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愛「跨界」的高級公務員——南安人蘇頌

唐代僅出過58個進士的福建,到了宋代迎來了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根據統計,整個宋代,福建在科舉考試中誕生了7000多名進士,約為當時全國數量的五分之一。

科舉選拔出的人才,大多進入了當時的“公務員”隊伍,一時可謂俊才薈萃。在這些“福建制造”的公務員中,有一名泉州南安人很是特殊——他就是學問、道德、政績俱佳,又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級公務員”,官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即宰相)的蘇頌。

有意思的是,這位被史書稱譽為“經史、九流、百 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的奇才,在科技方面最大的貢獻莫過於製造出世界天文鐘的鼻祖——“水運儀象臺”並寫下《新儀象法要》,為後人留下現存中國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

他造出“世界時鐘鼻祖”

北宋哲宗元祐年間,朝廷計劃“別制渾儀”。所謂“渾儀”、“渾象”,這是一種以“渾天說”為理論基礎,用以觀測和表現天體位置的儀器。因為當時任吏部尚書的蘇頌精通律例,加上“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志同道合的兩人便召集王沇之等在科技方面有專長的同僚,開始了水運儀象臺的製造。

根據《宋史》片言隻字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水運儀象臺的構造。《宋史·蘇頌傳》介紹,水運儀象臺“為臺三層,上設渾儀(天體測量之用),中設渾象(天體運行演示),下設司辰(自動報時器)”,分為三部分。更神奇的是,它還吸收了水車、筒車等民間通用的機械原理,“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完全自動。

到了北宋元祐七年,蘇頌和同伴們花費四年功夫的水運儀象臺終於在開封造成。這個臺高12米、寬7米的大傢伙,除具有近代天文臺的雛形外,尤其值得稱道的還有它的報時功能。《宋史》稱之“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不差晷刻”,準確性極高。基本上,它已是一臺真正意義的天文鐘,更被譽為“世界時鐘鼻祖”。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的書中得到證明。他提到:“蘇頌把鐘錶機械和天文觀察儀器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與羅伯特·胡克均被西方認為是天文鐘表的發明人)先行七個世紀”。

外國人對此稱羨不已,國人對這臺水運儀象臺同樣心馳神往。元丞相脫脫主持編撰的《宋史》更是讚歎地稱之為“前此未有也”,不吝溢美之詞。

歷代幾番複製終於成功

這臺設計精巧的儀器,卻在靖康之亂的戰火中被金軍掠往燕京,後更因不便運輸被丟棄。

南渡後的宋朝君臣對此念念不忘。根據《宋史》記載,宋高宗紹興三年,當時的工部員外郎袁正功便獻上“渾儀木樣”,雄心勃勃計劃複製水運儀象臺。有意思的是,舊時東京舊儀“用銅二萬餘”,考慮南宋剛經歷戰亂,君臣特別將銅減量,“折半用八千斤有奇”。儘管如此,由於朝廷諸臣罕有通曉其原理的,複製一直未能成功。

束手無策的官員們只好請出蘇頌的兒子蘇攜,讓他將老父親的遺書獻上以“考質舊法”。遺憾的是,這次竟連蘇攜也沒能懂。直到紹興十四年,朝廷命歷史上的“資深奸臣”秦檜“提舉鑄渾儀”,秦檜甚至為此專門請教過朱熹,但複製仍未能成功。

之後歷代均有再造,也都未能成功。直到1958年,著名的博物館學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家王振鐸先生,依據蘇頌留下的《新儀象法要》,按1:5的比例成功複製了水運儀象臺的模型。其後,英國、美國以及臺灣地區,才陸續出現復原模型。

讀者若有興趣,還可以到廈門同安的蘇頌公園看看,那有一臺按1:1比例仿製的水運儀象臺。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儀象臺可不是簡單的模型,而是一座真正的小型天文臺。

除水運儀象臺外,蘇頌對科技的貢獻還在於寫下了三卷《新儀象法要》。這部著作當中的星圖收錄了1434顆恆星,書中更詳細介紹了水運儀象臺的設計原理及使用方法,堪稱中國現存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

有意思的是,這位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級公務員,還寫下了20卷《本草圖經》。書中精細繪製了近千幅藥物標本的圖案,被推為宋朝最完善也是最科學的醫藥書。

