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為什麼“殺母”會成為小說、電影等大眾文化中反覆出現的經典意象？
性別角色為什麼會出現嚴重危機？現代文明的困境是什麼？
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後，斯坦福大學歷史學者孫隆基又出新作《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本書考察現代美國文化潛邏輯，從構思到完稿再到修訂，耗時三十餘年，深度剖析美國文化與美國人心理。
作者以“殺母”這一看似奇特的意象為中心，對美國文化各個層面進行了剖析，進一步追尋了這一意象的形成過程，分析了美國大眾心理的變化，將20世紀美國社會的心態逐漸展現於讀者之前。
“殺母”為什麼會成為美國的時代精神？“殺母”是自我獨立的必經之路嗎？孫隆基先生以寬宏的歷史視野，從大眾文化作品入手，提出：“殺母”意識乃美國文化長久存在的暗疾。
原野理想、殺父娶母、大媽咪主義、邊疆理論、世紀末思潮、白色願望時代、杜鵑窩情結、性別教條、陽具型女人、多樣相的變態、父母子“永恆三角”...
美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課題在這裡都將得以解答，為讀者提供全方位的對美國文化發展的深度理解。
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節選
“世紀末”文明的轉型危機
19、20 世紀之交，美國社會和文化都處於轉型期，當時西方文明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前工業化的、大體上是農業的、相對是同質的社會秩序在瓦解中。
一個穩定的新秩序則還沒有建立。人們對不斷進步懷著憧憬。維多利亞時代的餘暉仍在斜照，歐洲人稱呼20 世紀的頭一個10 年為“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在美國則興起了改造社會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使一整個時代獲“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之命名。
造成對文明幻滅和現代生活的虛無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還在遙遠的將來，人類進步的前景是一片看好。但是，“進步”已產生了它自己的陰影，它製造了“世紀末”（fin de siècle）氛圍。
19 世紀舊秩序消逝衍生莫大的危機感，面對“現代性”的來臨也感受無比的震撼。當時，為我們熟知的“現代化危機”觀念還未誕生，在達爾文學說佔支配地位的情形下，這個危機透過另一種話語表達：
人們擔憂現代文明過度爛熟，斫喪自然本能，會造成“人種退化”、文明沒落。一個現代社會的特色是全民普選日趨制度化。民主化潮流固然代表社會進步，但也帶來文明質素降低的憂慮。對此演變不樂觀者傾向用“人種退化”“暴民心理”等學說來形容庶民時代的來臨。
傳統婦女角色的動搖和“新女性”之侵入男性公共空間，也令傳統男性角色產生危機，這個危機感也把對“退化”“墮落”的焦慮帶入性別領域中。近代的西方工業文明一向以人類有史以來最高文明自詡，但按當時流行的“文明沒落論”和“人種退化說”：文明程度越高，環境則日趨人工化，生物本能亦日益受損而走向衰頹。
在此沒落過程裡，白色人種恐怕比“落後”的有色人種走得更遠。當時西方帝國主義對世界的宰制無疑處於巔峰狀態，但已經感受到黃種人（尤其是來自日本）的威脅，於是“黃禍論”的警鐘大鳴。
在美國，它亦造成內部問題：美國在世紀之交成為亞太國家，西海岸的亞洲移民越來越多，終導致排華和排日法案。同時，黑奴解放後，黑人爭取平等的運動越來越緊密，白種人的優越感更為之動搖。
性別角色論
在20 世紀中期大眾想象裡的掠影
在美國性別角色學說成形期間，它勢不可免反映到大眾文化裡，賦予20世紀四五十年代電影故事以一種時代特色。
《年度女性》劇照
1942 年的電影《年度女性》（Woman of the Year）描寫一對夫婦，妻子比老公有成就，並獲得該年度的傑出女性獎，但因為整天忙著自己的事業，無心料理家務，尤其不煮飯給老公吃，因此老公不參加她的頒獎典禮，甚至對她說：
“你縱使是本年度的傑出女性，但在我眼裡，你連女人都不是！”更不可忍者，是當他給自己炒蛋吃時，老婆的男助理來了，眼都不顧地叫他多炒一份，簡直把他當“下女”，到劇終處，當該男助理重施故伎，將帽子遞給他，把他當管家看待，終於被老公用暴力打發（雖然是喜劇化的暴力），而妻子則因老公重振男性雄風而投入他的懷抱。
