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杀母的文化?|新书速递 · 孙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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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为什么“杀母”会成为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中反复出现的经典意象?

性别角色为什么会出现严重危机?现代文明的困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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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后,斯坦福大学历史学者孙隆基又出新作《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本书考察现代美国文化潜逻辑,从构思到完稿再到修订,耗时三十余年,深度剖析美国文化与美国人心理。

作者以“杀母”这一看似奇特的意象为中心,对美国文化各个层面进行了剖析,进一步追寻了这一意象的形成过程,分析了美国大众心理的变化,将20世纪美国社会的心态逐渐展现于读者之前。

“杀母”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时代精神?“杀母”是自我独立的必经之路吗?孙隆基先生以宽宏的历史视野,从大众文化作品入手,提出:“杀母”意识乃美国文化长久存在的暗疾。

原野理想、杀父娶母、大妈咪主义、边疆理论、世纪末思潮、白色愿望时代、杜鹃窝情结、性别教条、阳具型女人、多样相的变态、父母子“永恒三角”...

美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在这里都将得以解答,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对美国文化发展的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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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节选

“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19、20 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当时西方文明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前工业化的、大体上是农业的、相对是同质的社会秩序在瓦解中。

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则还没有建立。人们对不断进步怀着憧憬。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仍在斜照,欧洲人称呼20 世纪的头一个10 年为“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在美国则兴起了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使一整个时代获“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之命名。

造成对文明幻灭和现代生活的虚无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还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一片看好。但是,“进步”已产生了它自己的阴影,它制造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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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旧秩序消逝衍生莫大的危机感,面对“现代性”的来临也感受无比的震撼。当时,为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危机”观念还未诞生,在达尔文学说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这个危机透过另一种话语表达:

人们担忧现代文明过度烂熟,斫丧自然本能,会造成“人种退化”、文明没落。

一个现代社会的特色是全民普选日趋制度化。民主化潮流固然代表社会进步,但也带来文明质素降低的忧虑。对此演变不乐观者倾向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学说来形容庶民时代的来临。

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和“新女性”之侵入男性公共空间,也令传统男性角色产生危机,这个危机感也把对“退化”“堕落”的焦虑带入性别领域中。近代的西方工业文明一向以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文明自诩,但按当时流行的“文明没落论”和“人种退化说”:文明程度越高,环境则日趋人工化,生物本能亦日益受损而走向衰颓。

在此没落过程里,白色人种恐怕比“落后”的有色人种走得更远。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宰制无疑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威胁,于是“黄祸论”的警钟大鸣。

在美国,它亦造成内部问题: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亚太国家,西海岸的亚洲移民越来越多,终导致排华和排日法案。同时,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紧密,白种人的优越感更为之动摇。

性别角色论

在20 世纪中期大众想象里的掠影

在美国性别角色学说成形期间,它势不可免反映到大众文化里,赋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影故事以一种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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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女性》剧照

1942 年的电影《年度女性》(Woman of the Year)描写一对夫妇,妻子比老公有成就,并获得该年度的杰出女性奖,但因为整天忙着自己的事业,无心料理家务,尤其不煮饭给老公吃,因此老公不参加她的颁奖典礼,甚至对她说:

“你纵使是本年度的杰出女性,但在我眼里,你连女人都不是!

更不可忍者,是当他给自己炒蛋吃时,老婆的男助理来了,眼都不顾地叫他多炒一份,简直把他当“下女”,到剧终处,当该男助理重施故伎,将帽子递给他,把他当管家看待,终于被老公用暴力打发(虽然是喜剧化的暴力),而妻子则因老公重振男性雄风而投入他的怀抱。

1944 年的电影《嫦娥幻梦》(Lady in the Dark)里面,女主角是一名成功的女性时装杂志总编辑,她事业心强,但感情生活出了问题,她为女性读者介绍漂亮的时装,自己则穿着似男人,她与一位有妇之夫谈恋爱,但当后者与太太离婚、要和她结婚时,她却开始退避,她与手下的一位男助理见了面就发怒,常和他起冲突,当一位万人迷的偶像男明星追求她时,她的反应并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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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幻梦》剧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做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师从她的梦境和被压抑掉的童年经验里发现:她曾受到爸爸和男同学打击,对自身性别认同产生怀疑,并且为了不再受辱,养成必须主宰一切的性格。

这解释她为何帮助其他女性穿着艳光四射的服饰本人却不屑为之,也说明她恋爱生活的残缺不全,她其实喜欢手下的那位男编辑,但因为后者有男子汉气概、具主宰性,她控制不了,遂常起冲突,那位万人迷男明星倒是完全顺从她的,但这反而令她压抑掉的女儿性无法重现。因此,精神分析师治疗她的配方就是叫她找一位能主宰她的男人,她最后自然是和那位男助理相好。

学习如何当“贤妻”

1945 年,威廉·英格(William Inge,1913—1973)写就了《楼梯顶的黑暗》(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这个剧本,1957 年才获发表,迟至1960 年才搬上银幕。

影片再次告诫女人:不该过分逼迫男人和儿子,必须懂得关心他们,唯有掌握了这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女人才配相夫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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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1960

剧中的家庭主妇柯拉(Cora)和先生闹矛盾,久已不和他行房事,而身为丈夫的鲁宾(Rubin)晚上也常不回家,妻子怀疑他和女友相好。在这段时期,一子一女也面临问题,必须由妈妈操心。

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开始交男朋友,但信心不足,妈妈就给她打气,让她能闯“异性恋”这个成人关。儿子则由小孩变成大儿童,必须养成他独立的习性,因此妈妈告诫他“你不能再爬到我的床上来”。

不让儿子拖住妈妈的裙脚,是着眼于培养他的男儿性格。当他的同学在门外嚷叫“娘娘腔”(sissy)揶揄他时,妈妈本能地一个箭步冲到门前,但想了一想,停下来,说:“我猜我总不能一生保护他不受别人侵凌。”拍成电影后则多加了一幕:儿子说还是由我自己面对,就捡起一根棒球棍走出门去。他用暴力一威吓,非但终止了揶揄,还赢得了揶揄者的尊敬,两人成为好友。

在作为“良母”之余,柯拉还得学习如何当“贤妻”。丈夫鲁宾常不回家,原来是被雇主辞退,但死撑男性尊严,对妻子密不透风,也就不好意思回家,反而和青梅竹马的女友梅维丝(Mavis)说了—在原剧里这个人物只现于言谈里,在电影中则有现身,柯拉还专诚拜访她一次,从她口中得知丈夫失业,才恍然悟到自己和丈夫缺乏沟通。

此时,梅维丝说她虽然钟情于鲁宾,后者仍忠于妻子,两人止于友情,并告诫说:每一个遭妻子冷落的男人,都有其他的女人在等着要,劝她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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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男性话语仍处于支配地位,家庭功能的丧失似乎也都被归咎与女人。不过紧随其后的新一轮性别危机甚至比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来的还要凶猛。战后出现广泛的两性就业趋势,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也不可避免地反应在大众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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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代表作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新世界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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