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欽坤 騰訊研究院秘書長
蔡雄山 騰訊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祝林華 騰訊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曹建峰 騰訊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開篇即表明，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生活、改變世界。誠然，被視為一種變革性技術的人工智能，有望成為通用技術（GPT）並引領新技術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4IR）呼之欲出。與此同時，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將廣泛替代、置換人類工作以及加深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擔憂開始浮出水面，甚至連醫生、律師、程序員、文創人員等高技能人群亦被預測為“難逃此劫”。有人呼籲“普遍基本收入”制度，有人呼籲對機器人徵稅，人工智能對就業和收入的影響一時間成為公共話語的焦點。由此，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及其帶來的更深、程度更高的自動化（automation）將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的短期和長期結構以及收入分配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話題。
近日，聯合國（UN）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新技術革命對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觀點和政策建議。
核心發現和觀點包括：
（1）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有望引領一場新技術革命，對幾乎每個行業、所有國家產生深遠影響，但需要其成為通用技術且廣泛傳播和採用，因此其社會經濟影響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會在短期內就全部實現。
（2）在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影響下，服務業為大的趨勢會繼續保持下去。但AI等技術可能增加市場集中度，導致所謂的主導市場和利潤的“超級明星企業”的出現。
（3）淡化新技術對勞動力市場和不平等的影響的想法是沒有依據的，但技術將引起80％的失業率也是不切實際的。AI等技術只是會取代某些任務而不是整個職業，而且新技術也會創造就業機會，並且要求工人具備新的技能。根據技術發展影響就業的歷史經驗，AI等技術在短期內可能破壞部分手動或者認知的常規工作任務，但長期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具有高度靈活性、創造力和強大的解決問題和人際關係技能的高技能工人將繼續受益於AI和其他新技術。總體而言，技術創新不會導致總體失業和普遍失業，而是以兼職或副業的形式導致更高水平的不充分就業。
（4）目前的技術變革有助於從傳統工作安排向“或有工作”、零工經濟的轉變，非正式工作崗位將繼續增多。雖然這增加了工人的靈活性和就業機會，但許多非標準工作安排會導致不穩定的工作關係，帶來就業和收入的風險。
（5）新的技術革命將會使製造業和參與全球價值鏈（GVC）的成果變得更加集中，從而限制落後國家的結構轉型。
（6）工業自動化將會繼續發展，而且由於許多服務工作需要緊密的人際交往（往往是機器人難以接管的工作），所以工業機器人更可能是全球機器人的主要使用方式。中國將成為機器人大國，部分是因為勞動力成本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等因素，中國企業預計將在2019年吸收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的40％。
（7）GVC在發展中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然而，GVC不是靈丹妙藥。沒有技術上的升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能夠獲取市場利益的一小部分，並且在結構轉型方面進展有限。鼓勵投資於AI等新技術和自動化並擁有必要的補充技能和基礎設施的國家更有能力獲取GVC帶來的好處。
（8）新一輪技術浪潮如何塑造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制度和政策。
核心政策建議包括：
（1）政府應出臺支持AI等新技術的政策，包括資金支持，技術研發、應用、轉化等全鏈條支持，補貼、稅收等優惠措施，等等。
（2）逐步探索解決自動駕駛汽車、AI醫療診斷和設備的責任問題，可以採取在部分領域或市場進行法規試點並總結實踐經驗的方式。
（3）考慮知識產權法規和反壟斷法規如何跟進AI等新技術發展及其帶來的新業務模式。
（4）為當下和未來的工人提供適當的技能教育是是政策的重要落腳點，需要支持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技能的政策。同時，加強對工作變化和就業結構變化的長期跟蹤和監測，並提出政策建議。此外，由於零工經濟、或有工作、非正式工作的增加，需要新形式的工人代表。
（5）積極促進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將保障範圍擴大到非標準和非正式就業的工人。探索合理的稅收制度，因為對新技術徵稅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和技術採用，減少再分配來源。
（6）在新技術和數據跨境、分享和學習各國經驗以及支持弱勢國家等方面加強等加強國際合作，確保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能夠依託新技術參與全球市場。
一、人工智能引領一場正在發生的新技術革命
