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中国仰望星空开路，被指在“国父”头上动土

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

——刘慈欣

天文学向来令国人自豪，几乎人人可以随口说出几个古代天文学家，但谈及现代天文学，人们记忆里似乎都是西方人。很少人了解中国的现代天文学开拓者，更别提他们的功绩。

很多人去南京旅游，一大目的是看紫金山天文台，然而又有几人知道，紫台出自谁手？

1989年，美国哈佛——史密松橡树岭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余青松星”，志以永恒纪念。

厦门人余青松，是紫台缔造者，也是一位拼尽全力为中国现代天文学争得世界荣誉的老厦大学者，竟如此长期堙没于国人的记忆，却让外国人念念不忘。

1934年，南京城外天堡峰上，在太平军、湘军曾经激战之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拔地而起。

远眺紫金山天文台

她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中国现代天文学之路在此开启，许多分支学科、天文台站，从这里诞生、组建、拓展。

开启这一切的，是一个名叫余青松的厦门人。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祖冲之因功绩，而被后人以其名命名了一颗小行星。

多数人——即便是在余青松的故乡——不知道的是，在我们头顶的星空，也有一个名为“余青松”的小行星，遨游其中。

年轻时的余青松

鼓浪屿上的科学之星

1929年2月的一天，时任厦门大学天文系主任的余青松，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聘书——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他就任天文研究所所长一职。

该聘书还邀请他主持一项计划：筹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

这令余青松倍感心动。

1897年，余青松出生在厦门。在鼓浪屿的鹿礁路上度过童年后，他先后就读于鼓浪屿上的养元小学和寻源中学。

鼓浪屿，画于1900年

1918年，余青松毕业于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随后留学美国，先学土木建筑，后攻天文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彼时的鼓浪屿，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大摇篮。

养元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毕业后可直升也是教会学校的寻源中学。比余青松稍早一些，林语堂也先后入读养元小学和寻源中学；比余青松稍晚一些，林巧稚则进入与寻源中学同在漳州路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后入读北京协和医学院。

走出余青松和林语堂的鼓浪屿寻源中学旧照

他们三人，余青松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林巧稚出身于一个中产家庭；林语堂则是一名贫穷的乡村牧师的儿子。

鼓浪屿开风气之先的现代教育，给了他们相同的起飞之力。

而他们，则使鼓浪屿成为了一个星光闪耀之地。

仅以他们三人为例：余青松开启了中国天文学的现代之路；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林巧稚则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

就像电影《流浪地球》所表现的：那些坚忍、永不言弃的人们，推动了地球——我们的家园，并使地球脱离了被木星引力撕碎的危险，继续在无垠的宇宙中航向未来。

这座小岛，也在以弹丸之地的力量，推动中国这个古老又庞大的国度重焕发生机，并踏上现代转型之路。

1926年时，年仅29岁的余青松，已是蜚声国际的天文学家。

那一年，国际天文协会将他创立的一种恒星光谱分类法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

随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所以“对世界天文学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吸收他为该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1927年，余青松负笈归来，受邀筹建厦门大学天文系以及厦大天文台。

当年11月20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大会”通过《建国立第一天文台在紫金山第一峰》提案。

来自鼓浪屿的科学之星，即将开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之路。

对此，时人陈遵妫后来这样写道：

“余青松先生，乃国人在国外习天文之最有成绩者……不独建我国天文台之基础，且建东亚最新式之天文台。”

两个厦门人，缔造中国天文史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并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国古代天文学巅峰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宋时期天文学家苏颂，也是同安籍（相当于今厦门）。他曾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化仪象台兼天文钟——水运仪象台。

苏颂和水运仪象台

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称：

“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注：西方科学家）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注：西方科学家）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但到了16世纪，随着科学革命兴起于西方，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却明显落后了，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主导天文学的发展。

清初制定历法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

清末，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徐家汇观象台，也由耶稣会传教士创建。

1913年，当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时，唯一受邀出席的中国代表，乃是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勋神父。

这一事实，深深刺激到了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

从那时起，他一直梦想建造一座可与欧美各大天文台比肩的现代天文台。

年轻时的高鲁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鲁就任所长。在此前后，高鲁和同仁东奔西走，踏勘、测量、筹集资金，完成了建造天文台的准备。

这时，高鲁却接到了一纸调令：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他出任驻法公使。

临行之前，他已经看准了接任的人选。那就是正在厦大任职的余青松。

高鲁年长余青松20岁，为留欧学者，余青松为留美学者，二人原本互不相识。但高鲁在网罗人才方面一向不遗余力，对历法、天文学者，即便素昧平生，他也非常喜欢折节订交，或延揽共事。

余青松刚回国，就受到了高鲁的关注。高鲁主动写信到厦门，和余青松通信讨论天文学，接着邀请余青松到南京考察天文研究所以及天文台筹建计划，并明告余青松，希望可以把他挖角到南京。不过，当时厦大学生季考在即，余青松未及深思，即匆匆返厦。

