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进程——从1980年初期的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到1985年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股份制试点，再到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提出加快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以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2002年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国企改革的40年不只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改革样本。

国企改革从“承包”开始

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我国通过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兴办新型工厂，形成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国营企业体系。实行的是单一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这种在计划经济下的国有经济，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露，一方面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劳动者丧失了必要的积极性，企业没有活力，生产效率低下。

新华社原记者、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数十年来一直关注国企改革、并曾在数十家国企进行过走访调研，他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始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激活了个体户和私营经济等经济形态，对国有经济造成了极大冲击，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大张旗鼓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里出现个体户承包饭店开小商店等现象，但由于改革时机不成熟，国企基本上是一片冻土。

农村商品经济首先从农副业、加工业开始对国有企业产生冲击。李锦回忆起了一个别有意味的例子。1982年，在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一些农民开始搞副业，山东商河县一些农民做起了收羊、宰羊、销售羊肉的业务，李锦到当地调研发现，收羊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延伸到基层的供销社、收购站竞争，他们双方互相架大喇叭喊话，供销社说的是“要拥护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个体户的大喇叭喊着“我们收羊价格高”“我们的羊肉便宜”，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在对比中，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充分显示出来，农民个体户走进了流通渠道，对实行统购统销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巨大冲击。

国企面临的另一重大冲击来自于乡镇企业。当时，乡镇企业当时在江苏南部和山东的胶东半岛迅速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因为机制灵活在竞争中明显优于国有企业，并出现了“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星期天到附近乡镇企业“走穴”，进行技术支持。

面对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咄咄逼人态势，国企被动地进入改革阶段。李锦举例说，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被当时担任销售科长的马胜利承包以后，效益一下子翻了番，在全国引发了轰动，福建有55个厂的厂长共同呼吁向厂长放权，中央也提出要加强企业自主权，国企中开始推行厂长经营责任制。

“当时有一部小说非常火，名叫“乔厂长上任记”，讲的就是这一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故事，1987年出了个步鑫生，是厂长负责制的代表人物。”李锦回忆说，经过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承包制等一系列热热闹闹的改革，有成绩也有反思，被承包的企业并不是一个有动力的市场主体，并没有形成公司治理和内部应对市场的机制；承包人也只是一个厂长，包盈不包亏。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部改革，是局部的，而国企改革改革的关键还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从“破三铁”到“三年脱困”

△ 2017年6月2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国企进入新一轮改革阶段。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与此同时，传统国有经济也开始经历脱胎换骨的阵痛。

国企改革当时被称作是“最难啃的骨头”。政企不分、经营机制不活和历史包袱沉重，是国有企业在改革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对《中国报道》记者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后，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两方面夹击之下，国有企业步履维艰，非常困难。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当年很多的国有企业都难过那一道关，就被淘汰掉。

1992年初，国有企业掀起了“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被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经营机制改革的最后一战，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并迅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施。李锦分析说，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针对经营层与国有资产管理层的，而“破三铁”第一次针对普通职工，解除了企业与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大家意识到，国有企业不再是“永远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

1992年至1994年，国企历经3年高投入后，进入了困难时期。到1997年，甚至出现了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保持平衡的局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对原本已十分困难的国企，更是雪上加霜，亏损问题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在这个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3年目标中，“抓大放小”成为基本思路——以市场为导向，资产为纽带，通过强强联合，在一些重要行业或关键领域组建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针对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产生的问题，1997年至1999年，中央反复强调“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李锦表示，当时全国大概有几十万家国有小企业民营化，走的是产权制度改革和身份置换的路子，出现了“改制潮”。改制潮首先从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和纺织行业入手，这些行业基本上变成了民营企业的天下。大量的家电、纺织、日化企业变成了民资和外资，解除政府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同时解除企业对员工承担的无限责任，使企业和员工走向市场恢复活力。当年，李锦去到了青岛的双星集团进行42天的蹲点调研，对国有企业如何实践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

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使其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做大做强，当时的国有企业掌舵者们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宋志平回忆说，当时，国家搞了百户企业试点，这些企业是改革的“尖刀班”，宋卫平当时带领的北新建材正是全国百户试点企业之一，北新建材是通过上市获得资金进行发展，同时安置好了职工。改革中员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这是改革必须要经历的一关。

大刀阔斧的3年改革卓有成效，2000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改革丢掉了包袱，留下了优良资产，但是也让2000多万工人下岗。

李锦指出，这一阶段的改革，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同时放开搞活一批国企，以及保住重化工等关键核心行业的一批国企，这些原来都是计划经济下的的各个部演变过来的企业，实力雄厚，具备管理、技术、设备等各种资源，为未来的深化改革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立国资委与全面深化改革

△ 吉化炼油厂设备管理人员检查油浆换热器盘管情况(2015年12月24日摄)。 为新中国生产出第一桶燃料、第一炉电石和第一袋硝铵的吉林石化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化工企业。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开启了国企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的新阶段。国资国企管理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进军国际市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央企要做到（业内）前3名，做不到前3名，我给你‘找婆家’”。196家央企陆续进行合并，业务进行扩张，出现了多元化浪潮。

2002年，宋卫平调到央企中国建材，那时候中国建材只有20多亿元的年收入，债主临门，非常困难，宋卫平领导中国建材进行了市场化经营改革，走混合所有制道路，从资本市场、民营资本获得投资共同发展，推动整个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行业的重组，企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多元化发展也使得国企积累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央企发现进入的领域并不赚钱，同时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争论。2012年开始，国企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产能过剩，负债率高，亏损严重，中铝、中远、中冶当时成为了央企亏损典型。

国企改革随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5年，中央确定了主要以产权改革为主的国企改革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目的是实现由政府计划管控下的行政型治理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型治理转型，使得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2015年11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投资刺激的方式，其中包括去产能、去杠杆、央企重组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近两年，国企改革动作频频，公司制改革全面提速已基本完成，央企重组频率明显提升，截至2018年8月，央企数量已经减至96家。目前的央企只有十家左右企业有自然垄断成分，绝大多数都在充分竞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包括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联通集团等代表性央企均已提出混改方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目前国企混改正分层分类推进，同时推动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引入非国有积极股东进入董事会，在业务上发挥战略支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国有企业一直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加快自身改革发展，跻身全球竞争的主力兵团，是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下一站的重要课题。

采写：《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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