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兒莊參將署大門
京杭大運河的漕運是明清時期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是維持國家正常運轉的一條生命線，特別是明萬曆年間泇河開通之後，南糧北運全靠運河一脈。但是運河沿線盜匪時常出沒，因此確保漕運安全暢通便成了王朝需要解決的問題，所採取的多種舉措，不僅使漕運暢通，還維護了運河沿線社會治安。從明末立於山東棗莊的韓莊運河段運河防務碑和清王朝在運河重鎮臺兒莊設立的參將署兩處歷史遺存，可窺明末清初朝廷是如何強化京杭大運河漕運安全的，兩處遺址也見證了運河漕運的興衰歷史。
開鑿泇河避開黃河之險
我國漕運起源很早，秦漢就已有之。到了明代，運河漕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開會通河以後，依託京杭大運河將元代以來的海運改為漕運，在京杭大運河沿線設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各地將漕糧就近運交糧倉，然後由官軍分段運送，每年4次，一年運糧300餘萬石。這時徵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674萬石。成化八年（1472年）始規定歲運400萬石的常額。主要徵自南直隸和浙江，約佔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5府供納，歲額21.4萬石，均系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由此可見京杭大運河在漕運中的重要作用。
其中，京杭大運河從濟寧沿南陽、獨山、昭陽、微山四湖之西側，經徐州與黃河交匯，然後借不老河轉入邳州，借徐州至淮安一段黃河行運。此段黃河時常氾濫，導致漕運受阻。據《明史·河渠志》載：明朝中葉，黃河屢次決口氾濫，衝淤徐沛運道，漕船阻滯。隆慶三年（1569年）七月，黃河於沛縣決口，茶城淤阻，漕船2000餘艘被阻於邳州，河道總督翁大立提出開泇河以避徐州上下黃河之險的建議。泇河有東西二泇：東泇源出山東費縣東南箕山，西泇源出嶧縣北抱犢崮。二泇流至江蘇邳縣三合村會合，又南至泇口集入運河。翁大立的建議，由於“黃落漕通”，也由於朝臣反對，沒有付諸實施。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暴雨如注，濟寧、徐州一帶氾濫成災，運河堤岸潰決200裡，洪水壅滯於微山湖一帶，運河不得通航。總理河道舒應龍帶人挖韓莊中心溝40裡，通彭河水道入泇河以洩各湖積水，這就是韓莊新河，但是不能通漕。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黃河於單縣黃垌口決口南徙，徐州洪、呂梁洪以下的黃河段幾乎斷流，航運無法進行，於是又提起開泇河行運的工程。萬曆二十八年，總河劉東星受命開泇河，他循舒應龍韓莊故道，鑿良城、侯遷、臺兒莊及萬莊河道。工程進行了兩年，完成十分之三時，劉東星病逝。萬曆三十年（1602年），黃河在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堤大決口，衝沛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衝進改線後的新河河道，危及漕運。在此嚴重局面下，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總河侍郎李化龍主持開闢泇河，完成舒、劉二人未竟工程，由夏鎮引水東南會合彭河，經韓莊湖口，東出經良城、萬莊、臺兒莊等地，過泇口鎮會合泇、沂諸水，南下到邳州直河口入中運河，全長260裡，避開了徐州附近黃河、呂梁二洪之險。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由總河曹時聘主持掃尾工程，至此新開泇河全線暢通。此段水源充足，行程縮短，渠成後，三分之二漕船改行泇河，每年過往漕艘達8800餘艘，足見該段運河的歷史地位和經濟作用。
運河防務碑碑亭
明朝設立運河防務碑威懾盜匪
明朝極為重視京杭大運河的南北運輸，加強了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持。後來為強化沿線治安，廢除漕運使，設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12.76萬人，運船1.17萬隻。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徵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明代的漕運遂成定製，漕運支撐了國家財政收入半壁江山。
泇運河開通以後，促進了漕運的發展。但是沿線治安狀況堪憂。從微山湖湖口至江蘇駱馬湖這段運河，由於地處魯蘇兩省交界區域，一度盜匪橫行猖獗，官船和商船經常受到搶劫。為加強這段運河的管理，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嶧縣設管河縣丞一員，在臺兒莊設閘官署。次年，揚州道在臺兒莊設巡檢司，領韓莊至邳州運河段260公里之河務，兼理地方治安。到了明朝末年，各級官吏貪汙腐敗嚴重，漕運陋規甚多，各種稅費多如牛毛，無疑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船民不堪重負，以至於鬧漕、哄漕、哄倉、抗糧事件層出不窮。此時，明王朝不僅無力鎮壓各地蜂擁而起的農民起義，更顧不上運河上的匪盜，因此只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二月，由欽差督漕御馬監太監楊疏名報經朝廷批准，在運河漕運防務重地臺兒莊立下一通運河防務碑。其主要目的是震懾運河沿線活動頻繁的“土寇水賊”，以期扭轉漕運治安混亂的局面。
運河防務碑碑高2.68米，寬1.18米，厚0.35米。碑額雕龍，其中半個“聖”字至今清晰可辨。內容大意為：在京杭運河淮陽所屬，大約南自清河縣起北至臺兒莊止的300餘里地域，尤其是黃河、駱馬湖一帶，“民窮盜起”，數以萬計的“土寇水賊”佈滿河湖，晝夜活動，干擾過往官商市民，經常劫掠官銀船隻，對南北交通大動脈京杭大運河這一咽喉要道及過往船隻的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為保障連接南、北二京漕運的通暢，維繫水路治安，建議朝廷儘快剷除漕河上的這一大隱患，允許建立行之有效的防禦體系。可以在黃河、駱馬湖一帶運河沿岸修築墩臺，上架鳴鐘報警，一臺鳴鐘，聲聞左右，依次相鳴，眾兵可以立至，聯合抵禦。
到目前為止，在京杭大運河沿線，尚沒有發現第2個運河防務碑。運河防務碑也是京杭大運河上遺存的重要歷史文物，為研究運河文化、漕運經濟以及明朝末年的政治、經濟、軍事、吏治和社會現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和佐證。?
