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現實的引力實在是太沉重了。

——劉慈欣

天文學向來令國人自豪，幾乎人人可以隨口說出幾個古代天文學家，但談及現代天文學，人們記憶裡似乎都是西方人。很少人瞭解中國的現代天文學開拓者， 更別提他們的功績。

很多人去南京旅遊，一大目的是看紫金山天文臺，然而又有幾人知道，紫臺出自誰手？

1989年，美國哈佛——史密松橡樹嶺天文臺，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餘青松星”，志以永恆紀念。

廈門人餘青松，是紫臺締造者，也是一位拼盡全力為中國現代天文學爭得世界榮譽的老廈大學者，竟如此長期堙沒於國人的記憶，卻讓外國人念念不忘。

1934年，南京城外天堡峰上，在太平軍、湘軍曾經激戰之地，中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現代天文臺——紫金山天文臺拔地而起。

遠眺紫金山天文臺

她是“中國現代天文學的搖籃”，中國現代天文學之路在此開啟，許多分支學科、天文臺站，從這裡誕生、組建、拓展。

開啟這一切的，是一個名叫餘青松的廈門人。

很多人都知道，我國古代天文學家、數學家祖沖之因功績，而被後人以其名命名了一顆小行星。

多數人——即便是在餘青松的故鄉——不知道的是，在我們頭頂的星空，也有一個名為“餘青松”的小行星，遨遊其中。

年輕時的餘青松

鼓浪嶼上的科學之星

1929年2月的一天，時任廈門大學天文系主任的餘青松，接到了一封來自南京的聘書——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邀他就任天文研究所所長一職。

該聘書還邀請他主持一項計劃：籌建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個現代天文臺——紫金山天文臺。

這令餘青松倍感心動。

1897年，餘青松出生在廈門。在鼓浪嶼的鹿礁路上度過童年後，他先後就讀於鼓浪嶼上的養元小學和尋源中學。

鼓浪嶼，畫於1900年

1918年，餘青松畢業於清華學堂留美預科班，隨後留學美國，先學土木建築，後攻天文學，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獲博士學位。

彼時的鼓浪嶼，也是中國現代教育的一大搖籃。

養元小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學生畢業後可直升也是教會學校的尋源中學。比餘青松稍早一些，林語堂也先後入讀養元小學和尋源中學；比餘青松稍晚一些，林巧稚則進入與尋源中學同在漳州路的廈門女子師範學校，後入讀北京協和醫學院。

走出餘青松和林語堂的鼓浪嶼尋源中學舊照

他們三人，餘青松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林巧稚出身於一箇中產家庭；林語堂則是一名貧窮的鄉村牧師的兒子。

鼓浪嶼開風氣之先的現代教育，給了他們相同的起飛之力。

而他們，則使鼓浪嶼成為了一個星光閃耀之地。

僅以他們三人為例：餘青松開啟了中國天文學的現代之路；林語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旗手；林巧稚則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奠基人。

就像電影《流浪地球》所表現的：那些堅忍、永不言棄的人們，推動了地球——我們的家園，並使地球脫離了被木星引力撕碎的危險，繼續在無垠的宇宙中航向未來。

這座小島，也在以彈丸之地的力量，推動中國這個古老又龐大的國度重煥發生機，並踏上現代轉型之路。

1926年時，年僅29歲的餘青松，已是蜚聲國際的天文學家。

那一年，國際天文協會將他創立的一種恆星光譜分類法正式命名為《餘青松法》。

隨後，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所以“對世界天文學研究做出的卓越貢獻”，吸收他為該會第一位中國籍會員。

1927年，餘青松負笈歸來，受邀籌建廈門大學天文系以及廈大天文臺。

當年11月20日，“國立中央研究院籌備大會”通過《建國立第一天文臺在紫金山第一峰》提案。

來自鼓浪嶼的科學之星，即將開啟中國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之路。

對此，時人陳遵媯後來這樣寫道：

“餘青松先生，乃國人在國外習天文之最有成績者……不獨建我國天文臺之基礎，且建東亞最新式之天文臺。”

兩個廈門人，締造中國天文史

中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並長期領先於世界。

中國古代天文學巔峰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宋時期天文學家蘇頌，也是同安籍（相當於今廈門）。他曾製造出世界上最早的自動化儀象臺兼天文鐘——水運儀象臺。

