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仁芝，今年82岁，是栖霞市古镇都村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一家三代给栖霞师古堂当佃户，前后四五十年的时间。
30亩地养活了一家十多口子
我的祖籍是官道的邢家阁，我老爷爷叫郑吉春，清末民初的时候来到栖霞城里给牟家当佃户。我父亲叫郑长路，他们老弟兄四个，后来直到我和我哥都做过牟家的佃户。
那时候，我们家种了牟家30亩地。牟家的佃户分好几等，一等佃户可以种40亩地，家里要雇长工，自己要养骡子，平时种地，闲时给东家打差。二等佃户可以种30亩地，不用养骡子，忙的时候也要雇短工。像我们这些佃户大部分都是从外地逃荒要饭过来的，后来便在牟家住下来，成了他们的佃户。我从小就跟父亲上山干活，直到土改时，才有了自己的地。
那时候，我们家30亩地中有10亩好地，在城北校场附近有二亩地，在凤山顶还有六七亩好地，其余的都是一些薄地，大多在白洋河西岸的西山上。
那时候，水利条件不好，全靠天吃饭，有时就是地靠河边，人们也不会浇水，收成特别低。好地差地一亩地一般能收4斗粮，我们家30亩地一年能收六七千斤粮食。
早的时候牟家的地租不是很多，到了晚期的时候，地租翻了一番。一亩地交三斗租，一般是一斗豆，一斗小麦，一斗高粱。一斗粮食一般有55斤到60斤，这样一年下来能剩下2000多斤粮食。一家人吃也就够了。
那时候，我们古镇都村五六十户人家，只有四户有自己的地，其余的全是种牟家的地。有的人虽然有两个钱，也照样种东家的地，因为种自己的地要给官府交税，非常麻烦。而种东家的地只交租给东家就行了，免了与官府打交道这一层。
牟家人对佃户相对比较宽容。如果年成不好，跟东家一说，挨到明年再交也是可以的，长此下去，一般的佃户往往都欠东家的粮，东家很少催要。可是有些管家或是账先生就不一样了，他专门与佃户作对。交租的时候，他会找这样或是那样的理由，故意刁难你。本来粮食已很干净了，非逼你重新扬一遍。有一年，我们家收成不好，央求账先生一石兑八斗，留下两斗过年，可是账先生就是不吐口，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掌柜，掌柜很爽快，说：“行，剩下的等明年再交。”结果回来以后，账先生觉得没面子，朝着我们的粮食撒气，本来斗倒满了，他一脚踢上去，满了的一斗粮食，下去了一块，结果又要补上二三斤。
攒了一辈子钱才盖起四间房子
从一开始当佃户我们家就一直住着牟家的房子。那时候，我们是个大家口，爷爷奶奶，还有我父亲兄弟四个，全家10多口子住在南忠来西面的一个小院里，南屋北屋共八间房子。
佃户可以免费住牟家的房子，如果房子漏了或是坏了，只要打个招呼，东家就派人来修了，维修的费用全是东家的，甚至连工匠的饭也不用管。这是牟家多少年来立下的规矩。
看起来牟家尽做赔本的买卖，其实牟家算的是一笔长远账。房子给佃户住，但是产权永远是东家的，给你房子住，佃户就会一心一意地安下心来种你的地了。东家是不希望佃户今天换明天换的，那样很容易把地给荒了。而同样，佃户也不希望东家破产倒闭，那样他们的日子也会不好过。
做佃户的是很少买地的，因为那时的土地是非常贵的，有的人攒一辈子钱买不起几分地，更不用说盖房子了。民国三十年前后，古镇都村有家人家要嫁闺女，钱不太宽裕，就想卖点地。我爷爷是一个要强的人，虽然住着东家的房子也不错，可总不是自己的，于是早就想盖几间自己的房子。于是，赶这个机会，把家里的一头耕牛卖了，买下了二分地，盖了四间房子。
我们家盖房子，东家心里很不痛快。有一天，东家碰着我父亲，没事找事地说：“郑长路呀，这下子要饭有了创棍的地方了！”
父亲知道东家不满意，便忙解释道：“盖这房子也是没法子的，其实我也不愿意受这份累。可你看我们这么个大家口，孩子又要说媳妇，在哪儿住呀！”
后来，东家把30亩地全都抽回去了，没地种就没法过日子，于是又托人说和，东家才给了10多亩地种着，一下子从二等佃户成了四等佃户。
给东家打差是一份不错的差事
按规矩，牟家的佃户一年要给东家打几个月的差，因为你白住着东家的房子，总得给东家做点贡献吧。
说是打差，其实是一项蛮不错的事情。对于男人来说，打差大多是在忙完了秋之后，上山打柴。给东家打柴不是白打，你可以与东家分成，而且东家管你吃的菜和油，你只需要拿点儿粮食就行。农闲的时候，地里的活儿都忙完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出来打打差的确是个好事。有人管饭，而且还能得点儿收入，所以佃户们都愿意去打差。这样东家就规定，每户只能出一个打差的，当然个别家口大的东家也照顾多去一个人。
