小企業同樣堪稱“國之重器”。
但這些年，中國的中小企業群體經歷了諸多困難。
2008年的“四萬億”啟動了貨幣大擴張，中小企業主開始“棄廠炒樓”。此後，在去槓桿的大潮中，中小企業再次面臨金融系統的信用緊縮，融資現狀不甚樂觀。近期，中美貿易博弈還在繼續，處在博弈最前沿的出口型中小企業更面臨變數。
但近期以來，決策層已經越發認識到中小企業對這個國家的真正意義，各種改革和扶持的措施陸續推出。中國7000多萬家中小企業，將可能迎來命運的轉機。
就業，還有本幣幣值穩定
中小企業對社會穩定的意義毋庸置疑，而它對金融穩定的價值卻容易被忽視。
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上海調研科技創新工作。在這次調研中，劉鶴強調了兩個關鍵詞：一是創新，二是中小企業。
創新，一直都是高層關注的焦點，反覆強調並不為怪，但中小企業被放在顯著位置，則釋放了不一般的信號。
劉鶴指出，目前我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來自中小企業，要有針對性地解決中小企業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堅持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此外，他還表示，要著力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強對中小企業和科技創新的金融支持。
在今年6月，國務院已對“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做相應調整。領導小組組長由劉鶴擔任，工信部部長苗圩、財政部部長劉昆、國務院機關黨組成員高雨為副組長。
一是對於就業，它事關社會的穩定；二是人民幣幣值，這事關金融體系的穩定。後者比前者更隱秘，但同等重要。
此後，中小企業的重要性在官方信息中開始被反覆強調。8月20日，領導小組的第一次會議提到了中小企業的“六個穩”，會議指出做好中小企業工作，對“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具有重要意義。中小企業“穩就業”屢見不鮮，但和金融有關的幾個提法，以前很少見到。
“穩定”是中國社會語境中的特殊關鍵詞，那麼，中小企業到底有什麼“穩定”價值？在於兩點，一是對於就業，它事關社會的穩定；二是人民幣幣值，這事關金融體系的穩定。後者比前者更隱秘，但同等重要。
首先，什麼是中小企業？它是一個相對概念，是指與所處行業的大企業相比，人員規模、資產規模與經營規模都比較小的經濟單位。目前，我國主要根據從業人員、營收、資產等指標，對16個行業，結合各行業特點進行劃分。
比如，工業企業從業人員1000人以下或營收4億元以下的為中小微型企業。其中，從業人員300人及以上，且營收2000萬元及以上的為中型企業；從業人員20人及以上，且營收300萬元及以上的為小型企業；從業人員20人以下或營收3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
船小好調頭，這種分散性和靈活性，決定了中小微企業總能隨時順應經濟波動，“見縫插針”地實現自我發展，靈活地配置資金和勞動力，自然成為了群眾就業的保證。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中小微企業（包括個體工商戶）佔我國全部市場主體的比重超過90%，貢獻了全國80%以上的就業崗位，70%以上的發明專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此外，關於就業貢獻數據的版本非常多，有的數據認為，在很多地區，中小企業解決城鎮人口的就業比例可能在90%左右。
中小微企業對就業的重要性，一直都是各方共識，但另一個意義—出口創匯，並保證本幣幣值穩定，卻長期被忽視。
改革開放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出口創匯”曾長期被提及，但進入21世紀之後，這四個字逐漸被遺忘，似乎重要性不及當年。但這兩年來，“出口創匯”再次凸顯了其對中國治理和穩定的重要性。出口創匯的企業，多數都是中小企業。
出口創匯的原理很簡單。比如，外貿企業A出口一批商品到美國，美國客戶以美元支付貨款，那麼A在收到貨款之後，會向中國國內的銀行B“結匯”（把美元兌換為人民幣），那麼美元就到了銀行B手中。
之後，銀行B再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央行作為最大的外匯買家，從B手中買走美元，銀行B則從央行手中得到人民幣，而美元最後到了央行手中。最後，央行再將外匯“轉交”外匯管理部門進行管理和投資，於是外匯幾經轉手之後就成了外匯儲備。
那麼，外匯儲備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信用“雙軌制”與融資難
首先，外匯儲備是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干預工具，人民幣遇到貶值，央行手中必須有足夠的美元拋售，才能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特別是外匯儲備從“4萬億美元”下降到“3萬億美元”的水平，一些國際機構試圖從做空人民幣中牟利。但由於中國有充足的外儲，所以中央銀行完全可以通過對匯市的干預，挫敗做空者。
外匯儲備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另一個意義，或許更為重要。長期以來，經濟學界有一種人民幣“被動發行”的說法，即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的信用準備。它的原理是這樣的，央行在外匯市場吸收商業銀行從出口型中小企業手中結匯而來的外匯，那麼必須按照匯率支付給商業銀行同等價值的人民幣，就等於對商業銀行發行了基礎貨幣。
這種“發行模式”的關鍵是，人民幣以美元為“錨”，即央行吸收多少美元，即發行同等價值的人民幣。不過，對這種美元是人民幣“發行準備”的觀點，應該分兩方面來看。
從法理上講，人民幣發行的信用基礎是國家信用，而不是外匯儲備。但另一方面，美元依然是全球最堅挺的國際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被全球投資者認可的程度，和美元相比還有一定差距。那麼，以美元為“發行準備”的說法，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全球金融市場日益平滑，國際資本流動壁壘趨於鬆動的時代，本幣幣值的穩定無疑是一國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這種“被動發行”模式，也是金融架構設計和金融監管的理性所在。那麼，如何維護外匯儲備的充實？
