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副秘書長吳紅波 聯合國新聞圖片/Jane Xie
2012年8月6日，來自中國的資深外交官吳紅波在前秘書長潘基文的見證下宣誓就職，開始擔任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在執掌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五年時間裡，吳紅波副秘書長領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全球磋商過程，促成了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在2015年9月的領導人峰會上通過了規劃世界未來15年發展的宏偉藍圖——可持續發展議程及其17項目標。7月31日，吳紅波副秘書長即將卸任。在告別聯合國之際，他接受了聯合國新聞部黃莉玲的採訪，向我們講述了一個來自中國的外交官在聯合國引領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故事。
記者：吳副秘書長,非常感謝您在卸任之前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我想知道在過去的將近五年任期當中,您覺得您所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吳紅波：非常感謝你給我這樣一個機會，這也是我問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很快就將完成任期。我想大家不會有異議的是，我領導了經社部的五百多名同事支持了政府間談判，完成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整個磋商過程，形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這個文件之所以有歷史意義,是因為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對於整個人類社會今後十五年如何發展制定一個如此詳細和宏達的規劃，而且它適於聯合國193個成員國，包括髮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它的深遠意義正在逐漸顯現。作為負責這方面工作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我和我們的同事們感覺到這是過去五年中我們最大的成就。
記者：最近我們看到經社事務部發布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進展報告，還有經濟和社會概覽，其中都提到了到2030年世界要實現這些目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的期限，那麼您覺得聯合國還可以做哪些工作來促進它的進步呢？
吳紅波：這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前所未有的，各國所遇到的困難又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在落實過程中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比如說我們講的可持續發展的第一個目標：消除各種形式的絕對貧困。經過統計，全世界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也就是每人每天消費低於1.9美元的人群還有七億七千多萬人，這個數字相當大。那麼，我們就要加緊努力。另外，我們在很多領域裡有進展但力度不夠。因此，我想應該有幾件事要做，第一件事用英文講就是ownership，也就是說要使每個人成為2030議程的擁有者。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很多國家的政府是要輪替的，輪替以後原來的計劃可能就沒人執行了，它就沒有可持續性。但是，如果所有這個國家的人，議會、政府、非政府組織、青年等等，大家都認為這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一個可持續發展計劃，那麼任何政府上臺都不會輕易改動。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第二條就是要提高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應該說這幾年來人們很多時間都在討論可持續發展，有很多代表在開會的時候也講，包括有些學校在教學中也引進了可持續發展概念，但是還遠遠不夠，我們還要更多地宣傳。
第三條是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政府機構。因為我們所說的可持續發展都是在國家層面來推動，而不是用外力推動，那麼國家怎麼做？我們都知道在政府機關中往往出現條塊分割，這是我的一畝三分地，別人不能動。可是，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恰恰需要大合作、大聯合和綜合協調。有很多國家在國家層面成立了協調委員會，綜合協調各個部門的力量，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第四條就是關於融資問題。有好的計劃沒錢也不行。就像咱們上街想買一件好衣服，高高興去卻發現兜裡錢不夠，事情辦不成。可持續發展也是這樣。計劃是好的，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比如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還有內陸發展中國家，他們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錢，需要融資。聯合國也在做，但是我覺得我們所做的努力與實際需要還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我對前景還是樂觀的。因為去年高級別政治論壇有22個國家報名，來介紹自己國家落實的情況。這完全是自願的。今年是43個，明年邀請還沒發出呢，已經有22個國家報名。你可以看到，作為政府部門他們是多麼地積極。