技術革命催促社會變革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動力。生產力的提高不僅幫助提高人均收入和消費，而且也會影響工作的性質、質量以及社會結構。研究表明，技術、制度和社會往往一起發展。
過去的幾次技術變革是“激進”的，在合適的條件下最終引起了社會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而正是由於正確的經濟、社會和制度條件，才使得新技術的廣泛推廣具有可行性，最終實現突破性的轉變。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機器來替代手工勞動，特別是蒸汽機的使用和在工廠使用的新的工業方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徵是製造業中電力和其他技術的快速應用，並通過增加運輸、通信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來實現。第三次革命是數字化，使信息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發揮著重要的轉型作用。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變革性技術，正在加速新技術革命的到來
從基因編輯到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再到先進材料的幾個技術集群的步步突破，意味著新的技術革命可能正在發酵，並可能對幾乎每一個行業和每個國家產生變革性的影響。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4IR）的基礎是數字革命期間的ICT擴張，但其特點是屬性上完全不同的技術和能力。
AI的快速進展被視為是現有和新技術促進經濟體系轉型的關鍵推動力。世界經濟論壇將人工智能描述為4IR的基石。一旦加以設計和部署，現代AI可以在幾乎沒有人類參與的情況下，通過自主形成規則來解釋大量數據並設計解決方案。和過去一樣，技術進步正在侵蝕一向被認為是人類獨佔而人工智能難以突破的那些領域，比如情感和創意。AI的能力正在快速增長。機器學習使AI能夠擊敗最好的人類棋手，並被證明可以用於解釋醫療數據，促進溝通，開發新形式的運輸和工業自動化。此外，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電機控制（機器人）、語言翻譯和決策過程等領域的AI功能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近期的發展趨勢表明，AI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實現創造力，從事本質上具有人類特徵的工作。
AI之外，許多材料、力學和數字系統等領域也出現了技術突破。最近，操縱原子或分子結構方面取得的突破，提高了材料的物理性能。新的基因技術允許對包括人類基因組在內的生物系統的操縱。數字領域的進步包括信息技術和計算、數據分析、虛擬和增強現實，等等。3D打印等技術為製造業帶來了變革。
AI等新技術突破的經濟潛力巨大，長遠利好
新的技術突破可能對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結構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一方面，更普及的技術使用可以提高生產力，創造新的產品和市場，從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使用技術也可以實現更大的自動化，替代某些工作領域的人力。在極端情況下，由先進技術引發的自動化的廣泛使用可能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社會動盪。
對於AI的潛在經濟影響，有樂觀觀點，也有悲觀觀點。對AI技術的經濟潛力的樂觀看法依賴於技術進步的歷史記錄，以及人類勞動和生活水平的增長。樂觀主義觀點的基礎是長遠的，著眼於技術進步的總體效益。有學者調查了18世紀以來的幾次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認為技術進步促使計算機和機器人的廣泛使用，並有助於創造新產品和服務。產品創新將提高生產力和GDP增長，從而大規模創造新的職業。
關於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聯繫的悲觀觀點有兩個要點。首先，儘管技術進步有益於長期的積極影響，但過渡時期也涉及到社會和工作性質的深刻變化，導致失業率上升。第二，類似的觀點認為，這個時代是不同的甚至是更糟糕的，因為現在的技術進步的性質和前進方向，就是經濟體不能夠產生足夠數量的新工作，以彌補大量的失業或就業不足。
二、AI等新技術革命的五大影響
（一）對生產力的影響：AI有望成為通用技術，帶來生產力飛躍
當技術發展成為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簡稱GPT）時，技術便具有了可轉化性，可以在許多經濟領域提高生產力。過去的每一次工業革命，GPT都促成了基本的經濟轉型，有助於重塑世界。然而，GPT的傳播通常需要很長時間，因為GPT的應用和部署需要有配套的物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機構和組織的變化作為支撐。
所以，突破性的技術創新本身很難實現變革，技術的廣泛推廣和普遍採用至關重要。決定技術在經濟中採用和傳播之速度的因素十分廣泛，包括技術成熟度、成本以及有利的社會、經濟和監管環境。同時也受到企業家將技術帶入市場的能力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呈下降趨勢，與數字和信息技術革命的積極聯繫出現中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生產力增長進一步顯著下降。而且近年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幾乎不增長。儘管技術迅速發展，生產率增長仍然持續疲弱。因此，圍繞著技術在所謂的“生產力悖論”中的作用的討論十分熱烈。
一些更為複雜的AI和其他突破對總體生產力的影響在數據中的反映尚不明顯。這是由於新技術的發明和產生經濟效益的新技術的廣泛使用之間存在時間差，所以AI和其他技術突破的影響目前仍然侷限於某些行業和生產過程。然而，縱觀整個歷史，技術創新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新的產品和市場。因此，對AI等技術創新的經濟潛力的樂觀主義看法是有歷史證據支撐的。
