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拔斯哈里發王朝（750~1258年）統治下，阿拉伯文明經歷了大約一個世紀左右的黃金時代。帝國哈里發十分重視興修水利，使“肥沃新月”地帶、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域等地區的農業得到恢復和發展。加之阿拉伯帝國境內的豐富資源和過境貿易，這為帝國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一如穆罕穆德先知所說，“真主的恩典百分之九十在交易中”，在統治當局的鼓勵與扶植下，阿拉伯商人的足跡逐漸遍佈了亞、非、歐三大洲，並順著絲綢之路到達了中國。
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發曼蘇爾動用了10萬工匠，用四年時間和1800萬金幣，於公元766年在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建起了新都巴格達。在波斯語中，“巴格達”是“天賜花園”的意思。在很短時間內，不同出身、不同信仰的人們紛紛入住巴格達，人口不久就達到了100萬，使巴格達成為當時可與唐朝長安齊名的國際大都市；而今天的時尚之都巴黎當時僅有5000人口，西方人心中的“永恆之城”羅馬的人口也只有3萬。今天的人們，還可以從時人的讚歎聲中，體會到它的尊榮：“巴格達，世界的中心，地球的中央，獨一無二。它的規模最龐大，它的建築最莊嚴，它的河流最充盈，它的空氣最純淨。看呀，它就在那裡，這是個偉大神奇的城市，這裡的人們來自世界各地，你會見到各式各樣的人”。
巴格達在哈里發時期不但是帝國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它的經濟中心。當時的阿拉伯人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把巴格達建設成為一個驚人的財富中心和具有國際意義的都會，號稱“古代世界的幾座最強大的首都”，“一個舉世無匹的城市”，其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巴格達市場上有從中國運來的瓷器、絲綢和麝香，城裡甚至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以滿足人們對於中國商品的狂熱追求——中國的絲織品乃是當時上層階級的優雅時髦的穿著；市場裡有從印度和馬來群島運來的香料、礦物和染料；有從中亞突厥人的地區運來的紅寶石、青金石和織造品；有從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運來的蜂蜜、黃蠟和毛皮；有從非洲東部運來的象牙和金粉。帝國的各省區用駝隊或船舶把本省的物產運到首都：從埃及運來大米、小麥和夏布，從敘利亞運來玻璃、五金和乾果，從阿拉伯半島運來錦緞、紅寶石和武器，從波斯運來絲綢、香水和蔬菜。
在曼蘇爾時代的稍早些時候，巴格達和我國的陸路交通出巴格達東面的呼羅珊門，在著名的呼羅珊大道（這條大道基本上是“絲綢之路”的中段）經伊朗、中亞，直至今吉爾吉斯共和國境內的奧什，更自奧什東南行，過特列克山隘至我國新疆的喀什——當時西域南道的商業中心，循“絲綢之路”至長安。
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經陸上絲綢之路到達中國。哈里發朝廷在商路上為客商設置了宿舍和驛站，開掘了水井，設立換馬站，無數商隊湧向東方，陸上絲路一時響徹駝鈴聲。僅根據漢文史料的記載，從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798年（貞元十四年），來到長安的阿拉伯帝國（大食）使節先後就有39批。上世紀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窯頭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幣，其年代分別為公元702、718和746年，便是阿拉伯半島與中國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往來的實物證據。唐代前期，陸上絲綢之路臻於極盛，在怛羅斯戰役後被俘，曾先後在中亞、西亞、非洲十餘地遊歷和生活過，總計流離阿拉伯帝國12年的杜環在他的《經行記》裡記載，當時中國的綾絹機杼已經流入阿拉伯帝國，他還親眼目睹一些唐朝工匠（金銀匠、畫匠及紡織技術人員）在當地工作，例如京兆（長安）人樊淑、劉泚為“漢匠起作畫者”，河東（今山西西南部）人樂陵、呂禮為“織絡者”。
就在杜環於怛羅斯被俘的數年後，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755年-763年）爆發，大唐帝國的國勢隨之急轉直下。為應對國內危局，唐廷的西域駐軍東調內地平叛，遂令西北邊防陷於空虛。早已虎視眈眈的吐蕃趁機北上，侵佔河西走廊與隴右；公元790年，吐蕃軍隊進一步攻陷孤懸於外的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唐朝的軍政勢力永遠退出了西域。陸上絲綢之路也隨著戰亂帶來的政治版圖的碎片化而陷於“道路梗絕、網絡不通”的困境，連當時的詩人杜甫也在詩中有“乘槎消息斷，無處覓張騫”（《有感五首》）的哀嘆。“安史之亂”之後，唐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原歷經兵燹之災，山河破碎，經濟殘破，遂使得陸上絲綢之路的繁華盛景一去而不復返了。
公元762年，杜環終於得以乘坐商船從阿拉伯半島啟程，回到廣州。他從陸上絲綢之路進入阿拉伯半島，卻從海路返回故國，恰是極富象徵意義的舉動：陸上絲綢之路在這一時期盛極而衰，但東西方的聯繫並未因此中斷，未來屬於海上。更值得玩味的是同時期的哈里發曼蘇爾選中原本籍籍無名的村落巴格達作為首都的理由之一就是“這裡有底格里斯河，已經把我們同遙遠的中國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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