我想最後一點是，所有各方都能夠參與進來。比如說議會，議會是要批錢的，如果它不批給政府錢，政府無法進行可持續發展。但是它又監督政府，錢給你了你沒用在可持續發展上，不行！這就是它的作用。再一個就是政府有審計部門，我們和國際審計組織合作，他們審計可持續發展的資金的使用，為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再比如說，我們這次開會，請了很多的私有企業，這些企業也在考慮今後自己的商業發展方向是什麼，是不是要走可持續道路，賺錢還是賠錢？他們的結論是，可以把自己生意的發展戰略與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即做到了能夠幫助扶貧，幫助減少碳排放，同時又做到有利潤可圖——這就是雙贏。如果大家都一起來做，我們的希望很大。
記者：在聯合國整個的構架當中，經社事務部發揮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吳紅波：通俗的來說，經社事務部實際上就是聯合國總部關於所有發展問題在全球層面的主要協調機構和智囊。我們經常接觸的如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E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DO(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這些都是一些計劃、基金、或者專門機構。他們用英文講就是field operational，也就是在各個地區或者國家進行一些具體的項目執行，但DESA(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沒有這個職責。我們三大職責第一個是政府間談判和磋商的支持。他們需要什麼東西，我們提供；他們需要諮詢，我們提供。這是其中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Norm Setting。這個很重要,說白了就是立規矩。像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就是為全球立規矩。當然這規矩不是我們立的，但是初稿和每一次案文都出自我們的手。Member States(成員國)可以挑剔，說這個地方少了點東西，那個地方應該加點東西。他甚至問你，這個合不合乎以前的規定？這都要我們來做研究並提出建議。還有一個是能力建設，這部分我們還在加強。因此可以看出，這個智囊是全球政策層面的，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在整個聯合國系統裡只有我們經社部承擔了這個責任。因此，我們的人員配備很強，我們現在有五百多個同事。我記得，我當年在外交部當辦公廳主任的時候最多領導過三百人，現在是五百人，而且這五百人都是高學歷。我們有一個處，不是博士根本進不去。我們有的司長是知名大學教授。因此，這樣一個高素質的隊伍對於聯合國，對很多發展領域的問題會提出很有創建性和前瞻性的意見。我為我們這個隊伍感到驕傲。
記者：那麼中國人領導經社事務部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同呢？
吳紅波：我覺得中國人領導有中國人的風格。首先，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自己經過這些年改革開放，深刻體會到發展的重要性。發展就是人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人權。因此我認為中國籍的副秘書長包括我在內會很重視發展問題。
第二個，我們非常關注弱勢群體，因為中國曾經窮過。我記得小時候曾經捱過餓，改革開放初期去飯店吃飯要站在人家椅子後面排隊。因為當時物質嚴重短缺。現在回頭看看仍然處於貧困的國家，我們有非常強烈的同情心，我們願意幫助他們。
第三個，我覺得中國人總體來講不走極端，能夠在一些不同意見中居中協調，找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記者：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後大幅削減了對聯合國的捐資，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在增加對聯合國系統的捐資，包括最近我們不斷看到中國向世界糧食計劃署提供資金，支持他們開展一些援助項目。那麼，作為在聯合國系統內任職最高的中國籍官員，您認為加強中國在聯合國的聲音還應當做些什麼？
吳紅波：可以做的很多。尤其我這五年親身地感受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力與日俱增，特別是習主席在2015年訪問聯合國的時候宣佈了一系列幫助促進發展的政策，尤其是和聯合國建立了一個和平與發展基金，兩億美元，十年為期，每年兩千萬美元。這個可以說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我們也親眼看到中國這些年不僅自己發展好，同時也力所能及地幫助其他國家。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條是，中國現在開始向全世界提供中國的公共產品。這個對中國人很陌生，但是要影響世界，要讓大家與你有認同感，公共產品非常重要。比如說“命運共同體”，比如說“一帶一路”非常成功，現在很多外國人都提到，聯合國的決議也提到了。那麼我想第一就是中國今後還需要更多地提供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方向的、大家所普遍接受和歡迎的公共產品。
第二個，聯合國這個舞臺非常大，而且影響力也很大。我聽了很多國家介紹自己發展經驗，甚至教訓。我總覺得缺點什麼，有些例子還沒有我們國內的例子更有說服力。在發展領域裡，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這個需要我們轉變思路。轉變思路能夠把自己的故事講好，使自己的故事別人能聽懂，喜歡聽，當然基礎是我們要做得好。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
