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參加編寫《唐山港京唐港區建設史》，接觸到一些史料，敘說京唐港區建設史上的名稱幾次改動的過程：
1919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把它命名：北方大港；
1919年，順直省議會議定建設北方大港，擬定名：新口；
1929年，國家建設委員會委託華北建設委員會籌建北方大港，籌備處設在天津，主旨是開發附近鹽業及山西煤炭資源。名稱仍定為：北方大港；
1984年，唐山市委、市政府謀劃籌建港口，198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立項，以其所在地理位置，稱為：王灘港；
1988年11月15日，為擴大港口的影響，在市長陳立友主持召開的市長辦公會議議定，將原“王灘港”正式改稱：唐山港；
1993年7月17日，唐山與北京簽訂聯合建港協議，決定改稱：京唐港；
2005年7月29日，唐山市人民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決定自2005年9月10日起恢復使用“唐山港”港名，唐山港下設兩個港區：京唐港區和曹妃甸港區。始稱：京唐港區。
北方大港、新口、王灘港、唐山港、京唐港，京唐港區已經是它的第六個名字了。習慣上大家還是叫它京唐港，因為它現在對外稱謂是：京唐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
對其中的“新口”一名，由來則不甚了了，既然是編寫京唐港區的建設史，就理應尋個究竟，否則無以為據，如何寫入書中。
最早看到的一則相關的資料是：
劉曉濱先生所著《唐山，唐山》一書，該書第389頁，有這樣一段話：“有資料顯示：1919年順治省議會議定，建北方大港。擬名：新口。”（《唐山，唐山》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這裡，劉先生出現書中行文校對時的疏漏，是“順直省”而非“順治省”。可是對“有資料顯示”的資料源於何處，卻語焉不詳，只得另外尋找。
京唐港區的領導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其中有《華北水利月刊》第二卷第九期出版的《北方大港》專號一書（《北方大港》第154-155頁。建設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會編印，1929年9月出版）。在該書“雜錄”部分，刊有任甫亭：《順直省議會議闢新口經過》一文，對擬名“新口”所述較詳，可供研究之用。
今照錄全文如下：
順直省議會議闢新口經過
任甫亭
大清河口經英美人測量，為中國第一最大商港。大江以北岸線以此為最良，終年不凍，水量極深，底硬無沙。建築國際商港作為北方十數省商業門戶，為不可緩之圖。曩以日本二十一條強迫後，國人抵制日貨，各省日極，英美貨乃大暢銷，日人憂之。美輪因中國無靠直航巨輪之港，不得不在日本長崎、大阪，分裝小輪輸入中國。日與美素又不睦，日則固意延宕，暗示抵制，美人深感此痛苦，乃力謀使中國築此大港。俾美國巨大之輪不經日本直接可靠上此港。因此，駐津美領與前省長曹銳商訂，由直隸省庫擔任五百萬元，美商允借與七千萬元，月息四釐，以將來築港海關收入作抵，分期歸還。築港之外，更築鐵路，銜接京奉，商訂妥協，提案省會，加以可決。正在進行之際，事為日本探悉，日公使小幡酉吉來津，拜訪前省議會長邊君潔卿。初以利誘，繼以無條件借給款項，後則加以恐嚇。均不售，悻悻而去。過日，竟有日人函示邊君，稱倘此港果借美款興築，必以手槍對待云云。邊仍不為所動。日人無法乃變計，一面運動國會安福派議員，優給津貼，提案反對；一面運動段系人員，收歸中央。更以金錢運動省議會議員作為內應，每人竟有月得二百元津貼者。同人等恐歸中央，必為安福派盜賣，不得已乃停止進行。此該港中止一往經過之內幕情形也。當日，此港改名為新口，並繪有工程圖表暨節略，惜存曹手而湮沒。此時僅憶記共款七千五百萬，五年竣工。碼頭進海二十四里。月坨闢作功園，石臼坨並清河作為自來水來源地。並首先設立港務銀行，發行紙幣，以利週轉。其餘則多忘卻耳。謹以附誌。
這篇文稿是作為任甫亭給北方大港籌備處信件的附錄提交的。北方大港籌備處覆信日期為“九月二十五日”，可知此文當寫於1929年9月中旬以前。
北方大港籌備處1929年9月25日的覆信，稱任甫亭為“執事”，是書信中對對方的尊稱。
三
任甫亭在給北方大港籌備處的信中寫道：
“甫亭籍歷樂亭，距港咫尺，順直省會議開此港更名新口，甫亭曾濫竽斯議。不幸以功虧一簣之大業敗於日本與安福派之勾結，追念往事，至今耿耿。”
（《北方大港》第153頁。建設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會編印，1929年9月出版）。
對文中所提到的主要人物邊潔卿，查找容易：