而高鲁则在赴法前，向蔡元培力荐余青松。

1929年7月，余青松正式接任天文研究所所长一职，是年32岁。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他很清楚，自己将要展开的事业，意味着什么。

或许是巧合，时隔800余年的两个厦门人，一个创造了中国古典天文学的高峰；另一个，则肩负起开创中国现代天文学的重任。

创建天文台，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在南京，余青松满怀期待地接过了高鲁的未竟之事。

他在美国学过土木工程，做起建台初期的基建踏勘得心应手，然而，他很快发现了原定台址紫金山北高峰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气象条件不能满足天文观测的需求。

他紧急呈文中央研究所，详述南京雨水过多、紫金山北高峰全年空气湿度过大等弊端，请求另选合理台址：

“据此条件，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紫金山，都不可能建成一座十分有效力的天文台。”

在余青松这样一位学者看来，选址是个学术问题。

然而，压力却很快从政治领域而来。军政要员纷纷发出责难：

“为使全体国民仰见‘党国’提倡科学研究之盛心，表彰中央政府重视学术探讨之精神，国立第一天文台必须要建在首都。”

“为使彼时来新都之中外观光者，可于中国政治、文化策源地见一最新式最完美之天文台，中央天文台必须要建在南京！”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以训令形式，强制余青松“立即建台紫金山北高峰”。

1929年8月27日，余青松向蔡元培求助。

蔡元培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学界领袖。他十分清楚那些军政要员的逻辑，也特别理解余青松的要求。听了余青松从天文观测角度提出的原台址弊端，蔡元培沉默一时，而后叹道：

“国府一开始主要就是从政治目的考虑，而不是按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来同意筹备此台的……当今之中国，政潮澎湃，国势动乱，一旦政局有变，只恐连这样的机会也将失去。要是这样，那在我国发源最早而近代已日就衰微之天文学，何日方能得庆中兴？又何日才能再谋发扬光大？”

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和中国的天文学传统有很大关系。

在传统中国，与其说天文学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官学。

在古代的皇帝看来，天文学乃是他和上天沟通的媒介。历朝历代在建立之初，都要“改正朔”，即颁行新历法，而钦天监及所属的观象台，则秉承皇帝的旨意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示皇帝作为“天子”，传达天意，代表上天合法地统治天下。

如此，天文台怎么可能设在京城之外呢？

北京古观象台

因此，蔡元培很清楚，在中国没有完全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之前，要建设一个现代天文台，所牵涉到的绝不只是科学问题。

无奈之下，余青松提出折中方案：

“将此台分建在两处：一在南京紫金山北高峰，将来主要侧重颁历授时和行星的观测研究；一在国内另觅适宜高山，如匡庐、泰岳等，以后可在彼地对宇宙天体做全方位的探索……两台实为一体。”

他解释说，如此可兼顾“上承历代台官之旧制”与“研讨现代天文学”。

蔡元培表示赞成，认为这样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蔡元培还提醒说，分台的筹建要在首都台建成后进行。

台址，再次改变

在面见蔡元培次日，余青松前往国民政府财政部，催发已核准的建台款项。

忽然有消息传来：中山陵管理委员会突然毁掉了已勘定的天文台盘山公路沿线木桩。

余青松紧急派人了解缘由：原来，陵园管理委员会认为，盘山公路所在的紫金山南麓是中山陵所在地，如果筑路，就会露出黄土颜色，有碍观瞻。请天文台另选紫金山北麓筑路。

在许多国府要员看来，这无疑是在“国父”头上动土。

余青松又遭当头一棒。

紫金山北麓适合筑路吗？他很清楚，在北麓筑路须经过众多陡崖和深涧，不仅要做长距离盘旋，架设多座桥梁，而且，筑路北麓，则无法接通山南紫霞洞的泉水，天文台用水得从城中自来水厂长途运输。

