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中，斯賓諾莎逐漸進入學者們的視野。雖然在馬克思的文本中很少提及斯賓諾莎及其思想，但不能否認的是，斯賓諾莎對宗教的批判精神卻潛在地影響了馬克思，進而成為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雖非主流但也不可忽視的理論增長點。在此類研究中，阿爾都塞是一個公認的理論家，斯賓諾莎“契機”在阿爾都塞的理論創造中起著非同尋常的作用。
從斯賓諾莎到馬克思
在《保衛馬克思》中，斯賓諾莎出現在核心的 “認識論—方法論”篇章中。阿爾都塞已經把斯賓諾莎與伽利略、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等理論家一道列入了 “過度決定”理論的啟示者和實踐者的行列之中。在 《讀 〈資本論〉》第一章“從《資本論》到馬克思的哲學”中，斯賓諾莎作為獨特“閱讀”理論的啟示者現身，“斯賓諾莎是第一個對讀，因而對寫提出問題的人”。在其後，阿爾都塞數次將斯賓諾莎對“實體”和“樣式”的獨特理解同馬克思對“生產方式”的獨特理解平行對舉，直至亮出“底牌”，即阿爾都塞哲學演進思路是從斯賓諾莎哲學 “走進”馬克思的。在摒棄一切觀念上的、連續性的哲學中，“斯賓諾莎的哲學在哲學史上引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理論革命，也許是一切時代以來最大的一次哲學革命，以至於我們可以從哲學的意義上直接把斯賓諾莎看作是馬克思的唯一祖先”。甚至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身旁站著斯賓諾莎，當然，阿爾都塞也選擇與斯賓諾莎站在一邊。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阿爾都塞在他的《自我批評材料》中才專門闢出一節談了他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思考與斯賓諾莎哲學體系的內在聯繫。
斯賓諾莎與馬克思的這種 “平行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愈加被阿爾都塞固定下來。思考、寫作、增刪、定稿的整個過程貫穿了20世紀70年代的著作《論再生產》中，斯賓諾莎與馬克思的“平行”構成了一個貫穿始終的線索，而且這次“平行”的關鍵是斯賓諾莎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也“預示”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的內容。阿爾都塞在那裡強調就理解這種全新的“意識形態理論”而言，“做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或是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是一回事”。
20世紀80年代，阿爾都塞在新境遇之中對自己的 “哲學創造”“哲學干預”進行系統的反思和再書寫。在這個階段，斯賓諾莎的身影在阿爾都塞的文字中表現得愈加清晰——他已經作為“相遇的唯物主義潛流”或“唯一的唯物主義傳統”中的最重要主角，進入了阿爾都塞理論舞臺的中央。在阿爾都塞完成的文稿《相遇的唯物主義潛流》中，我們可以看到，斯賓諾莎不僅在 “讀與書寫的理論”“過度決定”的認知模型、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理論等方面，而是全方位地對阿爾都塞產生著影響。用他本人的話來說，斯賓諾莎從其思想的起點開始就佔領了哲學的——因而是政治的——“制高點”。
由斯賓諾莎開啟的“理論干預”
隨著法國當代出版紀念研究所（IMEC）對阿爾都塞檔案的整理和開放，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雖然斯賓諾莎在阿爾都塞已公開發表的著作中像是某種被掩蓋著的人物，但實際上，卻與馬克思在阿爾都塞那裡的地位一樣是支配性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當阿爾都塞在重新解讀馬克思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談論斯賓諾莎。20世紀60年代，阿爾都塞以獨特的姿態進入了自己的理論成熟期，他的理論獨特性甚至可以說直接來自於斯賓諾莎。一方面，在這個時期，阿爾都塞與斯賓諾莎的關係，已經不再是概念借用的關係，相反，阿爾都塞的計劃是全盤重構斯賓諾莎的形而上學，使之在20世紀的哲學與政治中得到復興。另一方面，阿爾都塞進而在他所重構的斯賓諾莎哲學框架之下，結合當時的“理論形勢”對“論敵”發起策略性的攻勢，以實現創造性的理論干預和干預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第一項任務，在《保衛馬克思》《讀〈資本論〉》《論再生產》等著述中得到了貫徹。第二項任務則更具實踐的具體性，即組建並直到“斯賓諾莎小組”展開系統的理論研究工作。
