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范冰冰事件的塵埃落定，事件發起人崔永元再一次映入大眾的視野，下面小編帶大家瞭解一下崔永元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離開了央視，崔永元還是喜歡“病人”這個稱呼，儘管他的抑鬱症早已痊癒多年。
從央視離職半年多，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離職前幾年，他主持的節目大多在零點前後徘徊，離職後，他像一匹脫韁野馬，躍過禁錮的藩籬，觀眾們習慣了他在屏幕上的幽默風雅，一時難以接受他在藩籬之外的“不羈”形象。
他會在微博上與人對罵，甚至連飆糙話；他自費百萬四赴日本、美國調查轉基因，拍攝紀錄片，被貼上反轉基因“鬥士”的標籤；他的公益基金遭人舉報，被列出六大“罪狀”；他簽下2億天價代言，表態要全部捐出，仍飽受爭議。
無一例外，這都發生在離開央視之後。對於這位微博上擁有570萬粉絲的大V來說，他在微博上“過激”的語言，總會引來網友的驚愕、質疑甚至是揶揄，“小崔，今天又忘吃藥了吧”。
微博，是崔永元與外界相連的最便捷的途徑。但他自認為還是與時代脫節了。他的證據是自己連長微博都不會發。為了發篇長文，他連續發出十五條短微博。網站看不下去，派了人當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會發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與海外的朋友聯繫，遇到老物件可以隨時溝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發現了他想要的《日本聯隊史》，共103卷，出版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猶豫，按住語音：“買！”
30多萬件藏品，也考驗著崔永元的記憶，但如此的規模顯然已很難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後的展櫃裡，擺放著抗戰時期的日本瓷杯——日軍每攻陷中國一座城市，日本國內會為其燒製一款作為紀念。崔永元說，瓷杯已很難收齊，即使要好的朋友開口，他也不會忍痛割愛。助理在旁邊搭腔：“錢文忠老師已經拿走好幾個了。”作為復旦大學的教授，錢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麼什麼都拿？”“我說那是一對不能拆開，他說既然是一對，那先拿一個就夠了。”助理答道。
其實，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樂趣，這也意味著他也終於可以“琢磨”對方一兩個老物件了。當然，他最大的快樂還是沉浸在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中。
在二樓的電影博物館裡，中央擺放著大型電影放映設備，牆上掛著1923年的電影海報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櫃裡放著周璇用過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時用過的鐮刀，阮玲玉去世時守靈照以及被崔永元稱為國寶的《武訓傳》的劇本。
“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變。”坐在《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面前，崔永元開門見山，他說現在過的才是最快樂的日子。比如，守著自己的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整理歷史資料，把玩老物件，翻閱小人書，欣賞老電影。
曾經有記者問他，“能不能讓自己過得舒服一些？”他說：“舒服的方式是妥協。為什麼我們老勸大家妥協呢？有的人妥協了很舒服，比如說被日本人佔領了當漢奸就是妥協，特舒服，汪精衛特舒服，都混到頂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當漢奸。像梅蘭芳他們，就是今天所說的演藝圈的人，他們不但不當漢奸，都不給他們演戲。我們怎麼看這些人呢？你說你給他演唄，你故意給他往壞裡演，你含沙射影再諷刺一下日本人？妥協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著，我覺得那是藉口。”
從1985年進入媒體圈，崔永元的嘴巴一直沒停歇過。電影《手機》上映時，他“炮轟”馮小剛、《手機》、編劇劉震雲，後來再提出“電視庸俗化”、“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等觀點，嗆聲某些央視主持人，就“限制私家車治理霧霾”提起過質疑，再到最近的轉基因。
崔永元也為自己解釋：“每個做媒介的人都應該有這種責任感。你的媒介會影響別人，你怎麼能夠沒有責任感呢？我這些年發表的觀點老被人重視的原因，就是因為兩點：一是我確實說到了痛處，二是別人不願意說的話，明擺著得罪人的話，我說出來了。”
崔永元說他這輩子沒有想過要做電視主持人，但陰差陽錯就進入了電視圈。對於這件事，崔永元在書裡寫了一段：“也許我們見到真正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一詞理解多少有些歧義。首先，知識分子的知識不是以讀書的數量來計算的，讀書破萬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識分子該是用心讀書的那種(這裡區別於用眼)，讀出來的知識浸在骨子裡。所以真正的知識分子該有一副傲骨，不善趨炎附勢。這使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顯得個性，總是鶴立雞群，混不進人堆裡。”
崔永元在2008年接受採訪時說，他希望能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我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樣的人除了要有血性，還需要有知識。我認為我的血性足夠，我的知識不夠，我的知識儲備不夠，我說話不能那麼雋永，不能那麼深遂，但是起碼我能拍桌子。我不是有什麼道德潔癖，我沒有特別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線。比如你是醫生，我給了你紅包，你做手術時就應該認真些，不能把紗布放在我的肚子裡，但是現在不是，拿了錢還會不小心把紗布留下。”
“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寧死不屈。”
敢言敢說，是崔永元從《實話實說》開始就給人們的印象。時至今日，更是讓人們看到褪去央視主持光芒的普通人崔永元。他愛管閒事，堅持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堅持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央視的紀錄片之父陳虻曾經說過，他覺得目前中國沒有一個主持人能超過崔永元。他是對於任何一個事物，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識別的方法，有自己表達的特性。
但這位幾十年裡保持極高好評的主持人最終還是離開央視。問崔永元為什麼離開，崔永元說這個問題已經回答很多次了。於是他找到了一個最長的回答版本：“當意識到自己快五十的時候。我覺得年近半百，你還有什麼事想幹沒幹過。你現在乾的事是你最喜歡的事嗎？我這輩子從來沒計劃要做電視節目主持人。在我腦中有計劃的是放電影，畫電影海報，這是很小的時候，七八歲就有這樣的想法。再大明白了我想當導演、編劇。後來主持節目莫名其妙地被大家都認識了，我想演電影、話劇。這些和臺裡的規定和政策不符。臺裡任務那麼多，我們也沒有時間幹這個事。所以我就想，我的後半生一定比前半生短，那麼我一定要把我的夢都實現。一個是我已經開始做口述歷史，這個不能停，要一直做到死。還有非實現不可的夢想就是拍一部電影，拍一部電視劇，做一部舞臺劇。”
離開央視的一年裡，崔永元一點兒都沒閒著，除了做轉基因的調查，他也曾經與助手開著車在北京轉了15個晚上，查看北京晚上車的情況。每天晚上在微博上發了好些拍的那些影響空氣質量的大卡車照片。
崔永元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巧遇上兩個人因為撞車的事故在小區裡拿著鐵棍子要玩命。崔永元衝上去就把兩人攔住。問清楚細節，發現是一方說要賠500元，另一方只願賠100元。崔永元自己掏出錢包，拿出400元，讓一邊給100元，加起來500元一起給了另一方。這事情就算了結了。崔永元說：“這事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我說跟我沒關係，但是你用鐵棍子把他打死，這事可就大了。沒管可能就是沒看見，看到了就得管。”
“微博是短文，實話實說。用不著站隊，也用不著討誰喜歡。取消關注請便，封號請便。”這是截稿前，崔永元發的最後一條原創微博。
崔永元就是崔永元，他堅持觀點，不願妥協。就像二十二年前，他看電影《寧死不屈》後，為自己做下的決定--“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寧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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