这一切，都是有限的科研经费所无力承担的。

此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科正以“为父守陵”为名，不断抱怨中山陵风水不保。

而且又有新的传闻让余青松倍感压力——国府可能要把包括天文台在内的中研院所有单位集中到南京城内清凉山。

清凉山海拔仅40多米，而且地处闹市灯火之中。若如此，天文台将彻底沦为政治建筑。

情急之中，余青松把天文台台址改在天堡峰，即紫金山第三峰。

这一改动，得到了国民党元老杨杏佛的支持。

余青松致杨杏佛函

1929年9月2日，杨杏佛、余青松同到天堡峰考察，勘定新台址。

但是，两天后，国民党中常会却通过了一份决议，真的要求中央研究院把一切建筑都集中在南京城内的清凉山，天文台当然也包括在内。

杨杏佛得知，紧急说服各常委同意天文台选址天堡峰。

为避免夜长梦多，余青松闻讯即延请勘测人员，紧急测量通往天堡峰台址的盘山路路线。

不料，勘测工作刚开始了两天，勘测人员突被调往镇江。

关键时刻，余青松自己掌握的工程知识发挥了急用。他从中央测绘总局借来了水准仪、平板仪和经纬仪等测量仪器，自己动手勘测、设计了天文台路。

1929年10月6日，余青松带上设计图，前往陵园管理委员会请求核准。

不料陵园方面又提出了新的责难：天文台的设计风格过于西化，没有和中山陵的整体建筑风格保持一致。

余青松解释说，天文台必须要有能做360度转动的圆顶，这样的圆顶很难设计成中式风格。

陵园方面却坚称，天文台既然建在陵园范围之内，外观建筑就必须要与陵园保持一致。

余青松黯然离开陵园管理委员会。

随行的李铭忠这样回忆：

“那天下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谈判出来，陵园楼前的院子里，枯黄的榆树叶落了一地。水泥操场上汪着一滩又一滩油一般的雨水。余所长坐进车里，身子有点抖，讲话时牙齿在打颤，我忙问：‘所长，你是不是……’所长当时回答我说：‘不，不是……我有点冷。’”

“不，决不能退却！”

何去何从？

数日后，苦思如何建设“中式天文台”仍无良策的余青松，走到了玄武湖边上，又走到了鸡鸣寺最高处。

在那里，两位画师的讨论吸引了他。

他们一边赞叹鸡笼山一带的景色，一边临窗作画，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和中央研究院的西式大楼，在他们的笔下浑然一体。

余青松一下子想通了。

他飞奔下山。不久，他就把一份“中式天文台”设计方案送到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夏光宇的案头。

方案后，附有余青松在美国获得的土木建筑系学士学位证书。

夏光宇毕业于北京大学，也是一位土木工程学家，他看完“中式天文台”设计图，长叹一声，提笔致信孙科：

“弟观此中西合璧式天文台之设计不仅美轮美奂，亦不失为东方独创之风格。故弟意可拟准予开建。”

紫金山天文台中式三孔石牌楼

两天后，孙科让秘书致电夏光宇，同意照图开建。

1929年12月21日，在漫天飞雪中，天文台的建设工程终于开始了。

恶劣的天气使得施工倍加艰难，但一纸禁令更使得施工难上加难。22日，孙科以“地近总理陵寝地”为由，禁止天文台工程使用炸药。

施工队伍只好手工凿开巨石。

原定半年即可完工的盘山路工程，延长了足足一年。

1931年5月，眼看建路一事即将完成，天文研究所在《中央日报》和《申报》刊登建台招标广告，但此时，余青松遇到了经费难关。两家应征的营造公司所出的标价都在25万元以上，而当时天文研究所除正常的月度经费开支外，可调动的经费不过3万元。

焦急的余青松多次向国民政府政府催款，但都不见下文。

这时，天文研究所前所长高鲁利用从“英、法、美、意庚款管理委员会”争取的30万元资金所购买的一批先进天文仪器也已陆续运抵南京，因天文台迟迟没有建成，仪器只能搁置，而无法启用。

另外，国际变星同步观测研究即将于1932年5月举行，国际天文协会已邀请中国方面参加，同期举行的全球经度大联测也邀请了中国方面参加。

但是，如果天文台不能建成，无论研究和还是学术交流，一切都无从谈起。

余青松决定放弃招标，自己建台。

5月底，天文台于天堡峰正式动工。

余青松采用了点工制，即自备建筑材料，另外雇佣监工、账房、工头等，施工工人等人则按日计算发放工资。至于材料，则就地取材，大量使用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

7月底，子午仪观测室建成，用费仅2万元。

蔡元培为子午仪奠基题写的碑文

8月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发放了拖欠3年之久的25万元建台款。

但这时的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最为动荡的时期。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本突然攻击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

风雨飘摇之中，天文台工程无法再进行下去，余青松只好遣散全部工匠，只留下两名工人看守天堡峰上的已完工建筑。

要不要建下去？

从余青松留下的照片来看，他是一位个头不高、笑容和蔼的厦门人。后来有人说，他的性格也是一个典型的厦门人性格，很温和。

但是，这个温和的厦门人，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坚韧。

晚年的余青松

在1932年秋的一次会议上，余青松给了所有人一个肯定的答复：

“不，决不能退却！正因为现在民族危难，国事多秋，此台就更需要吾辈拼力去建……救国救民之道虽有多端，但从长远看，最重要者莫过于教育，其中又以科学教育为根本……更何况，此台开建消息早已在国内外遐迩竞传，而在国势阽危的今天，如能力争早日建成，那仅在心理上对唤起一些人团结抗日的救国信心，我想就会有振聋发聩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