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的針刺麻醉技術，是幫助針灸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影響因素。如今我們試圖瞭解針刺麻醉的歷史，參考部分珍貴文獻，文章的大部分信息來自上海針灸經絡研究所和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內部記錄，涉及到20世紀60年代在上海地區參加針刺麻醉醫生的採訪記錄。還原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據可查閱的資料記載，針刺麻醉分別於1958年起源於上海和西安，僅用於扁桃體切除術等小手術。1959年3月30日，在“大躍進”期間，一名北京結核病醫院(如今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胸科醫院)培養的高永波博士，在廣西柳州結核病醫院成功地開展了一例針刺麻醉下右上肺葉切除術，獲得了成功。1960年6月，中國國家結核病會議在青島舉辦，在場的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目前上海肺科醫院)手術部主任裘德懋教授，關注到了來自廣西柳州的高永波博士的針刺麻醉手術報告。欣喜之餘飛回上海，他立即重複了高醫生的操作，但他第一次嘗試使用針刺麻醉做手術卻失敗了。
於是，裘德懋教授派人到上海針灸經絡研究所尋求合作。當時的上海針灸經絡研究所孫寶璽主任馬上安排針灸學博士黨波平、湯頌延、陳德尊、金舒白等召開集體會議，在場所有同志都認為針刺麻醉一件值得有意義的工作，兩部門達成了合作協議。根據協議安排，上海針灸經絡研究所決定，安排具備紮實的西醫學基礎和外科溝通技巧的唐松巖博士到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開展工作。1960年7月5日，唐松巖與外科醫生徐學僖和趙振普，成功地使用針刺誘導麻醉代替藥物麻醉，為54歲的男性工人陳履平作右上肺葉切除術。手術持續了三個半小時，使用了超過100個腧穴，部分思路採用廣西柳州高永波的經驗，手術全過程病人神志清醒，可以聊天，並且術後無明顯疼痛記錄。據當時的病歷記載，病人在術後的一晚睡得很好。
上圖 針刺麻醉組在手術室
陳德尊(左一)醫生在手術前對一名病人進行針刺麻醉
照片由上海針灸經絡研究中心文獻研究室劉麗紅提供
第二天，唐松巖和另外兩位外科醫生謝庭槐和龍濤，在蘇聯專家訪問團的觀摩下，成功地使用使用針刺麻醉為23歲的大學生周國良進行了開胸手術。手術很成功，過程中，周國良沒有出現明顯的疼痛，始終神志清醒，能夠回答問題。在場的醫務工作者和相關研究人員非常興奮，紛紛向上海市衛生局報告手術的結果與針刺麻醉的發現。1961年8月14日，時任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杜大公，參觀了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觀察41例針刺麻醉下肺切除術，並聽了針刺麻醉研究小組的報告，之後他對醫務工作者和研究人員研究使用針刺麻醉予以鼓勵和肯定。從當時到1961年9月，共有42例肺切除術在針刺麻醉下完成，其中37例(88.1%)通過針刺麻醉成功完成。針刺麻醉過程只有5例(11.9%)失敗。
1961年9月，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小劑量針灸穴位注射與針刺麻醉論壇上，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與上海針灸經絡研究所聯合發表了題為《針刺麻醉應用於胸部手術:42例臨床分析》的報告。報告強調針刺麻醉下手術的特點是“幹針刺”（dry needling）(簡單的針刺手法)沒有麻醉藥物。總結針刺麻醉的優點是：使用工具簡單，無藥物麻醉引起的副作用，患者在手術過程中醒著，術後護理更方便，身體恢復更快，患者可咳嗽除痰，無需插管。這個報道引起了轟動。會後，與會代表參觀了上海第一次結核病醫院手術室，觀摩了針刺麻醉下的肺切除術。
上圖 上海針灸研究所針灸麻醉進展討論
談話的人是上海針灸研究所針灸麻醉組組長孫麥玲博士(左後3位)，做筆記的人是劉麗紅博士(左2位)。照片由劉麗紅提供
當時國內特殊的政治背景，廣泛地開展著“批判”運動，尤其批判“誇張”。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影響下，醫學界對針刺麻醉的聯合報告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部分意見是支持和感興趣的，同時反對的、質疑的聲音也很大。比如“針刺麻醉只有理論意義，沒有臨床價值”、“針灸麻醉沒有理論基礎”、“針灸師做麻醉一文不值”、“因為我們有藥物，為什麼不使用它們”、“針刺麻醉下開展手術只是一個病人耐力”、“針刺麻醉是使用針刺疼痛克服手術疼痛”等等。許多醫院最初對針刺麻醉感興趣，但感覺到輿論壓力出現後，紛紛停止了針刺麻醉試驗。碰巧的是，當時臨床報道出現一個針刺麻醉下開展肺切除術的病人，在術後出現了恐慌焦慮的情況。
