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經濟觀察報 梁捷/文數十年前，一個學者若是沒有什麼師承門派，會是一件挺奇怪的事，也難以躋身一流學者行列。但到了今天，再討論一個學者的師承門派，又變成一件奇怪的事。因為今天歐美一流大學教師的流動性比過去增強百倍，大學根據自身排名與教師發表論文數量相互“匹配”，而與大學傳統、教師本身觀點沒有什麼聯繫。一個學者只要能發表一些不錯的論文，多半就會轉投排名更高的大學，獲取更多的學術資源。
與此同時，“學派”也不再是一個完全正面的概念。在互聯網時代，知識可以免費地迅速傳播，所以“學派”原本包含的傳承不再重要。相反，“學派”所包含的相互認同、相互合作倒反映出幾分“排斥異己”的味道，很多大學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對一個學者而言，保持學術觀點的一致性或連續性也已成為過時要求。只要一個學者能在頂級期刊不斷髮表論文，觀點的一致性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這種背景下，對諸如“芝加哥學派”的閱讀和思考反而可以脫離現實顧忌，直接進入思想史範疇。真正的經濟學學者不必關心奈特、哈耶克或弗裡德曼與今天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關係。兩者之間沒有聯繫。或許有一些潛在聯繫，比如現在經濟系的明星列維特（Steven Levitt）、李斯特（John List）所關心的實證問題，是否與當年芝加哥城市社會學學者的研究初衷相類似？或許有一點，芝加哥仍是那個芝加哥，可這已不是人們提起“芝加哥經濟學”時所關心的問題了。
芝加哥大學的教育革命
芝加哥大學並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學。19世紀末，美國掀起一陣高等教育革命，新建了許多所大學，由洛克菲勒投資的芝加哥大學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所。1892年，芝加哥大學正式開學。它不像東部那些歷史悠久的大學一樣要揹負傳統的大學義務。從一開始，芝加哥大學就把自己的目標定位在“推動人類知識的進步”。或許芝加哥寒冷的冬天也是一個有利條件，可以使學者心無旁騖地在辦公室做研究。所以很快，芝加哥就成為美國的一流大學了。
但我們討論“芝加哥學派”之前，還需要對這個概念做一番梳理。除了經濟學以外，社會學、建築學、教育學乃至一些自然科學都認為存在“芝加哥學派”。而在經濟學圈子裡，上世紀60年代以後，以經濟哲學家奈特（Frank Knight）為首的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芝加哥經濟學家包括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迪雷克特（Allen Director）、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更年輕的貝克爾（Gary Becker）、盧卡斯（Robert Jr. Lucas）活躍在學術界和媒體上，再加上同在芝加哥任教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科斯（Ronald Coase）等，被人們稱為“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這個提法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60年代之前，各類學報或者經濟思想史著作中都沒有出現過“芝加哥學派”。是否傾向自由主義，在一開始並沒有成為判斷一個經濟學家立場的重要標誌，何況當時學界主流還都沉醉於凱恩斯主義的迷夢之中。到了60年代以後，隨著人們對凱恩斯主義的效果產生懷疑，芝加哥這批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挺身而出，以自由主義的立場批評當時美國的主流經濟政策。
70年代以後，這些被認為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陸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了學界的承認。其中甚至包括並不屬於經濟學系的哈耶克與科斯，所以很少有人再會質疑他們的學術地位。可在當時，他們還沒有獲得如此高的榮譽地位，仍只是一個右翼激進的小團體。斯蒂格勒當年寫過一篇文章“是否存在一個芝加哥學派？”，回應面臨的一些批評。他認為公眾對所謂“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印象來自於弗裡德曼的一些言論，卻並沒有認真研究這些學者的思想來源。
古典與現代交融的自由主義
正本清源，芝加哥學派的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瓦伊納（Jacob Viner）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瓦伊納是戰前芝加哥大學最重要的經濟學教師，弗裡德曼讀書期間曾深受他的影響。眾所周知，薩繆爾森在戰後形式化凱恩斯的思想，徹底改變了經濟學的面貌。而瓦伊納則還是穆勒、馬歇爾那樣深具古典氣息的學者，一直系統性地運用古典方法分析日趨複雜的經濟學命題。但他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堅定不移，始終能在嘈雜爭論中釐清自身的判斷。