蘇頌小傳

蘇頌(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泉州南安人。北宋天文學家、藥物學家。其祖先在唐末隨王潮入閩,世代為閩南望族,其父蘇紳中過進士。蘇頌出身於書香門第,從小聰敏好學,經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

蘇頌,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廿三日(12月10日)誕生於泉州同安蘆山堂(今屬廈門市同安區),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中進士,先任地方官,後改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等職九年,得以博覽皇家藏書。宋哲宗登位後,先任刑部尚書,後任吏部尚書,晚年入閣拜相,以製作水運儀象臺聞名於世。作為歷史上的傑出人物,蘇頌主要貢獻是對科學技術方面,特別是醫藥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突出貢獻。

著作有《魯衛信錄》、《蘇頌集》72卷、《圖經本草》一卷、《略集》、《新儀象法要》等其《圖經本草》是當時最新最全的藥物志和藥物圖譜,李時珍推崇它“考證詳明,頗有發揮”。前述著作之外,蘇頌尚有《蘇魏公文集》72卷、《進儀象狀》、《逐英要覽》、《譚訓》等著作傳世。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二至後一日,蘇頌病逝家中,享年82歲。次年葬于丹徒縣王洲山,贈司空,後追封魏國公。南宋理宗時賜號正簡。

敢"鬥"皇帝的臣子:蘇頌

嘉祐六年(1061),阜陽(潁州)來了個知州大人,名叫蘇頌,他是從京都汴京調來的,時年42歲。後來,蘇頌官至宰相,歷仕北宋五朝,成了北宋政壇上令人矚目的人物,但九百多年來,他一直不被人重視,尤其他在自然科學領域內所取得的傑出成就,幾乎被人忘卻。《中國古代科技通史》的主要編纂者、世界著名科技史泰斗、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博士生前曾稱讚這位潁州知州說:“蘇頌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紀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和科學家之一,他是一位突出的重視科學規律的學者。”半個月前,世界蘇姓宗親會顧問、北京大學資源美術學院特聘教授管成學先生致電安徽友人,請求代為收集蘇頌在潁州出任知州時的相關資料,以資研究。作為在自然科學領域內為我國贏得了七項世界第一的科學家,如今,蘇頌理應受到人們的關注了。

三次來皖為官

蘇頌出身名門望族,他和與他同時代的蘇軾、蘇轍是同宗。公元1020年,蘇頌出生在福建泉州。他的父親叫蘇紳,是個進士,做過州一級的推官,相當於現在的副市級幹部;仕途巔峰時,做到朝廷的知制誥——這是直接為皇帝起草重要文書的要職;蘇紳還出任過大宋朝的外交官,奉命出使遼國。但蘇紳英年早逝,48歲時去世。當時的蘇頌已27歲。

蘇頌的母親也是書香之後。蘇頌的父親因常年在外當官,所以蘇頌兒時的教育,主要由他的母親照顧。蘇頌23歲中進士,與後來在北宋政壇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王安石是同榜進士。中進士後,蘇頌開始了他的仕宦人生。他一生活到82歲,幾乎無疾而終。他與安徽有著“特殊的緣分”,一輩子三次來安徽作地方官。

第一次是中進士不久,即被安排在安徽的宿州當“觀察推官”,主管案件的審理。父親去世時,他已調任江寧縣知縣。

蘇頌處事謹慎沉穩,深受百姓愛戴。他在出任江寧縣知縣前,江寧縣每年交納的稅收或多或少,這主要是地方官從中偶有“截留”現象,也有的百姓瞞報、漏報人丁和田產。蘇頌到任後,對這一現象予以關注。他在平時工作中,順便了解老百姓的戶籍地產等。到了秋天,他首先把自己的屬下教育好,禁絕官員“黑手”;然後親自到收稅現場。有一個老百姓報出自家的收成後,蘇頌突然插言道:“你家還有一個男丁和山南的田產,你怎麼‘忘記’報了?”該百姓說:“我沒有‘忘記’,而是我報的多,官家就收的多,往年都這樣,所以我不敢報。”在場的官員一聽,再也不敢“伸手”;百姓聽了,也不敢作假了。