這個消息傳到了中國醫學會，引起了許多專家的負面評判，部分專家認為恐慌焦慮是由針刺麻醉引起的，這給針刺麻醉的研究人員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與此同時，研究人員在技術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難。這種情況使得很難招募新的針刺麻醉手術患者，針麻手術明顯減少，以至於針刺麻醉臨床試驗幾乎停止。事實上，在整整九個月的時間裡，沒有病人參加針刺麻醉臨床試驗的招募。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裡，針刺麻醉研究工作者從來，沒有放棄。許多研究人員自願作為受試者，為針麻積累第一手的資料。
五一藝術畫報《針刺麻醉》 作者：湯沐黎
1964年初，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於光遠副主任抵滬，進一步考察針刺麻醉。在聽取報告後表示：“針刺麻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我們已經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交了報告。大家要鼓足幹勁，黨和政府會提供支持，保障大家繼續前進。”
會後，于光遠向時任中國國家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傳達了上海的針刺麻醉的相關進展。錢部長立刻安排中國醫學科學院主任、我國著名生理學家沈其震去上海考察針刺麻醉。在觀摩針刺麻醉下術後，沈其震表示：“起初，我不相信針刺麻醉的可實施性，觀摩完我終於明白了，我相信這是真的。”隨後，錢部長安排了另一個10人組成的團隊，由北京結核病醫院負責人辛育齡率隊赴上海，包括三名外科醫生，三名麻醉醫師，三名針灸師和一名外科護士。他們留在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並接受了三個月的針刺麻醉下肺切除術的培訓。回到北京後，辛育齡團隊成功地進行了針刺麻醉下肺切除術。
上圖 1964年6月16日，時任國家衛生部部長錢新忠到上海考查針刺麻醉
左前：杜大公，黨波平，錢新中，邱德茂，秦金祥，海林，李樹民；右後方：殷商，趙友民，王石，孫麥玲，佚名。照片由劉麗紅提供
此後，在1964年至1965年期間，美國國務院衛生部長Dr. Qian曾以私人身份三次親臨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觀摩針刺麻醉。他提出：“這項技術我很欣賞，但是有幾個問題，針刺麻醉的技術是否可以簡化？腧穴的數量是否可以酌情減少？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代替人工的針灸刺激？比如使用電子設備(機械化設備模擬手動刺激)？”
1964年6月30日，上海市教育衛生辦公室發佈了《教育與健康狀況》，對針刺麻醉研究工作進行了表彰。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楊西光親自觀摩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針刺麻醉，在上海市委大力支持下，上海第二個針刺麻醉研究中心在上海華山醫院成立了。
1965年1月2日，于光遠在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開始了他的新年的新徵程。這一天，他表達了對針刺麻醉的看法：“針灸麻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我們應該支持針刺麻醉研究。如果項目需要人，我們就給人；如果需要錢，我們給錢。我們應該設計一個漂亮的手術室，方便外國遊客的觀摩。我們針刺麻醉的研究處在國際先進水平，已經是無可非議的，現在我們應該把對手甩的更遠。去年，科學中心研討會，我向毛主席報告，針刺麻醉的研究應該鼓勵大躍進。毛主席說：“是的，我們應該鼓勵它！”毛主席還說，中國人要有抱負。日本Shoichi坂田(坂田昌一)發現的基本粒子，我們中國人對世界應該有自己的貢獻”。
于光遠（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上海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任中共中央圖書館主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系教授，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常委，科學規劃委員會副秘書長，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64年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