第二，就是眾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導師，奈特。與瓦伊納相比，奈特積極主動的個性使得一大群聰明的青年學者環繞在他周圍。奈特是個崇尚理性的、堅定的經驗主義者，不像瓦伊納那樣揹負沉重的神學負擔。瓦伊納繼承的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而奈特完全是從美國商業史研究中成長起來，他的成名作《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即體現了這一點。奈特並不擅長數學，但他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運用有著清晰認識，指出經濟學追求的最終目標是“準確預測”而非精緻模型本身。後來，弗裡德曼寫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正是繼承和發展了奈特的方法論。
第三，自然就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在很多人看來，當我們在討論芝加哥學派時，我們討論的其實是弗裡德曼。以至於薩繆爾森曾試圖糾正說，存在兩個芝加哥學派，在評論時應當加以區分。一個是瓦伊納、奈特等許多芝加哥經濟學家，另一個則是弗裡德曼。弗裡德曼持續數十年地發展他的貨幣理論、批評凱恩斯主義，還研究消費理論、失業理論、菲利普斯曲線等。所有這些理論，最終都導向自由放任的結論。
所以在弗裡德曼學術生涯的中後期，研究和傳播自由主義理論亦成為他工作的一部分。更多普通讀者是通過1962年出版的通俗讀物《資本主義與自由》或者電視節目《自由選擇》來認識弗裡德曼，並不瞭解弗裡德曼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做出的具體貢獻。事實上，弗裡德曼思想的精髓不在於結論，而在於方法論。弗裡德曼與奈特一樣，本質上亦是個經驗主義者。許多與他有交往的學者都證明，弗裡德曼對於理論抱有非常開放的心態。正因為他的理論模型與實證結果在自由主義前提下幾乎必然地導向更優結果，才使得他確信不疑地堅守自由主義，並主動在全世界加以推廣。
芝加哥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糾葛
從這個意義上說，弗裡德曼確實是最能代表芝加哥學派的學者，但芝加哥學派卻不僅是弗裡德曼。認識芝加哥學派還必須認識它的第四個來源，即芝加哥經濟系之外的學者，例如思想委員會的哈耶克與法學院的科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也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部分。哈耶克與科斯在經濟政策上的立場確實偏向自由主義，與弗裡德曼等人一致。但他們得出該結論所用到的工具卻與弗裡德曼大為不同，不可不察。
哈耶克的身份比較特殊。他是奧地利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的嫡傳弟子，真正的奧地利學派繼承人。同時，他與弗裡德曼等人同在芝大工作，又是重要的自由主義組織“朝聖山學社”的主要組織者，關係不可謂不密切。所以哈耶克身上總是兼有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標籤。但我們如果從根本的方法論角度辨析，哈耶克無疑仍偏向主張演繹法的奧地利學派，絕非服膺經驗主義的芝加哥學派；科斯走的則又是另一路。科斯很少對經濟政策加以表態，只是一再強調經驗研究的重要性，鼓勵大家拋棄數學演繹的“黑板經濟學”，走向真實世界。
所以埃布斯泰因在《芝加哥經濟學派》一書的最後，特意收錄了“弗裡德曼論哈耶克”以及“薩繆爾森論弗裡德曼”兩篇文章，幫助讀者進一步澄清這些人之間的思想聯繫。弗裡德曼表示，他覺得米塞斯的性格極為迷人，他幾乎贊同米塞斯的所有觀點，卻完全不能接受米塞斯狹隘、專制的方法。哈耶克早期是米塞斯主義者，後期逐漸有了改變，可弗裡德曼也覺得他的思想變得越來越含糊不清，自由主義的特徵已變得模糊。
這種矛盾性和豐富性，正是研讀思想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很多研究奧地利學派的書裡都會提到這個故事。當年哈耶克組織了第一屆朝聖山會議，同時邀請了米塞斯和弗裡德曼等人參會。會議開到一半，米塞斯就怒氣衝衝地站起來指著弗裡德曼說，“你們都是一群社會主義者！”，說完憤而離場。現在《芝加哥經濟學派》又為我們提供了故事的另一面，弗裡德曼眼中的奧地利學派。
知道了故事的兩面，我們的閱讀和思考才算真正開始。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7/0526/3054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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