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對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感性認識，轎車走進家庭，普通人圓了汽車夢想，或許是最讓人怦然心動的記憶之一。
◎ 《汽車人》記者 管宏業
天剛亮，吳廣龍就再也睡不著了，簡單吃過早飯，他和同樣興奮的老婆孩子一起出門，對家裡人來說，這一天是個大日子，他們要趕往二十多公里外，位於黔西南的興義縣城買車。
在大多數人概念中，興義不過是一個在中國版圖上不太容易找到的小黑點，按照行政規劃，可能是北上廣之外的四五線城市，但對吳廣龍和他的許多朋友來說，對汽車熱情，可一點都不比大城市人差。一家人最終選定了一輛經濟型轎車。吳廣龍說，雖然壓力大了一些，但也算是圓了從小就開始的汽車夢了。
談起對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感性認識，或許汽車是最讓人怦然心動的記憶之一。徐和誼回憶道，1978年，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量是14萬輛，幾乎沒有一個私人擁有汽車。從80年代初期開始，出租車有轎車了，那個時候能夠打出租的人都是外賓、國際友人，普通老百姓打出租是不可能的事兒。90年代初期，北京開始有了夏利牌的A0級轎車作為出租，那已經很洋氣了。轎車進入家庭是2000年以後的事兒了。如今如果說誰家裡沒有一輛轎車，就跟咱們40年前家裡沒有一輛自行車一樣。
40年前，私家車還是禁區，即使最大膽的夢想裡也不包括擁有一輛自己的轎車。在新中國誕生的頭30年裡，出於意識形態考慮，私人轎車作為資本主義的象徵從社會生活中徹底消失。即使公務車，也嚴格按等級配給。1984年以前，縣團級幹部只能乘用國產吉普車。
進入80年代，私人轎車首次萌動。社會上第一批富起來的人，以及一些專家、教授、演藝明星等，通過各種渠道首次嚐到了私家車的甜頭。包括波羅乃茲、斯柯達等一大批來自東歐的微型車，通過易貨貿易流入中國，私家車以一種灰色的面目在中國嶄露頭角。
1987年夏天，中央領導在北戴河會議上決定，建立起中國的轎車生產。“以一汽、二汽兩個國有大企業為骨幹，以合資的上海大眾做補充。”在此之後，包括一汽-大眾、神龍汽車等合資企業接連上馬，形成了上海大眾、一汽-大眾、神龍汽車，以及天津夏利、北京吉普、廣州標緻“三大三小”格局。但是，單一公務車消費的模式，造成國家“一個口袋掏錢造車，一個口袋掏錢買車用車”的尷尬。從90年代初開始，有識之士開始呼籲打破禁區，鼓勵轎車私有化，從而形成從生產到消費的良性循環。
1994年，國務院公佈了第一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其中最激動人心的表述在於：國家鼓勵個人購買汽車⋯⋯任何地方和部門不得用行政和經濟手段干預個人購買和使用正當來源的汽車。這意味著，國家從政策層面，徹底突破了私家車禁區。
享有轎車文明，是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應有的權利。認可轎車進入家庭，折射出中國從老百姓的義務本位向權力本位轉變的一種進步。
轎車真正進入家庭，那是本世紀以後的事了。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3天后，面向百姓消費的天津夏利宣佈大幅降價；同月，在歷經千辛萬苦後，吉利終於拿到了轎車“準生證”；這一年年底，上海通用主打“十萬元家轎”概念的賽歐問世，一經推出即引發市場轟動。政策保障、產品到位、價格合適，在壓抑了多年之後，中國百姓對轎車的需求急劇釋放。從2001年開始連續6年實現兩位數井噴式增長。汽車改變了百姓生活，也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模樣。
2006年，在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上，中國導演賈樟柯拍攝的《三峽好人》獲得最高獎項“金獅獎”。電影的拍攝地是有著2000年曆史的重慶奉節縣，頒獎會上賈樟柯坦承，拍攝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大麻煩——5個月的拍攝週期竟然跟不上場景的變化速度，“古城到處都在拆遷，我的鏡頭跟不上拆的節奏。”
不止是賈樟柯，這個國家的每個人多少都會感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如此之快，常常讓人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不要說唐宋詩人筆下的田園風光早已面目全非，即使是不少自小長大的地方都已不復存在。過去40年中，約有4億中國人擺脫了極度貧困，這一成就主要歸功於迅速而廣泛的城市化，以及龐大而持續的基礎建設。
井噴式發展經濟推動了井噴式增長的汽車消費。特別是對於夾雜了夢想、攀比、面子的有車生活，持續不斷地刺激著從一線白領到三線務工者所有人的購買慾。而轎車的生產、消費給國民經濟創造了鉅額稅費和財富，給上下游相關產業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和就業崗位。
如今，在國內年售2900萬輛汽車中，私人購買佔據絕對主導，汽車已經完全融入百姓生活。當然，在創造巨大社會財富和效益同時，汽車社會也伴生出新的排放、擁堵、替代能源等課題，伴隨每一天的喜怒哀樂，讓人歡喜讓人憂。（未完待續）（《汽車人》記者/管宏業，部分圖片來源網絡）【版權聲明】本文系《汽車人》獨家原創稿件，版權為《汽車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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