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7日凌晨，張敬堯像往常一樣早早起身。正當他洗臉時，白世維出現在洗臉間的門口。張敬堯發覺動靜，猛扭轉頭，白世維看清了此人即張敬堯，飛速地抬手連開三槍，子彈準確地射進了張的腦袋，張立即倒地斃命。”
這段文字是記錄張敬堯遇刺場景最為普遍的說法。然而，我查閱當年《中華畫報》《天津商報畫刊》和《世界日報》的相關記載，卻與之不盡相同。讀了這三種報刊的文字，讀者或許對此案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張敬堯，字勳臣，安徽省霍邱縣人。1896年投身行伍，後入北洋新軍隨營學堂。1906年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在北洋軍中任職。1918年至1920年任湖南省督軍，因貪婪成性，遭到當地軍閥、土豪的反對被迫辭職。
1932年與板垣徵四郎勾結，參加偽滿州國，擬任偽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密謀在天津實施暴動，以策應關東軍進佔平津，但因事情敗露而隱姓埋名潛入北平。
1933年5月8日，《世界日報》刊發《六國飯店兇殺案情節複雜奇秘》新聞：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三十號房住客常開（世）谷，昨日正午12時餘，突被一青年人，用手槍刺殺，常某當時身中兩槍……被刺之常某，拒認被刺，竟稱觸電受傷。後被送德國醫院十六號房。
5月11日《天津商報畫刊》發表的署名“ＫＫ”《死矣張敬堯》一文，認為刺殺者為抗日鋤奸團，併為之拍手稱快：
北平六國飯店兇殺案，已證明死者為漢奸張敬堯。此真最痛快之事！張敬堯之秘密賣國行動，外間均不甚注意，報紙亦從未見隻字登載。而鋤奸團竟能洞燭其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斬草除根，實不在抗日諸將士之下。
張敬堯住在六國飯店時，曾化名為常世古（與“世谷”有出入）。張、常二字的英文拼法為同音，“敬堯”與“思古”的詞義亦相近，此種化名恰如小說中隱射之姓名，殊為可笑。
張敬堯已被日寇收買，委任為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既然稱第二，則必有第一集團軍司令，或許還會有第三集團軍司令，深望抗日鋤奸團再接再厲，一一手刃之，以作一網打盡之計。這樣，則所謂華北偽國之詭謀，斷乎不能實現。豈不更大快人心哉！
5月13日《天津商報畫刊》署名“嫉惡”的《漢奸雜話》一文，披露了張敬堯死後入殮的細節。
張敬堯包藏禍心，圖謀不軌，受了日本的賄賂，被任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這種漢奸真是罪該萬死。幸虧鋤奸團一槍結果了他的狗命，否則華北偽國難保不會成功，溥儀也難保不再到關內來做傀儡，影響於中國的前途，實在太大了。張敬堯死後入殮，穿著前清的朝服補褂，戴著大紅頂子。
5月24日《中華畫報》中的《張敬堯被刺活劇》一文，則更為詳盡地記錄了刺殺原因、過程、喪命和身後事，與《世界日報》所載大體吻合。前鄂贛督軍張敬堯潛在華北，圖謀不軌，於1933年5月7日在北平六國飯店被愛國團體刺殺，翌晚斃命。平津各報言之詳矣，茲再補記其所未及者，以為此案尾聲。
張敬堯被刺前，原居天津租界，後因被人偵知有異動，且連接恐嚇警告函數封，乃潛往北平，化名常世谷。張敬堯抵達北平後活動甚力，他的主要任務是以“創一新局面”為口號，“以巨金賄買某失意派之政客，及曾在華北得勢之某系之爪牙擁戴其首腦英雄”。
所以張敬堯到達北平後未及數日，活動費已出手700萬之巨，遂成鋤奸團刺殺目標。張敬堯被刺前，剛在臥室點燃一支香菸，銜之正欲外出，忽有一著灰布大衣客推門而入，張敬堯正向其頷首問姓氏，來人便出槍連施兩響，張大叫兩聲“嘿！嘿”後，隨即倒臥於血泊之中。
迨刺客逸去，有人聞聲而入急忙施救，張敬堯則故意不介意說：“觸了電了！”後經人舁至德國醫院，由克禮大夫注射強心劑二針，神志甚清。有人詢其當場情景如何，張敬堯仍堅持說是“觸了電了”，並非常希望速死。其諱言被刺如此，當可證其行動詭秘不正也。
