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圖說：1938年，水晶之夜後被砸毀的猶太人店鋪）
先說一個老段子：
老祖母坐在安樂椅上，面前是她的孫女，眨動著一雙好奇的眼睛：“奶奶，給我講點你年輕時候的事吧。”
“好吧，”老祖母說，“我年輕的時候，德國要追殺兩種人，一種是猶太人，另一種是騎自行車的人。”
“為什麼追殺騎自行車的人？”小孫女問。
“你看，”老祖母拉下臉，“我就知道你對猶太人不管不顧。”
老祖母的話讓人想笑但笑不出來。她給孫女設了個語言圈套，可是，她心裡有實實在在的創傷。猶太人的店鋪被砸毀，貨物被焚燒，人被關在屋裡不得出來，最後乾脆趕出家門，送到那些指定的地點去幹苦力，為什麼這些事一樁接一樁地發生，當年那些擁有良好的教養、文化程度很高的德國人，都坐視不顧呢？
探討、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和作品有很多，其中就有克里斯蒂安·哈夫納。他於1907年生在柏林，到1933年3月，25歲的哈夫納得知納粹黨經大選攫得國家權柄，“因為激憤而暴跳如雷”。當時他已是高等法院的一員，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很早就認定納粹不是好東西，厭惡他們的國家主義主張及對猶太人的態度，情緒上來時，他“狂野”地想要退出公職，想要移居國外。
哈夫納的回憶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大半篇幅都在說自己是如何逆勢而行，如何展開與其他德國人相反的心路。他憤怒，他不安，他在家裡說他恨死了生在這個“神奇的國度”，他的猶太朋友紛紛遭難卻沒人管。他甚至說想皈依猶太教，以此抗議時局，然而：
“這些念頭每次一說出來以後都不了了之。家父則依據其豐富的人生經驗——來自1870年至1933年之間的生活，因而已無法涵蓋當前的變局——勸我打消念頭。他設法讓一切都顯得不那麼戲劇化，並以溫和語調奚落我的慷慨激昂。我聽了他的話。”
這些話讓我浮想不少。難道不是嗎？父輩總有潑不完的冷水，因為他們見識的事情多，在他們看來，年輕人不管出於多麼正義的理由，想要在與國家權威的對抗中折騰出幾個浪花來，莫不是白費力氣。年輕人的當務之急是穩定，一份穩定的職業，一項保證自己餓不著的技能，當然，最好還有穩定的戀愛，然後是家庭。儘管年輕人擁有未來，但父輩擁有過去，“豐富的人生經驗”讓他們習慣用一句“將來你就懂了”打發眼下的分歧。
我曾暗自發誓，不與庸碌乏味的父輩們一般見識，不說別的，以求穩的心態去度那本該慷慨激昂的年月，無異於自我辜負。“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種話不理會也罷，因為如果說“人生智慧”真有什麼價值，也應該是由本人悟出來的。
哈夫納也這麼認為，而且他以親歷者的身份證明，納粹黨之所以能夠弄權於一時，正是利用了中產階級的死穴——安全感。“大家都繼續過著正常的日子——雖然它已經變得像海市蜃樓那般虛幻不實”，每個人都埋首於日常生活之中，以此為隱蔽來避免對身邊發生的不義之事做出反應。西方俗語“房間裡的大象”，也正可以用在這樣的場合之中。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副標題: 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
譯者: 周全
不過，精準、犀利、敏銳地評判別人，並不是哈夫納的全部。這本回憶錄給我一個意外所得，哈夫納的敘述，讓人想起《了不起的蓋茨比》裡，尼克的父親對尼克說的那句話：每當你要批評別人時，就得記住，並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有你這樣的優越條件——一個人若能對安全感置之不理，並且冷視那些求穩的他人，常常是因為他自己就生在安全之中。
看看哈夫納是怎麼講的。他告訴我們，他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也就是在魏瑪共和的時代，就在父親的安排下完成了法律學業，通過了國家初級文官考試，當上了“候補文官”。在德國，有志於當公務員的年輕人，是從大學一畢業就開始接受培養的，二十二三歲的時候，哈夫納就在多個法院輪番見習，幫著法官擬判決書，幹得嫻熟時，有的庭長乾脆讓他主持開庭，開完之後向庭長彙報，後者作判決時甚至樂得照搬他的意見。對於父親的意旨和期待，年輕人並沒有半點故意違背的意圖。
