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講真話的人 一
“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只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我們每個人都給捲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做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生活做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
這是20世紀80年代初，巴金老人在其一篇名為《文學人生五十年》的文章中關於自己對“文革”進行反思的一段話。那個時候，“文革”剛剛結束，作為一個親身經歷過十年浩劫的老人，他是含著血淚表達上述文字的。也正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全面反思自己的創作得失，並著手寫作自己後半生的“懺悔錄”，煌煌五卷本《隨想錄》。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興。到了高祖李介巷這代，移居四川成都。曾祖李瑤、祖父李鏞都做過縣官。父親叫李道河，一直官運不濟。
1904年11月25日，巴金生於成都一個名叫雙眼井的大宅院裡。長到5歲，父親李道河出任廣元縣令。母親陳淑芳帶著五個子女，從成都到了川北廣元，與丈夫團聚。家裡聘請一位劉先生，教孩子們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到了晚上，母親便娓娓動聽地給他們講故事。在父親的縣衙門裡，巴金度過了5至7歲這段歲月。十妹出生後，他和三哥由善良的楊嫂照顧。
正當巴金在廣元過著幼年時代最特殊的一段生活時，國內發生了一連串驚心動魄的大事。1911年6月，為反對清政府向帝國主義出賣鐵路權，四川人民奮起抗爭，組織了川漢鐵路保路同志會，保路運動風起雲湧。保路同志會武裝起義，包圍省會成都。9月25日，榮縣同盟會以“保路”為口號起義，一舉成功，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榮縣軍政府。榮縣起義極大地推動了四川的革命運動，並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在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清王朝風雨飄搖的形勢下，這一年初秋，也許是感到清王朝已朝不保夕，也許是心儀革命運動，也許是不願在這苦寒山區久留，巴金的父親李道河辭去了知縣的官職，帶領全家回到了成都。不久，武昌起義爆發。
1911年11月25日，成都宣告獨立，隨後成立了大漢軍政府。巴金的父親帶領孩子們用碗口、杯口印製圖案為十八圈的新國旗。軍政府成立才十二天，成都就發生了一場兵變。變兵搶劫銀行、銀號、捐號、票號，以及繁華街道上的商號、當鋪，乃至一些大公館、大住宅，鬧得偌大個成都城雞犬不寧，戶戶自危。這場難忘的驚駭，使年幼的巴金在更廣大的範圍內直接感受到社會動亂給普通人帶來的憂慮苦難和不幸。
回到成都以後，巴金同三哥堯林一起上家塾，在先生的強迫下，不僅讀“四書”、“五經”，還熟讀先秦散文、唐詩、宋詞、晚清小說。這些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學遺產，成了最早澆灌巴金心靈之花的精神養料。
巴金在公館裡受到的最初的教育，主要來自母親陳淑芬。母親作為大家庭的長房長媳，是一個溫和寬厚的賢妻良母。“一張溫和的圓臉，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頭髮，常常帶笑的嘴。淡青色湖縐滾寬邊的大袖短襖，沒有領子”。這就是巴金在追憶中描繪的母親的肖像。
巴金後來把母親稱作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個先生”。母親對巴金的言傳身教主要是“愛”。巴金說：“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教我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僕，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將他們打罵。”母親絮絮教誨巴金兄弟“忠實地生活，忠實地愛人，幫助人”，力圖讓孩子們懂得為人立身處世最根本的道德規範。母親“愛一切人”的教誨，深深地植在巴金幼小的心中。
巴金還說：“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社會連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全性格的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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