蘇頌和水運儀象臺

英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稱：

“蘇頌把時鐘機械和觀察用渾儀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說，他比羅伯特、胡克（注：西方科學家）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注：西方科學家）先行了七個半世紀。”

但到了16世紀，隨著科學革命興起於西方，中國的傳統天文學卻明顯落後了，耶穌會傳教士開始在中國主導天文學的發展。

清初制定曆法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

清末，中國第一座現代意義上的天文臺——徐家彙觀象臺，也由耶穌會傳教士創建。

1913年，當亞洲各國觀象臺臺長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時，唯一受邀出席的中國代表，乃是徐家彙觀象臺臺長勞積勳神父。

這一事實，深深刺激到了時任中央觀象臺臺長的高魯。

從那時起，他一直夢想建造一座可與歐美各大天文臺比肩的現代天文臺。

年輕時的高魯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魯就任所長。在此前後，高魯和同仁東奔西走，踏勘、測量、籌集資金，完成了建造天文臺的準備。

這時，高魯卻接到了一紙調令：南京國民政府委派他出任駐法公使。

臨行之前，他已經看準了接任的人選。那就是正在廈大任職的餘青松。

高魯年長餘青松20歲，為留歐學者，餘青松為留美學者，二人原本互不相識。但高魯在網羅人才方面一向不遺餘力，對曆法、天文學者，即便素昧平生，他也非常喜歡折節訂交，或延攬共事。

餘青松剛回國，就受到了高魯的關注。高魯主動寫信到廈門，和餘青松通信討論天文學，接著邀請餘青松到南京考察天文研究所以及天文臺籌建計劃，並明告餘青松，希望可以把他挖角到南京。不過，當時廈大學生季考在即，餘青松未及深思，即匆匆返廈。

而高魯則在赴法前，向蔡元培力薦餘青松。

1929年7月，餘青松正式接任天文研究所所長一職，是年32歲。

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他很清楚，自己將要展開的事業，意味著什麼。

或許是巧合，時隔800餘年的兩個廈門人，一個創造了中國古典天文學的高峰；另一個，則肩負起開創中國現代天文學的重任。

創建天文臺，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

在南京，餘青松滿懷期待地接過了高魯的未竟之事。

他在美國學過土木工程，做起建臺初期的基建踏勘得心應手，然而，他很快發現了原定臺址紫金山北高峰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氣象條件不能滿足天文觀測的需求。

他緊急呈文中央研究所，詳述南京雨水過多、紫金山北高峰全年空氣溼度過大等弊端，請求另選合理臺址：

“據此條件，無論是在南京，還是在紫金山，都不可能建成一座十分有效力的天文臺。”

在餘青松這樣一位學者看來，選址是個學術問題。

然而，壓力卻很快從政治領域而來。軍政要員紛紛發出責難：

“為使全體國民仰見‘黨國’提倡科學研究之盛心，表彰中央政府重視學術探討之精神，國立第一天文臺必須要建在首都。”

“為使彼時來新都之中外觀光者，可於中國政治、文化策源地見一最新式最完美之天文臺，中央天文臺必須要建在南京！”

最終，南京國民政府以訓令形式，強制餘青松“立即建臺紫金山北高峰”。

1929年8月27日，餘青松向蔡元培求助。

蔡元培既是國民黨元老、又是學界領袖。他十分清楚那些軍政要員的邏輯，也特別理解餘青松的要求。聽了餘青松從天文觀測角度提出的原臺址弊端，蔡元培沉默一時，而後嘆道：

“國府一開始主要就是從政治目的考慮，而不是按科學研究的實際需要來同意籌備此臺的……當今之中國，政潮澎湃，國勢動亂，一旦政局有變，只恐連這樣的機會也將失去。要是這樣，那在我國發源最早而近代已日就衰微之天文學，何日方能得慶中興？又何日才能再謀發揚光大？”

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和中國的天文學傳統有很大關係。

在傳統中國，與其說天文學是一門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官學。

在古代的皇帝看來，天文學乃是他和上天溝通的媒介。歷朝歷代在建立之初，都要“改正朔”，即頒行新曆法，而欽天監及所屬的觀象臺，則秉承皇帝的旨意觀測天象、制定曆法，以示皇帝作為“天子”，傳達天意，代表上天合法地統治天下。