哈夫納的父親，在兒子眼裡是一個“清教徒式的懷疑主義者”。他很不希望兒子走得離經叛道，去過那種有家有國的波希米亞人生活，舞文弄墨，或當什麼流浪藝術家，但是他的考慮並非只是出於蒼白的求穩。事實上，老普雷策爾（他們家本姓“普雷策爾”，哈夫納本名“雷蒙德·普雷策爾”，流亡國外後，為了保護在德國的家屬，他才給自己改姓“哈夫納”）對公共事務有自己的責任意識。他的想法是：如果優秀的年輕人都以惡人當道為由，就拒絕從政，當那種道德上自我滿足的“清流”，那麼國家豈不是越來越敗壞？
對這種想法，我是隔膜已久了。我用行動論證和鞏固自己的信念，我越是接受自由無羈的日子，就越是覺得廟堂之內超乎我的想象，越相信做一道“清流”乃是良心的要求。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大概就是指的工具一類被人操在手裡、缺少自己主見的人吧；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說的才是那個年代的真相：人都成了一群被操縱的玩偶，自覺地消滅了個性和獨立的判斷。然而，看哈夫納的父親如此這般的考慮，我開始重新檢視自己的認識。
這位父親相信，把兒子送進體制，有助於將國家行政大權從那些“俗不可耐的傢伙”之手中挽救出來；年輕人要把自己的優秀才幹用到一份忠孝兩全、於公於私一致的職業裡。對父親的苦心，哈夫納是懂得感激的。當穩穩地嵌入到體制的機器裡時，他發現了其間無窮的好處——不僅是體面和受人尊重那麼簡單。哈夫納暗示說，正因為有了公職，他才得以在考慮捨棄它的時候，感受到極大的道德上的滿足：我敢於和平步青雲的人生一刀兩斷，我多麼勇敢。
瓦茨拉夫·哈維爾談論過“無權者的權力”，但他沒有提到，最有力、也最有影響的不服從與反抗行為，往往發生在體制的內部，而不是生於江湖上無權者的怒火之中，正如你有了堅實有力的臂膀，才能令人信服地奉獻慈悲，反之，如果你是個衰弱無力的人，則慈悲將是你僅剩的東西。“有人打你的左臉，就把右臉也送過去”這話也是說給無力的人聽的，寬恕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力量；你無法與強有力的人對抗，你才只能設法羞辱他們。
這些認識削弱了哈夫納的驕傲。他誠懇地表示，父親給予他的財富要遠遠多於對他的年輕之心的傷害，他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攀到了社會上流的位置，同時又繼承了父親的懷疑精神。他是一個懂得平衡、善於理解的人，所以，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這部回憶錄中，哈夫納從來就沒有流露出那種眾人皆醉我獨醒、只可惜眾生昏昧不聽勸的憤恨先知的腔調。每當他提出對時人的批評，我都能感受到他的自省，他那強烈的理解他人的慾望。
指責自己同胞對受難者不管不顧，這太容易了，正因為太容易，哈夫納反而自我懷疑：我這樣做是不是過於輕率？我究竟比他們高明多少？例如書中寫道，在1933年3月之前，納粹黨上升的阻力還是很大的，到處是敵視它、貶低它的聲音，然而一旦它“奇蹟”般地奪了權，反對者便立刻倒戈投誠，證明了權力的巨大魔力。“當月申請入黨的人數暴增，迫使納粹黨一度暫停吸收新黨員”，就連納粹黨徒自己都鄙視那些新投效過來的人，管他們叫“三月流亡者”，一個源於1848年革命的蔑稱。
你若以“清流”自命，當然會對這一切嗤之以鼻。可是，哈夫納不是一般的清流，他的洞察再尖銳，也沒有喪失同情的敏感。他拒絕從道德的高度去評判趨附納粹黨的大眾們，他的筆下不曾出現如“邪惡”、“助紂為虐”之類的貶義詞，反之，他喜歡用“麻醉”、“做夢”、“神經崩潰”來描述德國人的狀態，在此基礎上繼續深究：
“我們便可發現一個再簡單不過，而且幾乎普遍存在於每個人內心最深處的理由——畏懼。與其被圍毆，那麼倒不如跟著他們一起去揍別人。於是出現了一種沒頭沒腦的飄飄然感覺，接著是萬眾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痴感，有如磁鐵一般進一步對群眾產生了吸引力。”