從1967年開始，阿爾都塞就組織了一個 “斯賓諾莎小組”，該小組一直活動到1969年春天。參與其中的小組成員都受到過阿爾都塞的親自指導。1969年1月，阿爾都塞還草擬了一個化名錶，列出了參加者的“假名”（路易化名為 “皮埃爾”；阿蘭·巴迪歐化名為“吉拉爾”；艾迪安·巴利巴爾化名為“勒內”；皮埃爾·馬舍雷化名為“讓”；等等），這個化名錶上總共列有16位成員。巴利巴爾和馬舍雷也是阿爾都塞的緊密合作者和他所組織的另一小組“讀《資本論》小組”的成員。阿爾都塞之所以在1968年讓該小組成員採用化名活動，是由於 “五月事件”的原因。1968年“五月事件”後大學生馬克思主義團體中發生了很大的分裂，所以阿爾都塞認為化名的做法是保持最大限度的秘密狀態並將招致譴責的可能降至最低的必要做法。其中另一位重要參與者米歇爾·託德保留了一份該小組的 “理論形勢”表，可以讓我們窺見阿爾都塞對斯賓諾莎的改造和用斯賓諾莎進行干預這一雙重任務的廣度和深度。
“斯賓諾莎小組”的具體計劃
阿爾都塞所針對的批判對象被他劃分為兩大基本“戰線”。第一條“戰線”是主流哲學。其中具體形態有三類：一是經驗主義和實證論的哲學；二是數理哲學，以數學、自然科學話語建構自身的數理邏輯；三是實踐的社會科學，經濟學話語、技術主義話語的哲學。這些哲學的核心理論性質被歸結為四點：一是各種唯靈論；二是現象學；三是在現有話語框架內的意識形態性質的文學藝術批評；四是各種以目的論為起點和終點的異化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份表單中，還有用黑框標出的 “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顯然是阿爾都塞的“斯賓諾莎小組”要攻破的重點。這條基本戰線的“攻勢”，可以清晰地在《保衛馬克思》《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中找到。
時至今日，可能更讓學界感興趣的是第二條“戰線”，即當時流行的各種“結構主義”的“形式主義”。這個戰線的主要“論敵”是以《分析手冊》為陣地的結構主義理論家，他們是列維-斯特勞斯、福柯、拉康和德里達，所涉及的學科包括語言學、社會學和精神分析。阿爾都塞與“斯賓諾莎小組”成員的通信表明，他傾向於採用這樣一種戰術，即暫時與第二條戰線上的成員結盟，因為恰恰在斯賓諾莎的理論場地中，非目的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 “結構主義”又組成統一戰線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第一戰線”發起有效攻擊。《讀 〈資本論〉》《自我批評材料》《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容易嗎？》以及正面涉及斯賓諾莎和闡釋馬克思部分的理論表述，都在實質上構成了對以形式主義為理論內核的 “結構主義”的批判，並在理論上清晰地與之劃清了界線。
阿爾都塞的“斯賓諾莎小組”的其他成員，也在小組解散之後，分別延續了對這個戰線作戰的計劃。巴利巴爾、馬舍雷以及阿爾都塞，各自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斯賓諾莎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說明。他們的著作以及由之而引發的法國（和歐洲）激進哲學對斯賓諾莎“復興”甚至已蔚為規模。今天，國內理論界在佔有這方面新資料的條件下，應該對阿爾都塞及其學派的斯賓諾莎 “契機”做出更為系統的研究，俾使對阿爾都塞的理論“創新”——尤其是他的 “意識形態”“結構的因果性”——做出更為客觀的評價，以評估它們究竟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推進還是“歪曲”。在此基礎上也能讓我們看到阿爾都塞在傳統 “唯名論”中的侷限，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利用”了這一侷限。此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將在思想史脈絡中更清晰地勾勒阿爾都塞理論與當代“後馬克思主義”問題框架之間的內在聯繫。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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