那时候师古堂的山岚在上孙家和灵山夼，灵山夼近一些，山平一些，东家与佃户三七分成，上孙家远一些，路不好，四六分成。
牟家的山岚都有专门看山的，山上有房子，打柴的佃户一般进了山就是近两个月。东家的柴一般要放在山上，到第二年天暖和了才用骡子或马车往家里搬，而佃户分成的那一部分也都在当地卖了，很少有往家搬的。
牟家的山以前管理得一直很好，很少有偷山的。东家规定，附近的人可以上山搂草，但是不能砍树。可是自从日本人占领了栖霞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开始，偷偷地去砍一些小树，后来就砍一些大点儿的，最后干脆专挑最大的去砍。有一年，主格庄村的一个人上山砍树，结果让看山的给抓住了，这砍树的就故意打破了自己的头，说是被看山的打的，结果没有两天，牟家山上的树全被主格庄村的人砍光了。当时的刘珍年政府知道这事，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把主格庄砍树的人都传到了政府，牟家则去了一个年轻人，只有18岁的小少爷牟迪生。牟迪生逐个给砍树的作揖行礼，说：“诸位叔叔大爷，咱们都姓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要是没有草，我家有，给叔叔大爷送去！”小少爷的一席话，一下子缓和了矛盾，可是官府不算，最后在牟家人的请求下，每家只罚了一斗小麦了事。
女的打差主要是帮东家做饭或是忙年。当年宝善堂有七个人做饭，做饭的人管吃，还可以轮流往家里带小米饼子，而且没有限制，根据家里人的多少，只要你能拿得动，能带多少就带多少。而且他们的孩子可以与东家的孩子一起免费上学，长大了，有出息的还可以在牟家当账先生。
牟家门前长年住着一些从四面八方来的逃荒人，牟家免费给穷人放饭
由于牟家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财主，所以古镇都这里也成了逃荒的、要饭的聚集地。
牟家的六大份子大多都坚持长年给穷人放饭。那时候牟家做的小米饼子很特别，个头非常大，长长的，像个小孩的枕头，一个有三四斤的样子。这小米饼子非常好吃，一般是100斤小米，要掺和上30斤的豆面。做小米饼子时，在锅里只添不多的水，等把小米饼子贴到锅上，然后盖上锅盖捂一会儿，等饼子的表面熟了再贴下一个，这样饼子不至于流到锅里。等把锅贴满了，然后慢火蒸，这样做出来的小米饼子，贴锅的地方会有一层黄黄的锅巴，香得很。放饭的时候，把小米饼子切成三四块，每人吃一块差不多就饱了。平常给牟家打差的佃户也是吃这样的大饼子。
那时候，有个要饭的头儿叫小位，是莱阳人，带着老婆在庄园前的场园里挖了一个地窝子，房顶上覆着茅草，屋里除了一铺炕什么也没有。平时城里五天一个集，小位走到哪儿要到哪儿，不给就偷，偷不成就耍赖。他手里拿着一个刀片，故意把自己的身体割破，出了血就不算你，赖着是你割的。后来人们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卖鱼的给条鱼，卖肉的给块肉，打发他了事。往往一个集日下来，小位都会满载而归。有时牟家有喜事，小位就装模作样地在小篓子里放上二斤大果子，算是走亲戚，吃饱喝足了，走的时候东家还要给东西压着篓子。
这样久而久之，在牟家门前就聚焦了一大批叫花子。到了中午就到牟家去领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个小位手下有许多小叫花子，不用说东家，就是我们这些佃户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那时候牟家在西河有一片树岚子，在树空中间可以种些庄稼，东家便把这些树空分给佃户开荒，但不收租子。我家分了两个树空，我便跟小位说，你去种着吧，于是小位就让他手下一个姓曲的去种。目的就是与这些叫花子搞好关系。
在叫花子中有一个叫张有才的，是苏家店赵格庄村人，以前他偷人家的东西，被人抓住，把他的手指割去两个，把他的脚扭得几乎不能走路。后来他跟小位到了栖霞。有一年冬天，小位想吃地瓜，让张有才到谢家沟去偷。那时候，地瓜都放在山里的地瓜井里，这个地瓜井有五六米深，张有才就用一根棍子横在井上面，把绳子绑在棍子上，下井时，棍子断了。把张有才困在了井下，结果张有才就把下面井洞里的地瓜，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搬，直把地瓜摞到井口，等到天亮的时候，人也踩着地瓜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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