如此，天文臺怎麼可能設在京城之外呢？

北京古觀象臺

因此，蔡元培很清楚，在中國沒有完全轉型為一個現代國家之前，要建設一個現代天文臺，所牽涉到的絕不只是科學問題。

無奈之下，餘青松提出折中方案：

“將此臺分建在兩處：一在南京紫金山北高峰，將來主要側重頒歷授時和行星的觀測研究；一在國內另覓適宜高山，如匡廬、泰嶽等，以後可在彼地對宇宙天體做全方位的探索……兩臺實為一體。”

他解釋說，如此可兼顧“上承歷代臺官之舊制”與“研討現代天文學”。

蔡元培表示贊成，認為這樣可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蔡元培還提醒說，分臺的籌建要在首都臺建成後進行。

臺址，再次改變

在面見蔡元培次日，餘青松前往國民政府財政部，催發已核准的建臺款項。

忽然有消息傳來：中山陵管理委員會突然毀掉了已勘定的天文臺盤山公路沿線木樁。

餘青松緊急派人瞭解緣由：原來，陵園管理委員會認為，盤山公路所在的紫金山南麓是中山陵所在地，如果築路，就會露出黃土顏色，有礙觀瞻。請天文臺另選紫金山北麓築路。

在許多國府要員看來，這無疑是在“國父”頭上動土。

餘青松又遭當頭一棒。

紫金山北麓適合築路嗎？他很清楚，在北麓築路須經過眾多陡崖和深澗，不僅要做長距離盤旋，架設多座橋樑，而且，築路北麓，則無法接通山南紫霞洞的泉水，天文臺用水得從城中自來水廠長途運輸。

這一切，都是有限的科研經費所無力承擔的。

此時，陵園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孫科正以“為父守陵”為名，不斷抱怨中山陵風水不保。

而且又有新的傳聞讓餘青松倍感壓力——國府可能要把包括天文臺在內的中研院所有單位集中到南京城內清涼山。

清涼山海拔僅40多米，而且地處鬧市燈火之中。若如此，天文臺將徹底淪為政治建築。

情急之中，餘青松把天文臺臺址改在天堡峰，即紫金山第三峰。

這一改動，得到了國民黨元老楊杏佛的支持。

餘青松致楊杏佛函

1929年9月2日，楊杏佛、餘青松同到天堡峰考察，勘定新臺址。

但是，兩天後，國民黨中常會卻通過了一份決議，真的要求中央研究院把一切建築都集中在南京城內的清涼山，天文臺當然也包括在內。

楊杏佛得知，緊急說服各常委同意天文臺選址天堡峰。

為避免夜長夢多，餘青松聞訊即延請勘測人員，緊急測量通往天堡峰臺址的盤山路路線。

不料，勘測工作剛開始了兩天，勘測人員突被調往鎮江。

關鍵時刻，餘青松自己掌握的工程知識發揮了急用。他從中央測繪總局借來了水準儀、平板儀和經緯儀等測量儀器，自己動手勘測、設計了天文臺路。

1929年10月6日，餘青松帶上設計圖，前往陵園管理委員會請求核准。

不料陵園方面又提出了新的責難：天文臺的設計風格過於西化，沒有和中山陵的整體建築風格保持一致。

餘青松解釋說，天文臺必須要有能做360度轉動的圓頂，這樣的圓頂很難設計成中式風格。

陵園方面卻堅稱，天文臺既然建在陵園範圍之內，外觀建築就必須要與陵園保持一致。

餘青松黯然離開陵園管理委員會。

隨行的李銘忠這樣回憶：

“那天下著小雨，天空灰濛濛的。談判出來，陵園樓前的院子裡，枯黃的榆樹葉落了一地。水泥操場上汪著一灘又一灘油一般的雨水。餘所長坐進車裡，身子有點抖，講話時牙齒在打顫，我忙問：‘所長，你是不是……’所長當時回答我說：‘不，不是……我有點冷。’”

“不，決不能退卻！”

