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的連年混戰，派系之間的互相爭鬥，導致北京政府統治的時候政務、財政都極其的困難，政府已經無力解決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係軍閥一直沉浸在“武力統一”和“大總統”（曹錕一心想要當大總統）問題上。在北京政府的內部矛盾和紛爭源源不斷，社會仍舊動盪不安。
在1920年到1921年，華北的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和西北的陝西都遭受了大旱，旱情導致三百多個縣都受了極大的影響。受災的人民多達兩千五百多萬，因為旱災致死的人數有五十萬之多。根據當時的統計，光直隸受災的就有九十二個縣，災民有五百九十多萬，但是包括政府撥款，民間募捐所得到的所有賑災款項只有不到一百萬；山東更是誇張，受災群眾三百八十多萬，受災的縣區有三十二個，賑災的物資只有區區的二十萬。這時候的北京政府的財政已經完全空虛了，平時軍政的費用都無法滿足，又趕上如此之大的旱災，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調撥救災了。
雖然各界的紳商軍政都紛紛捐款，但是畢竟杯水車薪。災區內家境貧窮的人只能束以待斃，有子女的爭相賣兒賣女來換食物，不管是幼兒還是少婦連十塊錢都賣不到。有的人為了一口飯，甘願給別人為奴為婢。只要有一家能生火做飯，往往數十家都過來搶食。慢慢的平民也就變成了盜匪。
在軍閥時代，主要靠的是兵多勢眾，但是當兵吃糧，軍閥們因為財政問題沒辦法給士兵們發放足夠的軍餉。財政的收入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軍費的支出，吳佩孚當初最注意的問題就是軍需問題。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的時候，光直系就有二十三個師三十七個旅，大概有四十多萬人。而北京政府給直系的軍費預算只有七十四萬，加上直魯豫巡閱使的經費也不過總攻八十多萬元。八十萬元養四十萬人，明顯是遠遠不夠的。直系就要從其他方面搞軍費，比如截留稅款、擅自徵收其他稅收、攤派給下面部隊……等等，直係軍閥都已經這樣了，何況其他的小軍閥。
長時間不能發放足夠的軍餉，士兵的譁變、兵變和逃跑就屢見不鮮了。從1912年到1922年，十年中，全國一共發生了一百七十九起兵變。在1922年一年的時間裡，就發生了四十五起。光1922年7月，一個月的時間內就上報了六起兵變。就連吳佩孚所在的河南也不能倖免。
兵變的主要原因就是沒有發放足夠的兵餉，沒有足夠的餉銀，兵變就在所難免，也就少不了燒殺搶掠。更加是人們遭災，社會動盪。1922年5月，商丘的一次兵變造成城內的商號被付之一炬，被燒死的商民數十人，損失的財務高達一百多萬。九江兵變造成了三百多萬的損失，十餘人重傷斃命……
離隊譁變的士兵因為生活沒有著落，大多數都淪為匪患。和流民結合在一起，讓已經不安的北京政府更加的動盪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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