（二）對市場和行業的影響：強化服務業，技術可能增加市場集中度
過去幾十年農業在就業中的作用逐漸減弱，農業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服務業越來越重要。隨著迅速的數字化和信息技術的進步，這一趨勢得到加強。1991年至2016年間,農業在全球就業中的份額下降了13個百分點，是25年來的巨大轉變。相比之下，服務業份額增加了大約相同的百分點，達到全球就業總額的近50％。同時，工業份額基本維持在21％的水平。反之，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在諸多工作領域中，服務業總體呈現出最大的活力。
從區域來看，有幾個趨勢值得注意。首先，從農業到服務業的就業轉移在所有地區不同程度地發生著，但是卻是亞洲經歷的最重要的部門轉型。其二，工業就業趨勢已經分化。雖然東亞和南亞地區的工業就業比例有所提高，但高收入國家的就業卻經歷了大量“去工業化”，這一進程的結果被稱為“過早去工業化”，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與全球化一樣，技術也是增加市場集中度的一個原因。技術進步促進了以壟斷性租金和少部分公司創造大部分高利潤為具體表現的新型市場架構。目前的技術進步浪潮中的許多重點行業，如社交媒體平臺和電子商務平臺，都是基於規模級的需求量的網絡效應而出現的。網絡獲得的空間越大，就越能吸引用戶（新用戶或來自於競爭網絡的用戶），從而進一步擴張網絡。此外，如果關鍵的新技術向其他公司的傳播受限（例如由於知識產權的限制性規定），那麼對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成功引進就可以提高市場集中度。最後，競爭往往呈現為“勝者為王”或者勝者獲得大部分利益的形式，並導致所謂的主導市場和利潤的“超級明星企業”的出現。
（三）對就業的影響
短期或將破壞部分手動和認知的常規工作任務，長期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引進新技術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生產力，具體表現是用資本代替勞動，用機器執行代替人類執行。最近的實證研究從兩個維度將工作任務分為兩種類型：“手動”與“認知”，“常規”與“非常規”。這是評估自動化對就業的影響的一個基本起點。常規任務是指基於熟悉化的程序並能夠通過明確的規則和算法來描述的工作。相比之下，非常規任務需要靈活性、創造力，涉及更加複雜的問題解決或人際交往。
大多數分析表明，具有高度靈活性、創造力和強大的解決問題和人際關係技能的高技能工人將繼續受益於AI和其他新技術。預期在手工和認知工作中的中低技能工作人員將面臨來自更有能力的機器和AI軟件的進一步壓力。過去幾十年的技術進步，尤其是計算機處理速度和功率的快速增長導致日常任務的自動化，長期以來涉及手工和認知的日常活動的工作機會日趨減少。
一般來說，新技術只能在具體任務中替代工人，不必然消滅整個職業。而且新技術也會創造就業機會，並且要求工人掌握新的技能。研究表明，1950年美國人口普查中列出的270個職業中只有一個在2010年由於自動化而被淘汰：電梯運營商。縱觀整個歷史，技術創新在經濟中創造了新的、更多的就業機會。那這次，對於AI、3D打印和機器人，也不會有任何差別。新技術對就業機會的破壞作用也會被其對就業機會的積極作用抵消。
技術創造就業機會的方式主要包括：
（1）自動化產生新的工作任務，社會對了解新技術的勞動力的需求擴大。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知識密集型行業，這種影響已經使得對執行非常規、協調性工作的工人的需求持續增加。
（2）技術創新推動新興行業，並幫助開發新產品，往往滿足以前未滿足的人力需求並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技術創新和自動化對生產力產生積極影響，降低成本和價格，這可能會增加需求，從而擴大生產和就業。
（3）生產率增長導致經濟增長和收入的總體增長，從而導致消費者對新產品和現有產品和服務產生更高的需求。例如，收入的增加刺激了與休閒活動相關的支出，例如旅遊、餐飲和保健，從而在這些行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這些行業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無法實現自動化的。
總體而言，技術創新不會導致總體失業和普遍失業，而是以兼職或副業的形式導致更高水平的不充分就業。有證據表明，在美國，技術進步導致某些行業，特別是飲食服務業的就業不足。雖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公開失業率很低，但就業不足是普遍存在的，採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便是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此外，技術對就業機會的影響不僅取決於技術可行性，還受到經濟、法律、監管或社會政治因素的制約。一個工作可以被消除的可能性並不意味著它將被消除。公司將會將新自動化技術的優勢（例如，較低的工資單或更高的生產力）與成本進行比較。
根據最近的實證研究，以下行業似乎特別容易受到自動化的影響：批發和零售業，行政服務，製造業，運輸和倉儲。另一方面，自動化風險低的部門則是教育和培訓，醫學健康和社會工作，農業，林業和漁業。
雖然大多數分析表明，AI和其他新技術將繼續使高技能工人受益，但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與前幾次技術革命中發生的情況類似，未來的自動化也可能會逐漸取代受過高等教育和技術嫻熟的專業人士。Kelly指出，任何以信息為基礎的機械化工作都可以被自動化，因此，AI和機器人將開始逐步取代醫生、經紀人、編輯、律師、建築師、記者甚至程序員。在衛生部門，AI和機器人可以診斷健康問題並且可進行手術，而人類則進行相對較低技能的護理任務。如果這樣的預測成真，將意味著服務將超越製造業成為受自動化影響最大的部門。
非正式工作崗位增多