何去何從？

數日後，苦思如何建設“中式天文臺”仍無良策的餘青松，走到了玄武湖邊上，又走到了雞鳴寺最高處。

在那裡，兩位畫師的討論吸引了他。

他們一邊讚歎雞籠山一帶的景色，一邊臨窗作畫，中國宮殿式的建築和中央研究院的西式大樓，在他們的筆下渾然一體。

餘青松一下子想通了。

他飛奔下山。不久，他就把一份“中式天文臺”設計方案送到了陵園管理委員會總務處處長夏光宇的案頭。

方案後，附有餘青松在美國獲得的土木建築系學士學位證書。

夏光宇畢業於北京大學，也是一位土木工程學家，他看完“中式天文臺”設計圖，長嘆一聲，提筆致信孫科：

“弟觀此中西合璧式天文臺之設計不僅美輪美奐，亦不失為東方獨創之風格。故弟意可擬准予開建。”

紫金山天文臺中式三孔石牌樓

兩天後，孫科讓秘書致電夏光宇，同意照圖開建。

1929年12月21日，在漫天飛雪中，天文臺的建設工程終於開始了。

惡劣的天氣使得施工倍加艱難，但一紙禁令更使得施工難上加難。22日，孫科以“地近總理陵寢地”為由，禁止天文臺工程使用炸藥。

施工隊伍只好手工鑿開巨石。

原定半年即可完工的盤山路工程，延長了足足一年。

1931年5月，眼看建路一事即將完成，天文研究所在《中央日報》和《申報》刊登建臺招標廣告，但此時，餘青松遇到了經費難關。兩家應徵的營造公司所出的標價都在25萬元以上，而當時天文研究所除正常的月度經費開支外，可調動的經費不過3萬元。

焦急的餘青松多次向國民政府政府催款，但都不見下文。

這時，天文研究所前所長高魯利用從“英、法、美、意庚款管理委員會”爭取的30萬元資金所購買的一批先進天文儀器也已陸續運抵南京，因天文臺遲遲沒有建成，儀器只能擱置，而無法啟用。

另外，國際變星同步觀測研究即將於1932年5月舉行，國際天文協會已邀請中國方面參加，同期舉行的全球經度大聯測也邀請了中國方面參加。

但是，如果天文臺不能建成，無論研究和還是學術交流，一切都無從談起。

餘青松決定放棄招標，自己建臺。

5月底，天文臺於天堡峰正式動工。

餘青松採用了點工制，即自備建築材料，另外僱傭監工、賬房、工頭等，施工工人等人則按日計算發放工資。至於材料，則就地取材，大量使用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

7月底，子午儀觀測室建成，用費僅2萬元。

蔡元培為子午儀奠基題寫的碑文

8月5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終於發放了拖欠3年之久的25萬元建臺款。

但這時的中國，也進入了一個最為動盪的時期。

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1932年1月28日，日本突然攻擊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1月30日，國民政府宣佈遷都洛陽。

風雨飄搖之中，天文臺工程無法再進行下去，餘青松只好遣散全部工匠，只留下兩名工人看守天堡峰上的已完工建築。

要不要建下去？

從餘青松留下的照片來看，他是一位個頭不高、笑容和藹的廈門人。後來有人說，他的性格也是一個典型的廈門人性格，很溫和。

但是，這個溫和的廈門人，卻有著非同一般的堅韌。

晚年的餘青松

在1932年秋的一次會議上，餘青松給了所有人一個肯定的答覆：

“不，決不能退卻！正因為現在民族危難，國事多秋，此臺就更需要吾輩拼力去建……救國救民之道雖有多端，但從長遠看，最重要者莫過於教育，其中又以科學教育為根本……更何況，此臺開建消息早已在國內外遐邇競傳，而在國勢阽危的今天，如能力爭早日建成，那僅在心理上對喚起一些人團結抗日的救國信心，我想就會有振聾發聵之效。”

“中國現代天文學的搖籃”，建成了

1933年6月18日，一直鼎力支持餘青松建臺的楊杏佛在上海遇刺身亡。公祭大會上，餘青松哽咽致詞：“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精神，先生之事業後繼有人。”

次年8月下旬，紫金山天文臺終於竣工。

全臺建築包括子午儀室、大臺、小赤道儀室、變星儀室以及蓄水池和氣象塔等。除了子午儀室外，其他建築均由余青松自己動手設計，只有大臺方案曾由研究院李銘忠略加修改。

紫金山天文臺舊照

在後世的許多建築學家看來，這些建築既達到了天文觀測的硬件要求，在建築的外觀上，也是中西合璧的經典之作。餘青松並非建築師，卻勝似建築師。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赤道儀室，所用的即是餘青松在廈門大學擬定的天文臺圖樣。