1944 年的電影《嫦娥幻夢》（Lady in the Dark）裡面，女主角是一名成功的女性時裝雜誌總編輯，她事業心強，但感情生活出了問題，她為女性讀者介紹漂亮的時裝，自己則穿著似男人，她與一位有婦之夫談戀愛，但當後者與太太離婚、要和她結婚時，她卻開始退避，她與手下的一位男助理見了面就發怒，常和他起衝突，當一位萬人迷的偶像男明星追求她時，她的反應並不熱烈。
《嫦娥幻夢》劇照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她做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師從她的夢境和被壓抑掉的童年經驗裡發現：她曾受到爸爸和男同學打擊，對自身性別認同產生懷疑，並且為了不再受辱，養成必須主宰一切的性格。
這解釋她為何幫助其他女性穿著豔光四射的服飾本人卻不屑為之，也說明她戀愛生活的殘缺不全，她其實喜歡手下的那位男編輯，但因為後者有男子漢氣概、具主宰性，她控制不了，遂常起衝突，那位萬人迷男明星倒是完全順從她的，但這反而令她壓抑掉的女兒性無法重現。因此，精神分析師治療她的配方就是叫她找一位能主宰她的男人，她最後自然是和那位男助理相好。
學習如何當“賢妻”
1945 年，威廉·英格（William Inge，1913—1973）寫就了《樓梯頂的黑暗》（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這個劇本，1957 年才獲發表，遲至1960 年才搬上銀幕。
影片再次告誡女人：不該過分逼迫男人和兒子，必須懂得關心他們，唯有掌握了這個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女人才配相夫教子。
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1960
劇中的家庭主婦柯拉（Cora）和先生鬧矛盾，久已不和他行房事，而身為丈夫的魯賓（Rubin）晚上也常不回家，妻子懷疑他和女友相好。在這段時期，一子一女也面臨問題，必須由媽媽操心。
進入青春期的女兒開始交男朋友，但信心不足，媽媽就給她打氣，讓她能闖“異性戀”這個成人關。兒子則由小孩變成大兒童，必須養成他獨立的習性，因此媽媽告誡他“你不能再爬到我的床上來”。
不讓兒子拖住媽媽的裙腳，是著眼於培養他的男兒性格。當他的同學在門外嚷叫“娘娘腔”（sissy）揶揄他時，媽媽本能地一個箭步衝到門前，但想了一想，停下來，說：“我猜我總不能一生保護他不受別人侵凌。”拍成電影后則多加了一幕：兒子說還是由我自己面對，就撿起一根棒球棍走出門去。他用暴力一威嚇，非但終止了揶揄，還贏得了揶揄者的尊敬，兩人成為好友。
在作為“良母”之餘，柯拉還得學習如何當“賢妻”。丈夫魯賓常不回家，原來是被僱主辭退，但死撐男性尊嚴，對妻子密不透風，也就不好意思回家，反而和青梅竹馬的女友梅維絲（Mavis）說了—在原劇裡這個人物只現於言談裡，在電影中則有現身，柯拉還專誠拜訪她一次，從她口中得知丈夫失業，才恍然悟到自己和丈夫缺乏溝通。
此時，梅維絲說她雖然鍾情於魯賓，後者仍忠於妻子，兩人止於友情，並告誡說：每一個遭妻子冷落的男人，都有其他的女人在等著要，勸她好自為之。
總之，20世紀中期的美國社會，男性話語仍處於支配地位，家庭功能的喪失似乎也都被歸咎與女人。不過緊隨其後的新一輪性別危機甚至比19、20世紀之交的時候來的還要兇猛。戰後出現廣泛的兩性就業趨勢，女性自我意識的強化也不可避免地反應在大眾文化之中。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在臺灣受大學教育，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
後赴美國深造，於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期間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多所大學任教，代表作品《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新世界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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