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和從產業向服務的轉變，伴隨著就業和工作條件的性質和場所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高速互聯網的普及已經改變了工作的方式和結構，增強了對信息的訪問，改進了連接性並提高了業務效率，工人和僱主都有了更大的工作靈活性。數據顯示，享受靈活工作時間的薪水制工人比例從1985年的13.6％上升到2004年的29.6％。同時，技術使商業模式更加碎片化，例如通過聘用按需定期工作的臨時員工，如自由職業人士
短期內，工作的靈活性會導致發達經濟體國內的不穩定就業模式日益流行。根據歐洲議會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過去十年來，歐盟的標準勞動合同份額有所下降，非正規工作（通常是非自願的）和其他形式的非標準就業正在上升。非標準就業形式與工人福利和保護的減少相關聯，具有潛在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影響。
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工作變得不那麼以企業為中心。新興的大型技術公司越來越像平臺，他們本身只僱用了少數工人。相反，工作任務由個體承包商執行，他們可以同時為多個公司工作。特別是小型高科技企業之中，企業間的合作與競爭已經成為主要的工作安排。一方面，從傳統工作安排轉向有條件的工作，可以提高靈活性，尤其是為在標準化全職工作與家庭生活或教育之間存在衝突的人員（通常是婦女）創造有利的就業機會。但是應當注意到，全職合同仍然是歐洲工作關係的主要類型，目前約佔所有就業的59％。
非正規部門在許多經濟體的就業領域佔據著主導地位，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應重點關注技術進步對非正規部門的影響。在發展中國家，婦女和青年更有可能從事非正規工作。技術變革對該部門的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速度，特別是在非正規就業更為流行的農村地區，家庭和小規模生產以及服務行業，這些領域可能會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其一，如果技術採用擴大了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並促進服務的結構化，那麼這將有助於減少非正規性。在這種情況下，正式的就業創造將促進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從而減少非正規性和不穩定的勞動力。
其二，先進生產技術在非正規性就業更為普遍的農村的有效擴散，將使農業企業能夠擴大生產，從而促進農業和與農業有關的工業和服務部門的就業的正規化。
其三，信息和通信技術有助於擴大家庭企業和小型企業的生產規模，從而創造新業務。此外，信息通信技術的廣泛使用可能有助於正規部門的擴大，從而有助於非正式部門在相對或者絕對的程度上下降。
第四，廣泛使用手機等基礎技術，可以幫助農村地區的勞動者以及服裝和建築業的非正式工作人員收集有關價格和市場情況的相關信息，並與客戶保持聯繫，增加潛在的正式化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可能性。
通過信息平臺僱傭個人甚至跨國服務（即所謂的零工經濟）的現象也引來了關注，由於這些平臺經常會將規避現存的監管和稅收設定為明確的目的，新興的非正式就業形式可能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並快速增長。然而，到目前為止，零工經濟對就業的實質性影響似乎更為有限，因為即使在這種服務最廣泛的國家，該就業類型在總就業人數中的佔比也不到百分之一。
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受到多種因素限制，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就業前景可能並不樂觀
教育程度是婦女勞動力參與經濟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它也有助於減少婦女的保留工資（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成本），提高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動力。
技術的進步推動女性勞動力在強調認知技能多過身體技能的領域（如服務業）內參與就業，並促使婦女的工作任務從主要的例行化向非例行化轉變。現有的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自動化對男女的相對化影響似乎有所不同。
就發達國家而言，鑑於男性在運輸和製造業方面占主導地位，而女性則在教育、保健和社會工作中更具代表性，因此男性將面臨更大的自動化風險。此外，技術進步與結構轉型之間的相互作用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從維持生計的農業向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通常與資本密集型農業技術的推廣使用有關，先進農業技術對男性工作的補充作用高於對女性勞動力的補充作用，這為女性在結構轉型的早期階段的勞動力參與度下降提供了合理解釋。然而，在亞洲經濟結構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如電子產品之類的輕工業製作領域，其工作任務往往更適合女性，導致女性勞動力參與度增加，在1985-2006年期間女性在製造業中的就業份額得到增加。
研究表明，無論是有償還是將無償工作都考慮在內，婦女工作時間都比男性多。婦女會在育兒成本和工作成本之間進行比較，因此技術變革帶來的從傳統工作安排向靈活的工作安排的轉變，可能為婦女調和其生育和工作之間的矛盾提供機會。然而，到目前為止，碎片化的工作任務和較短的工作時間只會維持收入上的性別差距。雖然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立法提供了生育和贍養費，但這些福利很少適用於如家庭傭工和臨時工之類的工作部門。在這些因素持續限制婦女勞動力參與和工資的情況下，婦女在獲得技術革命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方面可能並不理想。