此後不久，國家衛生部撥款60萬元人民幣，在當時，一元等於一美元。用於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構建一個三層樓高的2000平方米建築進行針刺麻醉研究，並採購尖端科技水平的生理記錄儀和動脈血氣分析儀，同時訂購來自海外相關領域的英語期刊。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還製作了一部針刺麻醉紀錄片。針刺麻醉臨床試驗、機制研究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工作在上海乃至國內發展，欣欣向榮。
隨著針刺麻醉在臨床研究中的成功，針刺麻醉機制研究也開始了。1963年，神經科學博士張香桐、封巖，和來自濟南的心理學家胡寄南，在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觀摩了針刺麻醉手術過程。在他們的訪問期間，為了測試針刺麻醉的功效，張香桐親自嘗試了一下。他讓一位針灸師給他做了一個小時的針刺麻醉，表示自己在針刺前後確實感覺到了身體感覺的不同。
參觀完後，張香桐問:“切口前，針灸針需要捻轉多久?”邱博士回答:“30-60分鐘。”張香桐說:“針灸麻醉也許不僅有神經生理作用，也可能有神經生化作用。”一些與疼痛相關的化學物質(神經傳遞介質)已經在國外被發現。針灸會產生這種物質嗎？因為如果我們能找到這些物質，它們就可以作為研究目標。我們應該讓神經生化專家參與進來。很快，幾位專家帶著他們的學生團隊，建立了相關的研究項目。其中，研究者曾益濤和王寒貞在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實驗室開展“腦脊液交叉灌注”兔子實驗，系統地進行研究。
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無影燈下頌銀針》彩色故事片
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和上海針灸經絡研究所共同撰寫了《針刺麻醉應用經絡穴位於胸腔(肺)手術的臨床研究報告》，其中186例針刺麻醉用於肺切除術總結，並上報國家科委。1965年12月，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正式文件，內部發表了這份報告，承認針刺麻醉是具有國家重要性的一級成就。在此推動下，到1979年底，僅在國內開展的針刺麻醉數量就從1971年的40萬例，急劇增加到200萬例。
就在針刺麻醉處於全盛期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導致針刺麻醉研究合作中斷。直到1970年，周恩來總理在會見曹曉丁博士和其他針刺麻醉研究人員時說:“你們大家應該進行廣泛的合作，針刺麻醉的機理必須弄清楚！任何新東西總是有缺點的，我們應該研究好、使用好它!”
為了歡迎尼克松總統訪華，1971年7月18日，《人民日報》正式向世界宣佈了中國的針刺麻醉研究。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期間，由白宮辦公廳主任General Alexander M. Haig Jr.率領的30多名美國官員和媒體記者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上海，並觀摩了一次針刺麻醉下肺切除手術。所有人表達了驚訝和極大的興趣。這次訪問之後，美國的報紙和電視節目中有很多關於針刺麻醉的報道和採訪，針刺麻醉極大的引發了西方醫學界對針灸的興趣。
而當時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實驗室，研究人員在兔身上進行的“腦脊液交叉灌注”實驗，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無法繼續下去，但他們的初步研究結果發表了。瑞典科學家成功地重複了這個實驗，發現了腦啡肽。1975年中國科學院鄒崗教授訪問了瑞典和得到了消息，回到國後他成功地重複了這個實驗。與此同時，上海醫科大學曹曉丁教授的團隊在一次腦部手術中從人類腦脊液中提取物質，並發現了類似嗎啡的物質。1997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召開了一次共識會議，確認了針灸的鎮痛作用，這幫助針灸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獲得了更多的認可。針灸在20世紀70年代初被引入美國，主要是由於針刺麻醉在中國的成功。它也傳播到全世界，並在全球推廣針灸。
本文譯自：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July 2016, Vol 14, No.4
譯者:王國棟 南京中醫藥大學
向一個時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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