難道有誰可以擺脫畏懼嗎？哈夫納知道，幸虧自己有一個體制內的金飯碗在手，否則，他難保也要加入這飄飄然的人們的行列之中，主動申請替納粹效力。無獨有偶，日後，大屠殺倖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也苦苦思索這個問題：在集中營裡，那些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囚徒的行為，是可以譴責的嗎？還有那些設法巴結看守的囚徒，他們的與惡人沆瀣一氣的行為是可以原諒的嗎？你自己可以剛直不阿，但你能要求別人也像你一樣嗎？在生存堪虞的情況下，人心中生出畏懼，想要犧牲別人以自全，難道這不正常嗎？
這部回憶錄有十多萬字，但是很零碎，也沒有完整發表於當時，而是在1999年，哈夫納以92歲高齡逝世後才被發現的，一經出版就引起了注意。哈夫納的行文冷峻流暢，不像典型德國人的文字那樣充滿了晦澀難啃的思辨，在寫的時候，他猶豫著是否要把德國寫成一個“謀殺者的巢穴”，是否要把自己希望發生的結果（即納粹戰敗、德國投降）寫得如同必然發生的事實。從此書的出版附記來看，此書應該有幾頁內容是寫於二戰塵埃落定之後的，但具體是哪些，並不確定。
二戰爆發後，居住在倫敦的哈夫納非常緊張。看到納粹節節勝利，他的心情特別焦躁。1942年8月，焦慮達到了巔峰，那時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剛剛開始兩個月，德軍遠未露出敗相，哈夫納在倫敦極有影響的《世界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一個駭人的呼籲：盟軍在獲勝之後，必須消滅50萬德國年輕人的肉身。
“德國已經自絕於基督教歐洲之外了，”他說，這都拜1933年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所賜，唯一的解救之道，是由盟軍來重新安排，恢復戰前的舊秩序，德國可以重回歐洲的懷抱，但是第一步是要殺，要屠殺。納粹的“精英”——被洗腦最徹底的年輕人都集中在黨衛軍裡，哈夫納狠狠地詛咒德國，要求盟軍決不能手軟。
屠殺是必要且正義的。哈夫納說，納粹黨怎麼對待猶太人、共產黨和其他不服從者，盟軍就要怎麼對待他們——送進勞動營，加以苦役，讓他們生不如死，再無力去把頭腦中邪惡的念頭付諸實施。“最終，代價高昂的勝利將讓我們有機會翦除這些人，”他寫道，“到時放這些恐怖的傢伙一條生路或讓他們逃到國外，將無異於犯罪。”
若是拿掉語境來評價這些話，他也稱得上瘋狂了，達到了足以被後世的德國人記恨的程度。可是，當我把《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讀完，便理解了他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自己確實體會到，那些與納粹同流合汙的人是如何在那些效忠儀式中得到巨大的精神享受的，那種飄飄然的體驗太美妙了，就像畏懼一樣，讓人難以抵擋。當哈夫納和體制內的同事們一起唱納粹歌曲，一起行過舉手禮，一起在不公正面前保持過沉默，並一起戴過了“卐”字臂章，他那身“清流”的傲骨就不知不覺地有了軟化；當他和其他人一樣，嚴肅地讀一篇元首的演說，就會發現“它還頗有幾分道理”。“國家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正在於它深深觸及了所有德國人的本質”，可怕的是，即使看到了這一點，你也依然會在雄偉的聲浪中、在碩大的符號面前無法自控，滿面淚痕。
“我”在哪裡？“我”而今安在？哈夫納痛苦地反省著。為了理解那些中毒的人，做夢的人，他以身試毒，親身體驗夢境的麻醉效應。“如今我已落入‘同志般的團體生活’之陷阱”，他說，他甚至還意識到，如今哪怕他依然堅守著內心對納粹的憤恨，蔑視著它的一切操作，事實上，這種憤恨和輕蔑都已成了他自我麻痺的手段了。“我”既置身此地，就不可能在群體的昏聵中獨善其身。
必須離開，徹底脫離德國的土壤，才是唯一可能的自救。在離開時，哈夫納已全無當初向家人表白要與納粹對抗到底時那般狂野的意氣了。他懂了一切，最重要的是他懂了他自己，他與別人並無很大的不同，既不更壯烈，也不更高尚。離去本身只能是倉皇的。這份倉皇，和父輩精心佈置的安全感一樣，正是他的幸運所在。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7/1213/3187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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