（四）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技術助長兩極分化
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激發了包括美國和西歐在內的技術前沿經濟體的收入水平的強勁增長。這意味著從1820年代到90年代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擴大。米蘭諾維奇指出，全球不平等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保持了穩定，2003年開始大幅度下降。這一趨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和印度的收入水平迅速增長。
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得益於在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GVC）擴散的情況下，國內政策轉變以及技術進步迅速。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在不同地區和時間段出現異質性趨勢。數據顯示，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數地區的國內不平等趨勢都有所增加。該趨勢在發達國家持續存在，尤其美國的不平等在持續加劇。不過，這些發展是否會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對不同家庭的不同影響效果，增加了收入分配長期軌跡的複雜性。
偏向於解決常規工作的技術變革和外包的組合導致了發達經濟體的工作兩極分化，美國的工資分配記錄以及16個歐洲國家的數據樣本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業已從中等工資崗位分別向高收入就業崗位和低工資崗位轉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也出現了兩極分化，中等職業技術就業人數開始下降。然而，這種趨勢有一些顯著的例外，例如中國和埃塞俄比亞，沒有出現這個“中空”現象。在某種情況下，這種職業的兩極分化伴隨著薪資不平等的加劇。自1970年以來，高技能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僅比就業崗位下降的中等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得快，而且還比低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要快。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這種趨勢特別明顯。
近幾十年來新技術的傳播促成了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以及資本與勞動在不同類型工人之間的重新分配。雖然這些趨勢因國家而異，但有一些共同點，特別是在發達國家之間。如前所述，近幾十年的自動化大多取代了常規的手動和認知任務。許多常規任務密集的工作都在中檔工資的範圍內，例如製造業和日常辦公人員。而另一方面，非日常工作密集型的職業，其薪資水平會出現完全相反的兩種極端，例如管理型、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專家在頂端，而服務行業工作者，如美甲師、酒保和個人工作者則出現在薪資的底端。
勞動力不平等不能完全解釋多年來收入差距的演變，只能作為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工資不平等的上升也可部分歸因於信息技術與認知活動之間的強大互補性，因為這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生產力創造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影響會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如工會變弱以及低技術勞動力的供給比高技能勞動力彈性更高。同時，收入不平等也受到勞動和資本在收入方面分配比例的影響，而這又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由於低收入家庭中勞動力份額佔總收入的比重高於高收入家庭，且資本通常只在資本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因此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下降總是與收入分配惡化相關。
（五）對全球化的影響：自動化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地理分配，並促成生產重新上岸
全球化，表現為國際貿易和資金流動的大量增加，和一定程度上的移民增加，通常被視為是推動和形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勞動力市場趨勢和不平等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全球製造業向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轉移也是許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崛起的一個因素，因為它允許工人從農業轉移到製造業以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
技術變革和全球化並不獨立，兩者密切相關。物流技術進步（特別是集裝箱的引進）以及通信和金融的發展，在減少跨國交易的成本和時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促進了全球化。同時，更深入的區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擴大了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機會，這為企業提供了進一步投資開發新技術的激勵措施，包括在物流、通信和金融領域，以充分利用新的消費市場機會提供的潛力。