張敬堯被刺斃命之致命傷系在腰部，子彈穿透了胃臟，造成大出血。中彈三小時後，他的下身即已失去知覺。及至不治身死後，他的雙目仍微睜。入殮時，其家屬以死人目張不祥，乃由其妻妾用手按下其眼皮，但終未合縫。
張敬堯死後，主持後事者為其外甥常某和張敬堯的女兒張寄霞。此女年23歲，相貌平平，儀式中她成為張宅的對外發言人。9日晨，北平各報多名記者前往採訪，詢問她此案經過、真相。
但她卻閃爍其詞，避而不談，只是不停地辯白其父生前好佛，且曾任督軍，絕非漢奸。言語首不連尾，語無倫次，不知所云。這時，又有一名金髮碧眼的西方記者前來採訪，張寄霞就像覓到救星、知音般，與其滔滔不絕地談論起來。
答畢，竟與洋記者伏地叩首稱謝，請其代為緝兇，以報父仇。一時間，圍觀者對其如此不成體統的反常行為深感詫異，群相訕笑以去。安葬了張敬堯後，張寄霞覆在報端登載啟事，代已死之張敬堯聲辯，力求挽洗其漢奸之惡名，並呈請當局依法懲兇。
其文曰：“竊先父敬堯，年來息影津門，潛心佛學，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因於上月在連接恐嚇信兩封，先父為息事寧人起見，經家人等勸，至北平暫住。至於更易姓名，亦完全為避人耳目之故。
不意於本月七日仍遭人暗殺於六國飯店內，全家老幼痛不欲生。荷蒙鈞座秦鏡高懸，恩賜辦理喪事，深仁厚德，感激靡涯伏懇。鈞恩飭令緝兇歸案，以塞悠悠之口。是則死者感恩，生者戴德，銜環結草，永矢弗忘。”
有史料記載，刺殺張敬堯的行動是由時任國民黨復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策劃，特務處副處長兼華北特區區長鄭介民、華北特區北平站特務王天木具體實施，開槍者為北平站行動員白世維。國民黨方面當時不能公佈真相，遂對外放風說是抗日鋤奸團所為。
給大家看看，這就是傳說當中的六國飯店。六國飯店修建於1905年，位於北京市東交民巷核心區，是一座歷史悠久，聞名海內外的飯店。該飯店見證過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袁世凱暗殺武昌起義功臣張振武、張作霖暗殺邵飄萍、胡蝶與張學良緋聞等歷史事件。
解放後，昔日聞名於海內外的“六國飯店”被改建為華風賓館（原外交部招待所），現為涉外三星級賓館。反正也不貴，現在去住一晚，不到五百塊錢。
最後咱們再說說張作霖為什麼要暗殺邵飄萍吧。
著名報人邵飄萍與張作霖素未謀面，但張作霖卻肯出大洋三十萬收買他，後又將其殺害。張作霖為什麼要殺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只是因為捱了罵嗎？當北京報界代表幾十人求張學良出面營救邵飄萍，張學良為什麼所問非所答，扯到了郭松齡反奉？
要弄清這些問題，還得從邵飄萍的經歷說起。
邵飄萍（1886—1926），男，漢族，浙江東陽人，革命志士，民國時期著名報人、《京報》創辦者、新聞攝影家，中國傳播馬列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先驅者之一，傑出的無產階級新聞戰士，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等。
1926年因發表文章揭露張作霖統治的種種黑暗，而被張作霖殺害。有“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之稱。邵飄萍和張作霖結樑子，主要是因為兩件事。1918年，段祺瑞從日本進口了一批軍火，在秦皇島卸貨。
張作霖得到這個消息後，派張景惠帶領部隊把這批軍火半道給劫了，不聲不響地運往奉天，並在此基礎上擴充了六個旅的軍隊。邵飄萍聽說此事後，特寫了一篇報道，標題是《張作霖自由行動》。
原文如下：“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
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至於今所謂‘大東三省主義，所謂奉天會議，所謂未來之副總統，所謂第二張勳，’時時見之於報紙，雖虛實參半，褒貶不同，委之馬賊出身之張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此當中原多故，西北雲擾之時，張督軍忽遣一旅之師，截留政府所購槍械二萬餘支，陳兵灤州，觀光津沽。當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數驚。”這事當時鬧得滿城風雨，輿論界紛紛指責張作霖。
