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聾發聵!細說中國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

振聾發聵!細說中國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

我們近代的中國曆經苦難,我們沒有勝過,我們一敗再敗。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割讓香港,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又失敗。

對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頃駕於大國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

1894甲午戰爭更是空前的割地賠款,賠款白銀兩億兩,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所以當時的澳門報紙有這麼一段評價:中國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國當時如同破茅草房子,誰上來都是一腳踹倒,我們用樑柱支起來,再上來一腳又踹倒了,再支起來,再踹倒了。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入侵北京的時候,我們達到空前的虛弱,八個國家打我們,我們如何打得過啊!

但你看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八千、俄軍四千八、英軍三千、美軍兩千一、法軍八百、奧地利五十八人、意大利五十三人......

八國聯軍1900年8月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麼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有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

我們擋住了沒有?沒有擋住啊!

中國近代以來這種衰弱,這種無力達到極致,一個大國衰弱至此。

庚子賠款空前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之後我們對美國人印象不錯,美國西奧多.羅斯福把部分賠款返還給我們,我們辦了留美預備學校、協和醫院,還有燕京大學的一部分,那留美預備學校也就成了我們今天著名的清華大學,所以我們很多人對西奧多.羅斯福印象不錯。

不管他怎麼說,他把中國的賠款返還我們一部分辦了醫療、辦了教育。但是你看西奧多.羅斯福,他極度看不起中國。他說,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

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再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羅斯福提醒美國人,我們一定不能像中國人這樣衰敗,近代以來有多少中國人為了克服這一點歷經選擇。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一種選擇,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就是我們在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義的中國化。

用這套改革可能成功嗎?不可能,所以洪秀全失敗了。

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他們推出洋務運動。

他們認為,中國的大問題在哪呢?器不如人。

機器製造、科學技術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洋務運動30年,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師,1894年甲午海戰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失敗。

洋務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來了,他們認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膚淺了。

中國的問題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層面出問題了。梁啟超講,喚醒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體質出問題了要改制,戊戌維新就是改制。孫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君主立憲沒有成功,戊戌維新失敗,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

但結果怎樣?

北京九易政府,24次內閣改組,換了26屆總理,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共和也沒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經打出旗號了,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講,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淺了,中國的問題是什麼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徹底拋棄中國思想文化,即孔孟之道。

我們當年這種思想偏激和極端,認為萬事規矩一點,找個替罪羊,只要把它解決就全解決了。

我說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旗號,與今天遍佈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形成多麼大的反差啊!

我們就今天看來,孔子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我們出了問題,不是孔子的問題,我們只是在找替罪羊。

當年不僅把孔子當替罪羊,漢字也成了替罪羊,“五四運動”先驅胡適、錢玄同、郭沫若、陳獨秀、魯迅都講到漢字問題了,他們認為,導致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漢字!當年多麼激進。

我們今天講他們,沒有絲毫否定他們的功績,他們都是探索者,都在探索、尋找一條擺脫滅亡的路徑,我們後來探索都是再他們基礎之上的。

當然我們今天講中國夢,當時中國社會也有中國夢,當年北京、上海的學者們聯合做了一次演講:你的夢想是什麼?

清華大學教授林語堂這樣回答他的夢想:我的夢想只希望中國可以不打仗,無苛稅,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幹浄土。

我們今天很難設想這是什麼樣的中國,因為距離非常遙遠了。

很遙遠嗎?七八十年前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他的夢想: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只要吸毒,什麼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學者施蟄存的夢想: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

施蟄存在上海,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許入內”,你敢罵誰?

羅文乾的夢想:政府能統一全國,免人說我無組織,內爭的勇毅轉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婦女理家崇尚勤儉、不學摩登,青年勤儉刻苦、不穿洋服、振興國貨。

當年這些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良心啊!他們的呼籲,他們的夢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個字: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危亡的邊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大清王朝被推翻,民國建立了,災難沒有停止;“九一八事變”,關東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即是今天的瀋陽,一週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

我覺得我們近代以來反覆講一個問題: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

我們總說我們的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很少檢討自己為什麼這麼虛弱,為什麼誰都想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

我們近代出了什麼問題,問題出在哪裡?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了什麼。廣東三元里抗英,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皇帝打敗了,皇帝割地賠款,與我何干?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從老照片上我們看到那麼多人幫著人家後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就可以,哪有國家觀念、民族觀念?