由於目前很大一部分貿易涉及離岸和外包，這促使了商品在其生產過程中的不同步驟由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企業承擔的現象(GVC)的出現。而技術進步對全球化的生產方式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自動化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地理分配，以及促成生產的重新上岸這兩個方面。具體來說，自動化的發展以及製造中對AI等先進技術的引入將引導決定生產何種商品以及商品在何處被生產。例如在某些行業（如服裝製造業）中，自動化尚未產生競爭壓力，廉價勞動力依然有成本優勢。所以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將會為發展更落後的國家創造更多的製造業就業機會。當然，廉價勞動力也會減少在製造業中的新技術投資動力，最終制造業停留在低技術含量的行業水平。在一些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差可能已經不足以證明離岸外包是合理的，先進製造方法的收益似乎也可以佐證在國內生產是正確的。但是由於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疲弱，投資步伐緩慢，供應商網絡不足以及擁有發展良好的供應商網絡的企業對消費市場的規模和增長比較關心，因此在利益的權衡下，重新上岸是否會大規模發生暫時還不清楚。
雖然只有少數公司參與了全球化生產，但這些企業的生產率通常比非出口企業高。在行業中，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的生產力更高，部分原因是這些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採用更大的技術激勵政策。出口產生的收入增長有助於彌補技術投入的固定成本，所以兩者相輔相成。結果是高生產率企業和不能投資技術的企業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自動化在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競爭壓力，為了保持競爭力，企業必須在生產中採用新的先進技術。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的數據，工業機器人的全球銷售量從2005年至2012年5%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加快到2012年至2016年的16％。三個原因促成了這一加速。首先，機器人正在變得越來越便宜。其二，隨著機器視覺、傳感器和電機等技術改進，機器人能力增強。其三，一些製造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競爭壓力，促進了自動化需求上升。
在自動化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購買工業機器人的積極分子，其需求在2005年至2016年期間平均增長了31％。中國企業預計將在2019年吸收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的40％。中國製造業仍然有足夠的空間引進機器人，因為其機器人密度是每1萬名員工中只有49個單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69個單位，更遠低於韓國每1萬名員工中531個單位。中國企業的大量投資與中國10年計劃相一致（“中國製造”2025年），即讓中國成為主要的技術性工業製造商，使中國的比較優勢不再基於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在機器人用途方面，雖然機器人也越來越多地用於服務業，特別是後勤物流領域，然而，由於許多服務工作需要緊密的人際交往（機器人難以接管的工作），所以工業機器人更可能是全球機器人的主要使用方式。
與此同時，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海外製造和商業服務外包浪潮，大大推遲了發達國家對自動化的採用。隨著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自動化技術的成本大大降低，越來越多的部門開始沒有理由將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在某些部門已經發生轉變，這一變化的結果是可能迎來“重塑”階段。
GVC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融入全球市場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們可以集中在與其能力相稱的領域，而不是在完整和複雜的生產過程中競爭。在許多情況下，GVC在發展中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然而，GVC不是靈丹妙藥。沒有技術上的升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能夠獲取市場利益的一小部分，並且在結構轉型方面進展有限。鼓勵投資於技術和自動化並擁有必要的補充技能和基礎設施的國家更有能力獲取GVC帶來的好處。然而，許多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缺乏這些技能和基礎設施。因此，一個國家的出口企業在技術變革迅速的時代裡持續創新和保持競爭力的能力不僅取決於現有技術，而且還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包括出口部門的規模，工人的技能水平，融資的可獲取性以及出口和國內市場的規模。
三、國家政策和國際合作需求
總的來說，技術創新是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動力，也可能是破壞的主要動力。技術對經濟的影響不是預先的，而是可以通過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的政策來共同塑造。政府和聯合國不該採取被動的觀望態度，而是可以且應該影響這些進程。