顯著的政績,使蘇頌很快得以遷升,一直在館閣編校文書,成為“京官”,而且一干就是9年。1061年,蘇頌自己打報告,要求“外出”為官,並得到朝廷的批准,被派到潁州出任知州,再次任職安徽。

知州是一州的長官,錢、糧、工、刑都由知州掌管。蘇頌在潁州一干就是3年。在這期間,宋仁宗駕崩。為了給仁宗修建陵墓,朝廷向全國發出急令,要求各地按照朝廷的“下單”,徵集財物。一時間,徵調物資十萬火急,地方官員也乘機敲詐勒索,各地百姓嗷嗷待哺。蘇頌立即上書朝廷,說:“仁宗皇帝的遺詔中,要求皇陵建設一律從簡!現在,按照朝廷的指定徵集物資,有的物資本地根本不產,而朝廷強行徵集,這不是給百姓增加困難嗎?”

蘇頌一邊上書為百姓請命,一邊採取變通的辦法:凡是潁州本地有的物產,他就照聖旨徵收;如果本地沒有的,他就以政府名義向別的地方採購。結果,任務完成了,而老百姓還不知不覺。

臣子“鬥”皇帝

宋神宗熙寧年間,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為了聚集力量推動變法,王安石請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神宗答應了,然後指令時任中書舍人的蘇頌起草破格提拔任命書。蘇頌一看,這種提拔不符合“破格”的條件,就把神宗的指令封好,說明原因,退了回去。神宗見狀,就把指令再次發到中書部門,叫輪流值班的宋敏求起草。結果,宋敏求也覺得不符合“破格”規定,也將皇帝的指令封退了。經王安石的強烈要求,神宗第三次將指令發往中書部門,結果又被輪流值班的第三位中書舍人李大臨封退。三名中書舍人一致表示:寧可被撤職,也不做這種違反“組織程序的事”!

聰明的神宗感到這種辦法可能行不通,就乾脆直接召見蘇頌,說“破格”任用李定,“不為越法”,指令蘇頌“速為草制”。但蘇頌還是不動筆。

宋神宗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說:“這一份任命詔書,這麼長時間都沒有製作出來,這恐怕也是有罪的吧!”蘇頌說:“堅持上祖的規制,這是為臣的操守!”

指令被第四次封退,宋神宗並沒有氣餒——他要宰相曾公亮去勸說,照舊被蘇頌退了回來。最後,宋神宗可能是忍無可忍了,就將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中書舍人”的職務給撤消,蘇頌重新迴歸到工部任郎中。

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著名的“三舍人事件”。

那麼,蘇頌等人五次拒絕起草文書提拔的李定,到底是個啥樣的人物呢?

史料記載表明,李定為了升官,他的母親仇氏去世,他居然不按照當朝的規定回家服喪,而是謊稱父親老了,回家稍稍看望,便又到官府。後來,此事被人揭發,他又謊稱自己不是仇氏所生!因此被當朝人罵為“畜生不如”。後來,在王安石的庇護下,李定終於當上了御史中丞,他一手製造了報復蘇軾和蘇頌的一些案件,其中陷害蘇軾的“烏臺詩案”,將蘇軾關進大牢,說蘇軾“不學無術”;當神宗出面,將蘇軾放出來時,李定又稱蘇軾是“奇才”。

歷史告訴人們,李定是個不為做事業、只想當大官的奸詐之徒,也向世人昭示:堅持原則的蘇頌、蘇軾是正直的。

蘇頌被撤職不久,便被重新起用。熙寧六年(1073),他被派到安徽亳州任知州——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來安徽任地方官。至宋哲宗時,蘇頌當上了宰相。

蘇頌在安徽為官時,留下了不少詩篇。他剛到潁州時,就寫有這樣一篇:校文摘三折,食貧歲四閏。君相嘉宿官,圭符假名郡。地望號優閒,公租稍充.,二遍逢甘旨,百口免饑饉。這是很有趣的,說他自己在館閣一呆就是9年,俸祿微薄,連百口之家的生計都無法維持,這才向當時的丞相打報告,要到“基層”當差的,因為按照宋朝的規定,京官到地方任職,可以增加俸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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