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聯軍排隊走進來,我們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聯軍往裡瞭望。

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數量沒有意義,我覺得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

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板垣徵四郎1948年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萬餘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徵四郎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他認為,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

從一般民眾來看,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和猖狂,也是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抗戰開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譁變,當時出現的問題不是民眾出現問題,是精英層出現問題,出現大問題,黨政精英都成了漢奸,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

當時中國出現的,叫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團團夥夥精英們的沉淪。

在最關鍵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就與眾不同。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陸軍總司令楊靖宇,抗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

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把楊靖宇的秘密營地全部搗毀,逼楊靖宇於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攜帶機密文件、槍支、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他知道楊靖宇的行蹤,二月份叛變,楊靖宇三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命令下開槍射殺楊靖宇,楊靖宇的特等機槍手把自己軍長開槍打死。

這是被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所窺破的,中國人的走向,發現提供情報,最後打死楊靖宇的都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中國,它不僅是鬆散的問題,出賣自己國家民族利益,出賣自己的戰友,出賣自己的國家,出賣自己的民族。

最後趙廷喜勸楊靖宇,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他,還讓他當大官,利用他的影響擺平東北抗聯。

楊靖宇最後跟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一句話驚天動地!一點勝利的希望都沒有,那也不屈服。

我經常講,中華民族總在關鍵時刻有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的脊樑

這個脊樑不是大眾在支撐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在大家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和脊樑。

一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幹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待遇而乾的,是為了完成民族救亡。

當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社會有200多個政治團體和黨派,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還是200多個,所以當年一夥熱血青年在上海的石庫門房子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誰看得起他們?誰都沒想到他們能怎樣?

他們13個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何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當年有誰在意?中共剛剛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有更好的前程都走了。

1922年陳公博脫黨,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脫黨,1924年周佛海脫黨,1927年包惠僧脫黨,1930年劉仁靜被開除,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中共一大13個代表出問題的7個,半數以上出問題了。

其中陳公博、周佛海當了大漢奸,當然再加上嚴重的犧牲,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犧牲的,13個人從頭走到尾只有兩個:毛澤東、董必武。只有這兩個人從頭走到尾。

中國共產黨的艱難,我們不要說形容詞、副詞,不要什麼妙筆生花、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你僅僅看中共一大13個代表各自走向,就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

無盡的流血犧牲和叛賣,以及萬水千山的阻隔。

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是中國政治舞臺邊緣性力量。中國共產黨能夠從中國政治舞臺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今天影響世界格局,改變世界格局,我們講一句話:毛澤東居功至偉。

這個人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他貢獻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講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覺得這是中國革命非常大的變化,中國近代想變革者比比皆是,毛澤東絕不是頭一個,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沒有一個不想變革,沒有一個不想挽救民族命運於危亡,都是變革者,但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沒把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

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根源,民眾的支持,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不再把民眾作為包袱、改造的對象,而作為動力推動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巨大的力量,毛澤東講,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說到了中國至弱之源,我們這種無組織狀態,導致我們最後的災難。西方有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真正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

我們第一次覺醒,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我們可以講封建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統治階層一小部分人覺醒,力圖建立現代國家,君主立憲;1919年“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層的覺醒;1937年全民抗戰,民族總體的覺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戰,我們才發現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抗戰,日本人到中國來侵略不僅是打國民黨,不僅打共產黨,而且殺中國人佔中國地,是全民族的問題,真正讓我們感覺到國家民族利益共同體。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真正意義上的現在民族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學說的奠基者霍布斯講,什麼叫國家,為什麼要有國家?

霍布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便自覺自願的放棄權力開始締約,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與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

國家不是個慈善團體,不是個人權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國家讓人民自覺自願的放棄部分權利開始締約,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

歷史證明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絕不是個理論問題,他是個實踐問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面臨的朝鮮戰爭,我們猝不及防,當時部隊都在轉業,國民經濟百廢待興,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把朝鮮軍隊壓縮在中朝邊境三個區域範圍內,我們當時面臨朝鮮戰爭的嚴重的局勢,我們反覆對美國提出警告,一定不能過“三八線”,過了“三八線”是不行的,影響中國安全,美軍越過“三八線”,直攻平壤。10月8日毛澤東下令,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

這場仗過去了多時,你看美國人怎麼評價的:從中國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防禦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的看出,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舊中國一退再退,我們總想退一步海闊天空,最後退到無處可退,美國人明白了,新中國再也不會後退。

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美國建構主義鼻祖講了這句話: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不要以為國家利益就是生存、獨立、發展繁榮,還有集體自尊,尊嚴也是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尊嚴必須靠勝利來捍衛。

我覺得這是我們新中國,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第一次帶來集體自尊,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我覺得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最大禮品。

中國今天的國力和軍力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們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超10萬億美元的就兩個,美國和中國。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一直在與西方文明抗爭,中華文明節節敗退,新中國成立使中華文明在政治上擺脫了頹勢,跨過鴨綠江,中華文明在軍事上擺脫了敗勢,四十年改革開放,使中華文明在經濟上扭轉了劣勢。

共產黨自我更新,共產黨的領導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擔當,那是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自我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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