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改革幾乎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進程——從1980年初期的放權讓利增強企業活力，到1985年實施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及股份制試點，再到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1993年提出加快構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7年以來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2002年以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中國國企改革的40年不只是一串串枯燥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改革樣本。

國企改革從“承包”開始

解放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間，我國通過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興辦新型工廠，形成了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國營企業體系。實行的是單一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人、財、物和產、供、銷都由政府直接管理。這種在計劃經濟下的國有經濟，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弊端也逐漸顯露，一方面無法有效地配置資源，另一方面也使勞動者喪失了必要的積極性，企業沒有活力，生產效率低下。

新華社原記者、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數十年來一直關注國企改革、並曾在數十家國企進行過走訪調研，他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始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激活了個體戶和私營經濟等經濟形態，對國有經濟造成了極大衝擊，農村改革全面推開，大張旗鼓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裡出現個體戶承包飯店開小商店等現象，但由於改革時機不成熟，國企基本上是一片凍土。

農村商品經濟首先從農副業、加工業開始對國有企業產生衝擊。李錦回憶起了一個別有意味的例子。1982年，在土地承包的基礎上，一些農民開始搞副業，山東商河縣一些農民做起了收羊、宰羊、銷售羊肉的業務，李錦到當地調研發現，收羊的農民與國有企業延伸到基層的供銷社、收購站競爭，他們雙方互相架大喇叭喊話，供銷社說的是“要擁護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個體戶的大喇叭喊著“我們收羊價格高”“我們的羊肉便宜”，競爭的結果顯而易見。在對比中，民營企業的生命力充分顯示出來，農民個體戶走進了流通渠道，對實行統購統銷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巨大沖擊。

國企面臨的另一重大沖擊來自於鄉鎮企業。當時，鄉鎮企業當時在江蘇南部和山東的膠東半島迅速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因為機制靈活在競爭中明顯優於國有企業，並出現了“星期天工程師”現象：國有企業的技術人員，星期天到附近鄉鎮企業“走穴”，進行技術支持。

面對鄉鎮企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咄咄逼人態勢，國企被動地進入改革階段。李錦舉例說，1984年，石家莊造紙廠被當時擔任銷售科長的馬勝利承包以後，效益一下子翻了番，在全國引發了轟動，福建有55個廠的廠長共同呼籲向廠長放權，中央也提出要加強企業自主權，國企中開始推行廠長經營責任制。

“當時有一部小說非常火，名叫“喬廠長上任記”，講的就是這一改革進程中發生的故事，1987年出了個步鑫生，是廠長負責制的代表人物。”李錦回憶說，經過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廠長負責制、利改稅、承包制等一系列熱熱鬧鬧的改革，有成績也有反思，被承包的企業並不是一個有動力的市場主體，並沒有形成公司治理和內部應對市場的機制；承包人也只是一個廠長，包盈不包虧。這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內部改革，是局部的，而國企改革改革的關鍵還是解決體制機制問題。

從“破三鐵”到“三年脫困”

△ 2017年6月25日，中國標準動車組“復興號”首發。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國企進入新一輪改革階段。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與此同時，傳統國有經濟也開始經歷脫胎換骨的陣痛。

國企改革當時被稱作是“最難啃的骨頭”。政企不分、經營機制不活和歷史包袱沉重，是國有企業在改革時普遍存在的問題。中國建材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宋志平對《中國報道》記者回憶說，改革開放之後，外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發展很快，兩方面夾擊之下，國有企業步履維艱，非常困難。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當年很多的國有企業都難過那一道關，就被淘汰掉。

1992年初，國有企業掀起了“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為中心的企業勞動、工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熱潮，被稱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經營機制改革的最後一戰，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並迅速在國有企業中廣泛實施。李錦分析說，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而“破三鐵”第一次針對普通職工，解除了企業與工人的“終身勞動契約”，大家意識到，國有企業不再是“永遠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

