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有很多年轻人，是听王小波的推荐读杜拉斯的《情人》的。王小波在《盖茨的紧身衣》一文里写道：“凭良心说，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
我倒是先于看到王小波的推荐而看了《情人》。不过后来看到王小波的评价，我还是没读懂此书。我虽也觉得这部小说值得一读，但并未看到王小波说的那样好。《情人》的“我”，那么忧郁，那么深刻，完全不是一个十五六岁孩子应有的。小说中的人物并不丰满，情节无波澜，故事也未见新颖，我宁可承认杜拉斯是思想大师、情感大师、语言大师，也不想认可她是小说大师。当然这样浅薄的认识，很可能是缘于我对小说的感悟力不够吧。
或许也有人是因为杜拉斯的《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与中国有关，就认定杜拉斯与中国有缘，就愿意读她吧。不过她在小说中对中国人的评价并不怎么好，如她在《情人》中这样描述中国话：“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总让我想到沙漠上说的语言，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语言。”
杜拉斯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好在她成为了作家，她可能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想法。
作家洁尘说：“杜拉斯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种影响还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杜拉斯的影响不仅在文本里，更有文本之外。杜拉斯的情人甚多，她的情史，也跟她的作品一样，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她的一生不放弃对爱的追逐。
她拒绝空洞的幸福感，《情人》如此评价“母亲”的坚守：“幸福她是以贞节为理由加以压制的，而贞节之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她对爱情、性爱的坦白甚至是赤裸裸的告白，令男人都感到汗颜。在巴黎的法学院读书时，她的浪漫史不断，被评价为漂亮而放荡。阿兰·维康德雷在《真相与传奇》中说：“1942 年夏天，她遇到了迪奥尼斯·马斯科罗，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审读员。她爱上了他，但并没有因此而不爱昂泰尔姆。她想成功地建立这种乌托邦的三人世界，创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杜拉斯说：“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热拉尔•雅尔洛是杜拉斯从40至 50岁时的男人，雅尔洛比杜拉斯小9岁，雅尔洛勾起了杜拉斯的肉欲，她对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肉体迷恋。为了纪念那段爱情，杜拉斯写下了小说《琴声如诉》和《坐在走廊的男人》，后者是她唯一的一本情色小说。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情人》的经典开场白，应当有她暮年时的影子吧。抽烟、酗酒的她，六十多岁时还能有几多风韵。法国作家米榭勒·芒梭在《女友杜拉斯》中写道：“她总是用她童年的目光望着这个世界。她说：‘你是个漂亮的女人，身材高大。我，我很矮小。这种困难影响了我一生。’她还说她很平凡：‘在大街上，谁也不会回头看我。’” 不过在66岁的时候，她还是俘获了最后一个情人。
他叫扬·梅勒，是杜拉斯的超级粉丝，他走进杜拉斯的家时27岁，整整小杜拉斯39岁。
像迷一样的女人，她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杜拉斯的友人邦贝尔吉说：“和她开车兜风，就像经历一次遥远的神游，你只需倾听她的声音，她的声音非常特别，充满力量。她娓娓道来，仿佛那些她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由不得你质疑——你拿不准她是凭空臆想，还是真的看到了，她也永远不会告诉你。”杜拉斯作品的译者胡小跃说：“有些写杜拉斯传记的法国作家，为了保持客观是不想去见杜拉斯本人的。而有的译者翻译久了，他写的文字也会带有杜拉斯的味道，她就有这么一种魅力。”
安妮宝贝说：“绝望的性爱。无言的别离。杜拉斯写尽了爱情的本质。”但她是否寻找到了爱情了呢？反正她是找寻了一辈子，也尝试了一辈子。正如她在《物质生活》中的一段话：“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我感到舒适合意的地方住过，我一直是被拖在后面不得心安，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寻求一个时间安排，我愿意留驻的地方，我一直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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