邊守靖(1885—1956)字潔卿。原籍天津靜海大瓦頭。1903年中優廩生，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1910年回國。任保定師範學堂監督、浙江政務廳廳長。1913年3月，當選順直省議會議長，要求國會彈劾袁世凱擅借外債發動內戰之罪狀。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順直省議會致電總統府和國務院，讚揚學界“熱血噴湧，奔走號呼，凡所以為國者，可稱仁至義盡”。但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成為策劃賄選主幹人物，動用鹽稅、攤派、勒索等手段，搜刮一千多萬元，曹錕倒臺隨之去職。1928年後經管曹氏家族天津恆源紗廠。1949年任天津市工商聯常委、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病逝天津。
但是對文中所說順直省議會議長邊潔卿在任時的作為，據《周恩來自述》一書中，周恩來所記錄下的楊以德對被拘學生的講話，其中則有：楊以德“又說到邊潔卿——順直省議會議長——怎樣想把大清河賣給外人開港的事，並說那種樣子才叫賣國呢!”（《周恩來自述》第9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可知，楊以德認定的：是向外國人借貸建設港口一事，還是與日本人妥協一事，屬於賣國行為，也沒有交代明白。而實際上，邊潔卿所採取的如文中所說既不與日本交往，也未能與英、美人商定港口建設，客觀上是延誤了港口的建設的。《周恩來自述》這份寶貴資料，恰是從另一個層面證實：1919年間在大清河確曾有過謀劃建港一事。
楊以德（1873—1944）字敬林，綽號楊梆子。天津人，祖籍山東，袁世凱的心腹爪牙，袁世凱稱帝時賜其三品二等頂戴。民國初年，出任直隸省警務處處長兼天津警察廳廳長等職。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瘋狂鎮壓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1925年因故被免職，1944年死於天津。
文中還涉及到了曹銳、小幡、段系、安福派等人事，一併略述如下：
曹銳(？——1924)字健亭，清朝監生。系曹錕四弟，曹錕發跡後，曹銳任天津清鄉局局長，後任直隸遷安縣知縣。民國成立後任直隸提法使。曹錕於1916年任直隸督軍後，1918年保薦曹銳任直隸省省長，共同掌管全省軍政大權。曹銳壓制“五四”愛國運動，攫取大量公產，經營恆源紗廠。1922年去職後，仍操縱各方勢力為曹錕賄選大總統。1923年10月5日，曹錕為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由保定入京，為中國近代史上醜聞之一。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銳囚禁於北京延慶樓，曹銳畏罪自殺。
小幡酉吉，曾任日本駐中國參贊，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協助日本公使日置益與袁世凱訂立“二十一條”，是逼迫北洋軍閥政府接受“二十一條”的直接參加者。1918年10月，小幡酉吉任日本駐華公使。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中國各地愛國群眾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於11月15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毆打表演愛國新劇的學生。15日，又打死打傷學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國公憤的福州慘案。小幡酉吉反而於12月5日向中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硬說“事件責任全在中國”，要求取締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為中國人民所不恥。
段系人員、安福派，實為同義語。段祺瑞是安徽人，他屬下的主要人員多數是福建人，故被稱為“安福派”，是一支依靠日本在背後撐腰以伸展政治勢力的親日派。
任甫亭於公元1932年，曾任河北省故城縣縣長。據《中共井陘史話》所載：“20世紀30年代初，新到任不久的樂亭籍縣長任甫亭說過這樣的一段話：‘憶及井陘民間有‘糠菜半年糧’之諺，餘尚未之敢信。二十一年冬，奉調蒞陘，下車存問，履勘全境，始悉斯邑，七山一田，民生艱窘，瘠苦異常；復以連年兵差，供應浩繁，大有不可聊生之概。鳩形穴居，糠菜為食，前言誠不我欺也！’難得如此實話實說，毫無半言過實之詞。” （《中共井陘史話》第一部分：《太行要塞當井陘 歷盡滄桑盼新生》，中國井陘網）可見，任甫亭被認為是一位能“實話實說”的官員。對其以當事人身份所記，參加順直省議會及謀劃建設新口的前後經過，當為可信。
任甫亭原籍樂亭，家鄉人或可對其行事知之更多。
200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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