1992年至1994年，國企歷經3年高投入後，進入了困難時期。到1997年，甚至出現了國有企業三分之一虧損、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保持平衡的局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這對原本已十分困難的國企，更是雪上加霜，虧損問題更加突出。在這種背景下，199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明確提出，用3年左右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本世紀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在這個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的3年目標中，“抓大放小”成為基本思路——以市場為導向，資產為紐帶，通過強強聯合，在一些重要行業或關鍵領域組建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同時採取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的步伐。針對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產生的問題，1997年至1999年，中央反覆強調“實施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保障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

李錦表示，當時全國大概有幾十萬家國有小企業民營化，走的是產權制度改革和身份置換的路子，出現了“改制潮”。改制潮首先從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和紡織行業入手，這些行業基本上變成了民營企業的天下。大量的家電、紡織、日化企業變成了民資和外資，解除政府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同時解除企業對員工承擔的無限責任，使企業和員工走向市場恢復活力。當年，李錦去到了青島的雙星集團進行42天的蹲點調研，對國有企業如何實踐市場經濟進行了探索。

如何激發國有企業的發展活力，使其在市場中更具競爭力，在創新發展中不斷做大做強，當時的國有企業掌舵者們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和嘗試。宋志平回憶說，當時，國家搞了百戶企業試點，這些企業是改革的“尖刀班”，宋衛平當時帶領的北新建材正是全國百戶試點企業之一，北新建材是通過上市獲得資金進行發展，同時安置好了職工。改革中員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但是這是改革必須要經歷的一關。

大刀闊斧的3年改革卓有成效，2000年，“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改革丟掉了包袱，留下了優良資產，但是也讓2000多萬工人下崗。

李錦指出，這一階段的改革，明確了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司治理結構框架。同時放開搞活一批國企，以及保住重化工等關鍵核心行業的一批國企，這些原來都是計劃經濟下的的各個部演變過來的企業，實力雄厚，具備管理、技術、設備等各種資源，為未來的深化改革發展打下了基礎。

成立國資委與全面深化改革

△ 吉化煉油廠設備管理人員檢查油漿換熱器盤管情況(2015年12月24日攝)。 為新中國生產出第一桶燃料、第一爐電石和第一袋硝銨的吉林石化公司，是新中國第一家化工企業。

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正式成立，開啟了國企管理體制和國企改革的新階段。國資國企管理形成了新的管理體制和制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進軍國際市場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當時的國資委負責人提出，“央企要做到（業內）前3名，做不到前3名，我給你‘找婆家’”。196家央企陸續進行合併，業務進行擴張，出現了多元化浪潮。

2002年，宋衛平調到央企中國建材，那時候中國建材只有20多億元的年收入，債主臨門，非常困難，宋衛平領導中國建材進行了市場化經營改革，走混合所有制道路，從資本市場、民營資本獲得投資共同發展，推動整個建築材料尤其是水泥行業的重組，企業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

多元化發展也使得國企積累了一些問題，尤其是一些央企發現進入的領域並不賺錢，同時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爭論。2012年開始，國企積累的問題集中爆發。產能過剩，負債率高，虧損嚴重，中鋁、中遠、中冶當時成為了央企虧損典型。

國企改革隨後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2015年，中央確定了主要以產權改革為主的國企改革目標，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目的是實現由政府計劃管控下的行政型治理向以市場機制為主的經濟型治理轉型，使得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2015年11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變了投資刺激的方式，其中包括去產能、去槓桿、央企重組等。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近兩年，國企改革動作頻頻，公司制改革全面提速已基本完成，央企重組頻率明顯提升，截至2018年8月，央企數量已經減至96家。目前的央企只有十家左右企業有自然壟斷成分，絕大多數都在充分競爭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取得突破性進展，包括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聯通集團等代表性央企均已提出混改方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表示，目前國企混改正分層分類推進，同時推動轉換經營機制，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引入非國有積極股東進入董事會，在業務上發揮戰略支持作用。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國有企業一直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繼續發揮引領作用，加快自身改革發展，躋身全球競爭的主力兵團，是國有企業改革之路下一站的重要課題。

採寫：《中國報道》記者 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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