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武則天失權起，至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止的七年間，六次政變，五易皇位，帝后妃嬪，公主王孫，將相大臣，多有橫死；唐玄宗即位之初，面對這種吏治混亂，腐敗橫行，朝廷元氣大傷的艱難複雜局面，

唐玄宗

唐玄宗慧眼識相

這個時候的李隆基，從他在任命姚崇為宰相之前，應允姚崇的十項約定，就可以看出他的頭腦很清醒。姚崇提出包括廣施仁政，廣開言路，獎擢諍臣，除稅賦外勿受貢獻，勿貪邊功，勿使皇親國戚專權，勿使宦官專權等。姚崇是一位極富政治經驗的正直大臣，之所以沒有立即接受李隆基的委任，是想測試新皇帝力挽狂瀾的決心。姚崇提出的十項約定，實際上成了唐玄宗在開元初的施政十綱領。

除了太平公主幹政的短暫波折外，唐玄宗初年的政治基本按照既定方針進行。從開元元年（公元713年）至開元八年，姚崇、宋璟相繼為相，他們大力改革弊政，在短短几年內，就做到了“賦役寬平，刑罰輕省，百姓富庶。”開元時期，著名的賢相還有張嘉貞、張說、盧懷慎、韓休、裴耀卿、張九齡等，或以清慎。或以才幹，或以文學，或以耿直而知名。

姚崇

唐玄宗對官場進行了全面治理

首先，精簡機構裁減多餘官員，把武則天、唐中宗時期留下的冗官、斜封官，尸位素餐的官員全部罷免。這不但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還節省了大筆財政開支。

其次，確定了嚴格的考核制度，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糾舉違法官員，並對違法者嚴懲不貸。

第三，恢復諫官和史官參加宰相會議的制度。這一制度創於唐太宗時期，為了開明制度，清明政治，唐太宗讓諫官和史官一起討論國家大事。到武則天執政任用許敬宗、李義府等小人做宰相後，很多事不敢再公開，故將此制度廢除。

第四，重視縣令的任免。李隆基認為，郡縣是國家治理的最前線，縣令的好壞直接關係到百姓的生計。故而他經常親自主持考核縣官，優秀者馬上擢拔，虛名者即時罷黜。

唐玄宗非常重視農業生產

一、淘汰天下僧尼，強制還俗一萬多人，增加了勞動力。

二、他重視興修水利，命官吏組織人員完善關中平原灌溉系統，使百姓大獲其利。

三、查辦強佔土地的豪強，發動檢田括戶運動。

至玄宗天寶初年（公元742年），全國人口達七千萬，而當時歐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不過二、三百萬；耕地面積達六億六千多萬畝，人均九畝多，遠遠超過我國今日之人均一畝四分的尷尬局面。史稱：“開元、天寶之際，耕著益力，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由是，府庫充盈，百姓富庶，國家繁盛的太平局面出現了。

唐玄宗改革兵役制，重鑄軍事強國

為了重新打通絲綢之路，統一在武則天時期丟失的西北方。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張說改革府兵制，建立僱傭兵制即募兵制的主張，從而有效地改善了軍隊素質，提高了作戰能力。至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軍收復已淪陷多年的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等十三州；長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羅、回紇等地也宣佈取消割據稱號歸順大唐；打敗並俘虜了突厥可汗，收復淪陷三十七年的碎葉鎮（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城）；並擊敗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拂麻（羅馬）、大食（伊朗）諸胡七十二國震恐，紛紛遣使與大唐通好。七十二國,是《大唐六典》列舉的開元時期前來朝貢的蕃國數。

開元時期，長安、揚州、廣州等城市聚集著大量從海陸絲綢之路來唐的胡商蕃客，成為溝通中外經濟、文化與政治聯繫的重要渠道，亞洲各國來唐的留學生絡繹於途。不少外國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職。這時的大唐王朝真正形成了萬國朝宗的局面。

唐玄宗大力的發展文化教育

李隆基曾組織鴻儒碩學在聚賢院校纂四部圖書，即今之國家圖書館所採納的圖書分類。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編訂的《大唐開元禮》，是最完備的禮制建設，稍後又完成了《大唐六典》的編纂，這是最完備的行政法典文件，為後世多朝借鑑。同時，提倡並大辦教育，廣泛設立公私學校。這是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的時代，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等超級大家都主要生活在這一時代。

唐玄宗剋制己欲，提倡節儉

開元時期的李隆基也很注意剋制自己的慾望，他大力提倡節約。為了向大臣們表示決心，他首先下令將內宮蓄藏的珠玉錦繡堆在宮殿前焚燬，規定后妃以下不得穿戴珠玉錦繡，並廢除織錦坊（皇家精品服裝廠）；又將後宮多餘的宮女遣送回家；約束皇家宗室的驕奢縱慾，簡省公主的封戶租賦，李隆基曾感嘆地說：“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耶！”這時的唐玄宗還是很有民生意識的。在他的倡導下，奢糜之風得到抑制，淳樸之風逐漸形成。

唐玄宗的開元時期，大唐王朝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了輝煌的成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強盛繁榮，流芳百世的“開元盛世”，大唐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

最能形象說明“開元盛世”的繁榮局面的莫過於詩聖杜甫的那首《憶昔》：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詩中描繪的大唐真是一派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

然而，一個個體，一個集團，乃至一個國家，興盛後若無及時有力的防範措施和除舊佈新的進取精神，就必定無法逃脫“物極必反，盛極而衰”的“禍福相倚”的自然法則，李隆基統治下的大唐王朝亦如是。就在大唐王朝如日中天，欣欣向榮地繁盛了三十年後，志得意滿的唐玄宗終於摒棄了他當初的銳意進取精神，開始棄權怠政，享受淫樂了。隨之大禍臨頭，大唐王朝陷入萬劫不復的“安史之亂”，盛世坍塌了，繁榮景象一去不復返了。這個當了四十四年太平天子的李隆基，終於成了集成功與失敗於一身的兩截皇帝，也成了踐行“禍福相倚”自然法則的典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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