清初設三品參將兼管漕運安全
在清朝，運河漕運不僅成為南北交通的幹線，還在清政府財政收入上佔有重要地位，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是7000萬兩白銀，漕運實現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所以清代耗費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用於運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線漕運的管理。
清代實行官收官運，承運者是衛所軍籍中較殷實的軍丁。發運時每船配運軍1名，運副1名，僱募水手9至10名。各省運軍水手多少不等，總數在10萬名左右。漕運最高長官為漕運總督，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7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還需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面交押運官，並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後選管糧通判1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後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1人或2人領運，武舉人1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於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置巡漕御史，稽查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後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由於明末留下的治安隱患，中運河一帶盜匪經常出沒，殺人越貨，搶劫商船。據說，順治皇帝繼位後，令江南織造局趕製了兩套龍袍。運送途中，在臺兒莊以西的德勝閘遭到土匪搶劫。這一搶劫龍袍案，震驚朝野，從此，朝廷對這一帶的河道安全異常重視，在臺兒莊設立閘官署和參將署，委派正三品參將負責防務。清代的參將要比嶧縣七品縣令高出許多級別。清朝時期，臺兒莊僅是一個鎮級建制，隸屬於兗州府嶧縣，自運河改道由此南下之後，臺兒莊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土圩子”一躍成為運河沿線的重鎮，成為南北漕運的樞紐和水陸碼頭。
《臺兒莊區志》載：“1644年（清順治元年），沂州（今臨沂）鎮標前營分守嶧縣、臺兒莊地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是營駐守臺兒莊，改為臺兒莊營，始設參將署，隸屬登州鎮。1723年（雍正元年）改屬兗州鎮，為綠營軍編制。1735年（雍正十三年），臺兒莊綠營定製參將1員，守備1員，千總2員，把總4員，外委把總3員，馬兵126名，步兵234名，分別駐守臺兒莊、嶧縣城以及韓莊運河各閘。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臺兒莊營撤銷。”清光緒版《嶧縣誌·官署》載：“參將署，在臺兒莊大街。總兵行署，在參將署右。守備署，在參將署左。”參將署，在臺兒莊俗稱“大衙門”，位於大衙門街西段路北，箭道街南段路西，坐北朝南，佔地面積4400平方米，分四進院落，從大門向北依次為前堂、二堂、大堂和後四合院。官衙富麗堂皇，十分威嚴。
清朝初年，參將在運河漕運的治安管理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一些盜賊河匪聞之喪膽，望風而逃。可是到了清朝末年，由於臺兒莊運河沿線各閘駐軍軍餉寬裕，官兵日子過得滋潤，長期以往，軍紀鬆弛，戰鬥力下降。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歷代王朝重視漕運的發展，特別是明、清兩代，漕運成為國計民生的命脈，並且帶動了商業貿易，溝通了南北經濟和商品流通，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但是由於水運週期長，運費代價過高，民眾因此產生的徭役負擔沉重，在晚清時期已呈現出眾多弊端。1855年黃河改道，運河淺梗，山東濟寧以北逐漸淤廢，從此漕運主要改經海路。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承運漕糧。1901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1904年，清廷撤廢漕運總督。1912年，津浦鐵路全線建成通車，成為南北交通的主要命脈。京杭大運河的漕運相形見絀，沿線城市的交通地位也是一落千丈。新中國成立後，對京杭大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使其重新發揮航運、灌溉、防洪和排澇的多種作用。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京杭大運河不僅在航運、南水北調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的作用日益彰顯，在2014年6月22日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鄭學富)
閱讀更多 聯合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