但張作霖依舊我行我素，來個死豬不怕開水燙。有槍便是草頭王，你中央政府能奈我何？這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也因為這一篇文章，讓張作霖知道了北京還有邵飄萍這一號人物。
第二件事就是郭松齡倒奉事件中，邵飄萍支持郭松齡。郭松齡反奉是得到馮玉祥支持的。當時郭松齡的部隊駐紮在天津，馮玉祥的部隊駐紮在北京。兩地之間需要一個聯繫人，這個人就是邵飄萍！
邵飄萍早年和馮玉祥的關係很好，《京報》上常有讚揚馮玉祥的文章。馮玉祥就把與郭松齡聯繫的重任交給了邵飄萍。邵是社會名流，目標太大，很引人矚目，於是就讓他的如夫人祝秀文往來北京、天津之間，暗中聯絡。
當確定他們將要聯手後，邵飄萍在《京報》極力讚揚國民革命軍，為郭松齡的起事大造輿論。他不僅在報紙上稱讚郭松齡為“人民救星”，罵張作霖為“馬賊”“人民公敵”，而且在與郭松齡的私下交往中，“主動宣傳國民革命的形勢，大擺張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郭及早下決心，與割肉飼虎的張作霖決裂”。
郭松齡起兵後，邵飄萍不斷地發表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而郭松齡也表示：只要張作霖讓賢，他願意通電罷兵。所以，槍炮尚未動，在口水戰中，張作霖先就敗下陣來。
張作霖深知輿論對人心向背的作用。照邵飄萍這樣罵下去，即使不被郭松齡趕下臺，自己的統治基礎及在全國的口碑也得毀了。財大氣粗的張作霖為了讓邵飄萍馬上閉嘴，令人匯款30萬元相贈。
在張作霖的眼中，有兩樣東西是無往不利，戰無不勝的，那就是金錢和槍炮。他從一區區保險隊隊長躍升為東北王，很多情況下都是金錢開道。而張老帥這人也確實豪爽，一甩手就給邵飄萍30萬元。要知道，當時辦一份報紙只要200元就足夠了。
30萬對邵飄萍來說意味著什麼，張作霖知道，邵飄萍更清楚。張作霖心想：北京的報紙，還不是有奶便是娘，收了錢後的《京報》還不是向著我說話？張大帥卻不知道，自己隨便一甩手的30萬，創下了舊中國最貴的輿論收買價。
可是令張作霖感到意外的是，金錢這個法寶在邵飄萍身上不靈了！邵收到錢後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上抨擊張作霖。他說：“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張作霖聽說邵飄萍把錢退了回來，並且還在報紙上罵，恨得咬牙切齒。
心想定要將他儘早剷除。
逮捕邵飄萍，按張學良的說法是“宣傳赤化”，但事實上，當時北京的報紙普遍刊登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並不是只有《京報》一家，所謂“赤化”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罷了。
代表們其實也心知肚明，於是繼續懇求道：“這次邵飄萍是有不對的地方，但是軍團長一貫尊重輿論，而且和北京報人夙有情誼。懇請軍團長能夠幫幫忙，即使不能釋放，判個永遠監禁也行，只要能保全性命即可。”
張學良說：“從我個人本意來說，我是非常願意盡一點綿薄之力。但這件事確實無能為力。”1926年4月26日，北京警察廳宣佈邵飄萍的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邵飄萍字)，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
當日下午，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臨刑前，邵飄萍向監刑官拱手說：“諸位免送！”然後面向天空，哈哈大笑，從容就義，年僅40歲。
這軍閥割據的時代，孰是孰非，恩怨情仇，又有誰能說得清呢。但凡能混出點頭面的人，我覺得都非等閒之輩，還是有指的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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