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找话比人找人难。
说一个人的人生，最大的幸事就是能遇见说的着的人。最大的不幸就是遇见了说不着的人还阴错阳差傍在了一起。
九年前头回看《一句顶一万句》时，就觉得被震得四分五裂背脊发凉，怎么有人可能把人的情绪和关系码放得这么清晰和深刻。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孔家庄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窦家庄卖胡辣汤捎带卖烟丝的老窦、裴家庄剃头的老裴、曾家庄杀猪的老曾，都围绕着疾走在社会底层乡村人物的话和理，为了寻找一句知心话，跋山涉水。刘震云这种神吹猛侃言之凿凿讲故事的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刘震云是讲故事的大师。故事旁逸斜出、节外生枝、枝外长叶，一个果里掺着枝枝杈杈好多因，一个由里绕着层层叠叠好多理。由一句话到另外一句话，由一件事到另外一件事，故事不断在滚雪球，越来越大越来越绕，文中百姓艰难的人生和心路历程就是你我日程生活琐碎矛盾的镜鉴。
漫漫人生路，踽踽独行人。
谁人知你心，谁人解你忧。
什么才是朋友?《一句顶一万句》里朋友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老马和老杨，杨百顺和杀猪的老曾，牛爱国和冯文修，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知心的人可以瞬间一刀两断，就像刘震云说说：“朋友的关系是危险的。”生活的细节决定了生活的偶然，细节变了，生活变了，朋友也就变了，于是人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变化，去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原著里面有两个老年角色很出彩，古老中国的私塾教书匠老汪和当代意大利的传教士老詹。
书里面刘震云借老汪之口对《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做了不一样的解读，『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在庞好导的李雪健辛柏青主演的电视剧《为了一句话》（改编自《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半部《出延津记》）里，这个论断则转换到杨百顺拜会老詹的对话里了：
老詹：『百顺，我好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
杨百顺：『大爷，孔子说过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从远方来了，我很高兴。』
老詹：『这个孔子真会说话啊』
杨百顺：『诶，大爷，我想通了，这句话表面上是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了是很高兴的事，可实际上是感叹身边没朋友啊。大爷，您是不是也跟孔子一样，在延津没朋友吧。』
老詹：『认识的人很多，但是说上话的人很少。』
老詹来中国传教一呆四十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谈上帝，但延津人只关心身边琐事。“尽管教堂还被县政府霸占，临死还不忘他要建设新教堂的图纸，不知平日里可曾怀念过意大利的故旧和留声机。
刘震云为了捧女儿出道，把他最好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下半部《回延津记》的版权和原著名字都给了他女儿刘雨霖，可惜电影拍的实在是对不起观众，完全感受不到原著风采，比上半部的电视剧《为了一句话》差了十万八千里，闺女完全把老爹的作品给糟蹋了。
《回延津记》不如《出延津记》好看，这是在看原著时就有的感觉。想了想，导演能力还在其次，主要是时代不一样不好玩了。乱世里虽颠沛流离，总还是有希望，社火私塾新学，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时代民族的进步捆在一起。到当代虽说祖孙两代面临的都是一样的困境，一样都有提刀上路准备杀人的桥段，但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里只剩下迷惘中的挫败，以及挫败后的忘却。到底能不能说上那一句知心话，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且少有人关心。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看了牟森导的话剧版《一句顶一万句》，为了一句说的着的话，为了一个说的着的人，改编非常棒，但也是下半场不如上半场好看。
看了牟森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七十年前的吴摩西和七十年后的牛爱国，这两个曹青娥命运中的关键人物，都因为妻子与别人偷情出走，迫于无奈出外寻找，又因为意外，变假找为真找。命中注定和命运轮回，都是一次历程。他们都是在‘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他们也同样表现了‘人类的勇敢’。”
当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了，可以看下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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