總體政策立場應該是擁抱和引導這些新技術。政策制定者應該採取適當、靈活的監管和法律政策，促進國家創新能力，而不是單純阻止它們可能帶來的破壞效果，如導致暫時性失業。總而言之，新一輪技術浪潮如何塑造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制度和政策。
（一）、政府對新技術的政策
政府對新技術發展最直接的作用體現在資金支持上，所謂的“創業型國家”在創新鏈的各個階段（從基礎的應用研究到商業化的初創企業的融資過程）都起著重要的作用。許多熱門的技術，包括全球定位系統（GPS）、語音激活的個人助理和Google使用的算法都受益於政府在早期的資金投入。
政府對政策的間接支持體現在為新技術的開發、傳播和應用適應本國國情創造良好環境。例如，支持國家（公共和私人）研究和創新機構，提供基礎設施（如寬帶），支持企業孵化器，使初創公司能夠更快地將新技術推向市場。
未來，所有國家都會有所謂的國家創新體系（NIS），其中包括教育系統，科技研究機構，私營企業的產品開發部門以及產品和生產流程的其他機制。
對消費者的補貼、稅收優惠以及監管優惠政策也可以促進新技術的採用和推廣。由於行業在經濟聯繫和技術升級的可能性方面各不相同，因此還可以制定針對具體經濟部門和行業的不同政策。
新技術還需要新的法規來解決責任和道德問題。製造商、醫院、醫生或病人是否應為AI設備的醫療建議的後果負責？無人駕駛汽車的責任問題如何處理？最優化的規範可能得來不易，這就要求首先在部分領域或市場進行法規試點並總結實踐經驗。此外，數據作為 AI 和經濟活動驅動的重要因素，需要相關法規
加以規範，確保既能有效保護隱私和安全性又不會扼殺創新。知識產權法規也會影響創新。專利、版權和商標旨在促進創新，其方式是，允許企業在特定時期內從其研發投入中獲得較大的投資回報，作為交換，企業需要公開其發明。然而，知識產權也可能固化老牌企業的優勢，阻止其他企業開發新技術，最終扼殺創新。政府需要做的是在激勵創新和共享收益之間找到平衡點。此外，反壟斷法規也可能需要考慮跟進，以確保其適用於通過技術實現的新業務模式。
（二）勞動力市場政策、教育和再培訓
技術變革正在重新定義勞動力市場的技能需求，因此為當下和未來的工人提供適當的技能教育是是政策的重要落腳點。除了校內學習和職業培訓以外，支持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技能的政策也至關重要。在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完善教育體系需要聘請和留住優質教師以迎接新技術的挑戰，同時為教育機構提供充足的資金。對能夠反映未來技能需求的教育課程加以調整也很重要，例如新技術要求在教育上重視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此外，政策可以為工人提供相關激勵和途徑，讓勞動者不僅在技術領域得到更多的培訓和教育，而且還在創造力、管理、社會和溝通能力等方面增進學習。
隨著新技術的普及使用，越來越多的工人的工作安排具有靈活性、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傳統上，工會可以賦予所有工人更大的力量，使經濟租金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得到公平分配。而非正式工作安排的特點是消除集體代表，讓工人在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的談判桌上處於弱勢。因此需要新形式的工人代表。
此外，各國政府還可以進行法律和稅務改革，加強工人在非正式工作安排中的權利。例如，最近英國關於未來工作的報告，提出了可以將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律規定同樣適用於“獨立合同工”。委員會還提議在與僱主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為工人進入法院提供便利，並消除稅收制度對將工人分類為自我僱傭者的這一行為的激勵性作用。
（三）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
非標準就業（技術驅動）和非正式工作的增加使許多工人在疾病、工傷和養老金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保護。因此，社會保障制度需要進行改革，以向非正規和非正規工作中的工人提供保護。鑑於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審查社會保險制度，以確保所有工人都能獲得失業保險和養卹金。因此發展中國家也要積極促進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將保障範圍擴大到非標準和非正式就業的工人。
稅收制度也能給社會公平帶來新的流動機制。雖然大多數國家的不平等現象的原因是多樣的，但快速的技術變革導致了工人與工人之間，工人與和企業所有者之間的工資不平等現象。更為先進的稅收政策可以確保新技術（如AI）的利益得到廣泛的分享，產生更多公共資源，為重新分配和建設全民社會保護制體系提供物質支持。減少個人所得稅可以鼓勵就業，減少再分配的需要，而對新技術徵稅則會影響經濟增長和技術採用，減少再分配來源。相反，對因集中的市場結構而產生的租金收益和高利潤徵稅可能更有利於平衡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汙染徵稅也可以為重新分配創造財富，同時將技術開發引向可持續發展。
還有學者提出了“普遍基本收入”和“普遍基本股利”。前者保證每個個體都將獲得無條件現金補助，並將有助於保證最低收入水平，簡化各種公共項目的管理。後者通過將企業的新股發行的固定份額置於公共信託中，產生一個能持續分配到社會服務部的收入流。
（四）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為世界更接近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新技術時代，國際合作至少包括三個方面：解決新技術的跨境問題，分享和學習國家經驗，以及支持弱勢國家。
