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平庸的漠視者，跟魯迅先生筆下圍觀砍頭的“看客”，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啟蒙，對於國人來說，是一堂遠遠沒有完結的必修課。
1963年，猶太裔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概念。
漢娜·阿倫特認為，罪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另一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哪些行為可以歸入平庸之惡的範疇呢？一般認為，對於眾所周知、顯而易見的惡行卻不加制止，或是積極參與的行為，就是平庸之惡。如：趙高指鹿為馬，群臣點頭稱是；納粹建集中營，人們競相應聘；省長宣稱小麥畝產已達萬斤，市長紛紛附和。這些都是典型的平庸之惡。
當然，在和平時期，出不了艾希曼這樣典型的犯“平庸之惡”罪行的人，指鹿為馬的故事2000多年來也只流傳了這麼一個。但是，現實中生活中有很多行為，雖然沒有平庸之惡那麼惡劣，卻也明顯粘染著平庸之惡的影子。
這類行為，我稱之為平庸的漠視。
最為典型的，是2018年6月20日甘肅慶陽西峰區發生的19歲女孩跳樓自殺事件。那些冷漠的圍觀者，那些叫著“跳啊，快跳啊”“她怎麼還不跳啊”的人，那些因見到生命隕落而笑逐顏開的人，那些在朋友圈裡嘻嘻哈哈討論這件事的人，都是平庸的漠視者。
這些平庸的漠視者，跟魯迅先生筆下圍觀砍頭的“看客”，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唯一不同之處，在於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
慶陽圍觀跳樓事件，再一次把“國民的劣根性”這個傷疤揭了開來。
李澤厚先生提出，傳統中國的理性是一種實用理性，傳統中國的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與罪感文化、恥感文化相對應。這一概括，入木三分，深刻揭示了平庸的漠視產生的文化根源。
樂感文化，核心要義是引導人們在生活中尋求幸福，教人處事之圓滑周全，其實質是一種變通與用權相結合的實用主義。樂感文化的盛行，會在社會形成報喜不報憂的不良風氣，導致恥辱感、罪惡感的缺乏和法律意識的淡薄。樂感文化發展到極致，將陷入“娛樂至死”的萬劫不復之境。
恥感文化主要是日本的文化。這種文化氛圍中的國民非常注重廉恥，特別在乎別人的議論和看法，常常是由他人左右自己的行為，靠外部的約束力來實現對自我的約束。中國文化中其實也有恥感文化的因素，比如把禮義廉恥上升至國之四維的高度，就表現出了對於恥的高度重視。
罪感文化源自於基督教下的原罪說——人生而有罪。基督文明使接受這類文化影響的人，通過懺悔來達到救贖，接近心靈的自救。
雖然這三種文化孰優孰劣難以下定論，但我總覺得當下中國之所以會屢屢出現平庸的漠視者群體，與缺乏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如果能將內心救贖與外界強有力的控制植入樂感文化，將樂感文化本身所蘊含的積極樂觀與對美好事物不斷追求的恆心融入另兩種文化，想必這三種文化都能綻放出更出迷人的光彩。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經歷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救亡壓倒了啟蒙，開啟了狂飆猛進的革命征程。改革開放以來，飽受磨難的中國人拉開了經濟建設的大幕。40年來，經濟建設成效斐然，令世界矚目。然而，道德領域的滑坡也客觀存在，不容迴避和忽視。平庸的漠視，就是道德滑坡的典型例證。
啟蒙，對於國人來說，是一堂遠遠沒有完結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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