第三個，我希望各個涉外部門，特別是管多邊機構的部門，能夠和聯合國機構更多更好地接軌。因為這和搞雙邊不太一樣，要多學習。使合作更加順暢，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我對前景是看好的，只要繼續努力，中國的聲音將會更加廣泛地傳播。
記者：古特雷斯秘書長非常地重視兩性平等，他承諾要在任內實現高級管理層當中的男女性別平等。但是現在環顧四周，我們看到在聯合國的高層當中幾乎壓倒性的多數都是男性，那麼您認為這個目標怎麼去實現？挑戰在哪裡？
吳紅波：這個問題不僅在聯合國。你看國際文件也好，2030可持續目標也好，都對實現男女平等提出了要求。但是，各國的做法和努力千差萬別。有一定難度，這裡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也有些歷史原因。作為聯合國來講，他選的方向是對的，就是高層。其實在P5（專業人員第五級）以下的，我們經社部已經做到了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但這不是絕對的。在我們的G staff（一般事務性人員）中，女性壓倒性地超過男性，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主要是ASG（助理秘書長），USG（副秘書長）這一級的確實有些欠賬。我支持秘書長的想法。那麼做起來也不要低估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這裡我們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究竟是這個候選人的能力優先還是性別優先？因為有的時候女性候選者的能力比男性稍微弱一點。如果在專業素質上一樣，女性優先沒有問題。但是曾經有種做法是硬拔高，實際上來以後發現效果很不好。我想還是按《聯合國憲章》裡規定的，要選最好的人來擔任國際公務員，同時兼顧男女平等，逐漸達到理想比例。我認為這個目標是對的，但是在推進過程中還有很多的困難，要繼續努力。
記者：那我很感興趣在您現在的九個司長當中到底有幾位女性、幾位男性呢？
吳紅波：現在是兩位女性司長，就是二比七。我想再增加一些，但是這裡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有的人沒到任期。你不能說你下去我要換人了，因為你不是女的是男的，這個也不合適。另外有些專業女候選人不太好招，比如說學經濟的，經濟學家，又是比較優秀的，女性報名的很少。比如學統計的，統計學家，也是男的多女的少，因為學數學的男性多一些。有些領域確實是稍微弱一點，但是我們還有機會盡量努力。
記者：您是一位非常資深的外交官，我們很感興趣您是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現在回顧過去走過的道路，您覺得自己實現了人生夢想嗎？
吳紅波：首先，這個道路不是我自己選的，第二我也沒有這個夢想。可能讓你失望啦。我從上小學、中學都想學理工，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理工男。我最大的理想是上當年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第二個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但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了，就失去了機會，失學時間很長。後來上大學，跳了不知道多少級。當時我考上兩個學校，一個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無線電系，另一個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本身想學無線電，英語我不懂。因為，它是英語系，而我學的是俄語。後來我請教三個老高三的朋友，我是老初一，中間差六年，我就把他們看成大哥哥。我說，你們幫我參謀參謀，兩個學校我去哪個？有一個說你去學外語吧，你一個初一的學生和我們高三的學生拼數理化，拼死都跟不上。確實是這樣。學外語，全國外語水平都不高，即使從頭來，距離也不大。他還說，現在英語不太受重視，但是總歸有一天英語會成為最受重視的語言。你看，這不是我的夢想吧，是人家給我介紹的，我就去了。後來大學畢業就當了外交官。所以我這條道路是別人給我指明的，我走上來了。但是一路走來，我能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情，我很滿足，很自豪。
記者：很有意思。那麼回國以後您的下一個人生目標是什麼呢？
吳紅波：這還沒想過，你給我提起來了。我想有時間回顧一下自己一生中經歷的一些大事兒。挺多的，比如說，我參加了香港迴歸全過程的談判，有些東西是可以留給後人的。又比如說，在菲律賓工作時，我推動了中國、菲律賓和越南三國簽署協議在南海合作開發石油，這個事雖然最後失敗了，但也值得回憶。還有2008年汶川地震，當時國務院開會研究，我們要不要全國舉行哀悼。之前國家沒有為死難普通百姓舉行全國哀悼的先例。我代表外交部去的。我記得我提完建議後全場沒有一個提反對意見的。這最終形成了國務院決定，為死難的汶川同胞舉行全國哀悼。另外一個特別值得回憶的是主持召開中國軍艦到亞丁灣護航的協調會。我想這些經歷都是很寶貴的，應該留給後人。那麼到聯合國後也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也進入了回顧歷史和懷舊的階段了。
記者：您即將離任了，那麼對於我們這些中國籍員工，特別是新近加入的年輕人，您有什麼樣的寄語呢？
吳紅波：很簡單，兩句話，對於進入聯合國和將要進入聯合國工作的中國籍的青年們，第一句話：“今天，我們為偉大的祖國感到驕傲”。第二句話：“明天，我們要使祖國為我們感到自豪”。
以上是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吳紅波在7月31日卸任前接受聯合國新聞的專訪。
（來源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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