在學術研究方面，大量實證研究是將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作為研究對象，但對於技術對低收入國家的影響卻很少有研究。因此，需要鼓勵學者研究技術革命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差距的影響。而且，在世界範圍內，關於技術和勞動力市場之間聯繫的研究不僅需要解決對就業的破壞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創造就業的問題以及公共政策如何有效地塑造這些過程。例如，政策需要考慮到企業如何採用新的和先進的技術來取代或補充其勞動勞動力隊伍，以及這些決定對各種技能水平的勞動力需求可能產生的後果。這些研究成果應該在國際上進行分享和討論，因為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研究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技術層面，一方面要在國際交流的基礎上提高技術合作水平，另一方面要為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方面提供支持，確保其能夠依託新技術參與全球市場。
增進各國在數據市場的交流，最大程度地發揮數據經濟的潛力，同時在法律上積極保護信息所有權和其他相關權利。
增進各國在稅收方面的合作。在很多情況下，即使經濟活動沒有轉移，與新技術相關的利潤也很容易被轉移到跨國界。這有助於企業減少稅務負擔，但也潛在地減少了可用於再分配的公共資源。
增進各國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交流，積極發揮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作用，提供足夠大的商業激勵，使私人能通過各方面的補貼和公共採購將研究成本合理化，同時限制壟斷的產生、擴散和進一步發展。
四、擁抱技術，加強培養全民數字技能，對未來保持樂觀
對新技術和新事物的恐慌和擔憂在歷史上大量存在。19世紀初英國手工業工人中參與搗毀機器的勒德分子（Luddite），就強烈反對機械化或自動化。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機器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類似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不勝枚舉。而且，歷史規律也表明，雖然技術在短期內可能破壞、影響部分就業，但長期來看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英國工業聯合會（CBI）發佈《在英國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報告，十分看好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對英國生產力的促進、提高作用，預計到2035年AI將給英國經濟增加8140億美元，併為此提出了18條公共政策建議。其他很多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法國、歐盟等都對AI等新技術的積極經濟影響很有信心，多種措施鼓勵技術發展和部署。德勤（Deloitte）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發現，人工智能正在創造新工作，產生經濟效益，而且已經採納AI等認知技術的企業和企業家都對其當前和未來所能發揮的角色非常樂觀。
但前提是工人需要為未來做好充分的準備，具備未來所需要的新的技能。預測顯示，二十年內，90%以上的工作或多或少都需要一些數字技能，所以為了確保工人能夠應對這場科技鉅變，高效地為他們提供數字技能就十分必要。因此，美國將為AI時代培養新的人才以及勞動者再培訓、再教育上升為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的核心部分，在這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和政策支持。在英國，英國的數字戰略要求為每個人提供所需的數字技能，不斷提高數字素養。為此，英國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全面數字技能培養，尤其關注受AI等新技術衝擊較大的工作群體。此外，英國政府希望通過新的數字技能合作伙伴關係（Digital Skills Partnership）將各大公司、地方政府、地方企業以及公益慈善組織等囊括進來，在提供數字技能培訓的項目中，保持一致性與協調性，使得英國人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的數字技能培訓項目。
發達國家的這些舉措可以給中國提供很大啟發。當前，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技術正在從ITC領域向實體經濟、服務業、農業等諸多經濟部門擴散滲透，未來中國將成為機器人大國（佔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量的40%），這些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當前的就業和經濟結構。因此，使勞動力市場適應新技術發展帶來的變化，以及為過渡期工人提供再培訓、再教育的公平機會，將成為國家涉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公共政策繞不過去的主題。
毋庸置疑，未來20年的故事，將是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數據的故事，社會有責任明確其帶來的經濟效用和威脅之間的界限，當然，這樣的威脅也包括對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潛在負面影響，所以需要以多種方式和措施確保技術賦能於每一個人。而這個故事是好是壞，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工人能否適應新技術帶來的結構性變化，以及能否及時獲取新技能以便為未來做好準備。而這恰恰是一個社會最核心的責任，即促進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報告全文下載：聯合國 《AI 技術革命對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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