外儲產生於兩個途徑，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一個是資本項目，一個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之下，主要是海外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必須兌換為人民幣才能在中國進行投資，這些被兌換的美元則通過外匯市場的交易，進入央行賬戶，成為外儲。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近兩年來，金融監管部門加大了吸引海外投資方面的政策力度，比如滬港通，以及可能開通的滬倫通等。此外，在以前管制嚴格的銀行、證券、基金等領域，也放寬了對外資的准入限制。這種放寬，從長期看，是表明中國繼續推進市場開放的決心，但從短期看，通過資本項目的資本流入，對增加外匯儲備也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應。
這種信用定價的“雙軌制”—國有信用和民營信用，正是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不斷加劇的關鍵所在。
當然，經常項目才是中國外匯儲備產生的主要途徑，主要通過商品和服務的貿易，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出口創匯”。因此，那些出口創匯的中小企業，才是真正的“國之重器”，它們對本幣幣值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頗具諷刺的現實是，作為金融體系“功臣”的中小企業，卻不斷面臨著融資難。
在任何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集團相比，它們的融資可得性都比較差，而且還融資貴（利率高）。因為，它們不如大企業那樣有充足的抵押品和其他信用保證。但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們的民營背景，這是一個特殊的“中國現象”。
在任何一份債務合約中，資金融入方的信用決定了風險，風險的定價體現為利率。在那些治理良好的經濟體，金融市場中最頂級的信用一定是國家信用，如果以國家信用借款，無論在資金可得性和利率上，都將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因此，背靠國家信用的主體，即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以及其他“類國企”，比如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和“鐵工基”項目，都是金融市場的“一等公民”。而“非國有主體”則沒有這種待遇。從本質上講，這種信用定價的“雙軌制”—國有信用和民營信用，正是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不斷加劇的關鍵所在。
從解決具體問題開始
某種意義上講，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不能片面歸咎於金融機構，這只是它們在信用“雙軌制”之下的理性選擇。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經濟體的國有企業太強大，而且還在不斷擴張之中，那麼必然在信貸市場對非國企，特別是中小型的非國企形成強大的擠出效應。
國有企業擴張對經濟的損害，不僅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同樣如此。歐洲大陸的兩個核心國家—法國和德國的對比，就是典型的例證。為什麼德國比法國強？此外，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不少國人也非常推崇德國實體經濟的堅挺和中小企業的蓬勃。
因為，法國是資本主義大國中，中央集權最強大的國家，核心大型企業在二戰之後被逐步實現了國有化。在金融市場，國企和依附於國企的中小型企業在融資時，依託於國家信用，很容易享有融資特權。
相反，德國是一個分權國家，私營經濟才是主流，所有企業在金融市場的融資都是公平的。因此，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德國經濟遠比法國強大。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嘲笑法國，這個國家在每個領域都有德國企業的對應物，無論汽車、化工還是醫藥，但法國企業永遠都是德國企業的“次級版”。而且，由於金融機構和國有信用的過度捆綁，法國銀行業的競爭力也低於德國。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推出了國企大改革，改革的出發點是為國企減負。但換個角度看，國企改革從本質上講，是一種金融市場的信用定價改革，它在短時間內減緩了國有經濟在金融市場對民營經濟的“擠出”。沒有這一次改革，中國民營經濟就很難有如今的成就。
國企改革的策略之一是“抓大放小”，即讓國企儘量從那些民企可以做，而且做起來更加有活力的領域退出。因為，如果讓國企和民企在同一個領域競爭，那麼絕對是一種不公平競爭，民企效率更高，但融資成本也高，而國企效率低，卻有融資特權，那麼這種競爭將是無序和混亂的，必然造成極大的效率損失，結果是誰也發展不起來。
因此，在國企大改革之後，中國的各級國資管理部門都嚴格地限制國企的“投資範圍”，其目的只有一個，即避免民企和國企信用不平等的加劇，進而帶來效率損失的擴大。
近期，劉鶴多次提到，要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顯示決策層已經意識到，背靠國有信用的融資主體正不斷擠壓民營中小企業。因此，必須著手應對這個信用不平等的問題。
決策層已經意識到，背靠國有信用的融資主體正不斷擠壓民營中小企業。因此，必須著手應對這個信用不平等的問題。
一些改革舉措已在實施。《南風窗》曾報道，今年開始，山東一些銀行針對民企提供了“無還本續貸”業務，這就是一種創新的改革舉措。以前，民企在貸款到期之前，必須歸還本金，才能重新從銀行貸款。而國企，一般都可以自動續貸。於是，不少民企在貸款即將到期之時，必須去借“過橋貸款”。“過橋貸款”不少都從民間借貸機構借出，利率極高，是企業的一大負擔。推行這項改革之後，意味著民企真正獲得了和國企一樣的“國民待遇”。
扶持中小微企業，減稅很重要。數據顯示，過去5年，我國通過實施營改增，累計減稅2.1萬億元，加之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清理各種收費等，市場主體減負3萬多億元。但對中小企業來說，稅收和費用的減負只是策略的一種。
更重要的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小企業的信用劣勢是這個群體很多困境的根源。著手緩解這個問題，是中國金融市場最大的價值勘誤。但是，要真正解決信用的“雙軌制”問題，還有賴於深層改革的不斷推進。
資金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這種要素的可得性和得到的成本，決定中國中小企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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