餘青松之前擬定的廈門大學天文臺藍圖，經過轉移和放大，終於在紫金山上實現了。

紫金山天文臺現今風貌

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臺揭幕典禮舉行。餘青松擔任首任天文臺臺長。

蔡元培致揭幕詞：

“餘青松先生積數年之勞苦，開遠東未有之先聲，終建此臺……國立第一天文臺獨於斯時崛起於東方，必對中國科學研究之奠基及發展貢獻巨大！”

餘青松致謝：

“今後唯盼學界人士時賜明教，能使敝臺以研究所得，協助國家中興和發展，促使全人類之文明和進步，吾及全體同人則幸甚矣。”

紫金山天文臺的建成轟動了國際天文學界。一名日本天文學家前來參觀，驚訝地發現，紫金山天文臺設計合理，而且集聚了大批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天文觀測儀器。他毫不吝嗇地讚揚中國同行：

“日本目前還找不到一個有能力建出這樣的天文臺的人！”

在紫金山天文臺，餘青松率一批天文學家翻開了中國現代天文研究的扉頁。

至1937年，共拍攝新星、彗星、銀河星雲、太陽和變星珍貴照片316幅。

這是中國現代天文學的開端，這裡是“中國現代天文學的搖籃”。

1945年，中國科學社創建人之一任鴻雋，在《五十年來的科學》一文寫道：

“很顯明的，我們的天文學，已經超過所謂 ‘授時’ 推算日月食等初步的工作，而是要參加世界天文學上發見天空星象的未知現象與性質了。我們的天文學家近來對於變星的觀察，恆星光譜的研究，以及關於太陽的觀測，如日冕光譜、日珥之運動等，都有相當貢獻。”

尾聲

抗戰爆發後，餘青松率紫金山天文臺全體員工攜儀器離開南京，經湖南、廣西撤至昆明。

1938年秋，餘青松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在昆明東郊建成鳳凰山天文臺，此為中國科學院雲南天文臺的前身。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同年底，餘青松被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免職。1947年，餘青松再度出國。

1950年5月20日，中國科學院接收紫金山天文臺，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

紫金山天文臺舊址現主要為天文科普功能，圖為明朝正統年間鑄造的簡儀

1955年，餘青松任美國馬里蘭州維廉斯天文臺臺長。

1978年10月，餘青松在美國病逝。

1989年，《小行星通報》第14481號寫道：

“第3797號小行星系1987年12月22日在橡樹嶺天文臺發現，茲命名為‘餘青松’，以紀念這位美籍中國天體物理學家（1897-1978）。”

這是第四顆冠以中國人名字的小行星。

2012年11月26日，廈門大學復辦天文學系，是我國現今第5所設有天文學系的大學。

餘青松一人，主持創建一個大學天文學系和兩個天文臺，並留下一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紫金山天文臺），這樣的功績，在我國現代天文學史上實屬罕見。

鼓浪嶼歷史文化陳列館人文牆，餘青松位列其中

從廈門走出的科學之星，依舊遨遊於無垠的太空。

1， 江曉原/吳燕，《紫金山天文臺史稿：中國天文學現代化個案》，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2， 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文之星：福建籍著名天文學家》，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3， 陳江濤，《高魯、餘青松：緣定紫金山》，《中國檔案》，2016.2

4， 廈門大學天文系史，https://astro.xmu.edu.cn/jj/twxjs.htm

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何書彬，新銳歷史作家，畢業於武漢大學新聞系，曾任職於《廈門日報》、《先鋒國家歷史》，現為自由創作者，長期致力於非虛構文學創作以及城市史研究。著有《奔騰年代：鼓浪嶼上的商業浪潮》、《引領時代：鼓浪嶼上的人文之光》、《創城記：追尋老廈門印跡》、《大明完人王陽明》等。

本篇特別審稿：

盧昱，天文學博士、科普作家、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會員、美國太平洋天文協會會員，長期致力於科學教育。創辦“科教鏈”科技公司，主要用設計的思路做科普，為科技館、學校等提供科技實驗室、教師培訓、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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