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0日一7月20日，“在鄉村發現中國”聯合調研組由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組織、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周立教授擔任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重慶大學、華中農業大學、西南大學等高校包括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建築學等專業學者十二人組成，前往山西、河南、陝西三省七地的鄉村進行實地調研與跨學科對話，並形成系列文章。從書齋邁向田野，也意味著理論與經驗的互動融合，正是在這一“跨越”中，廣大、複雜的鄉村民眾建設史與建設實踐，包括其背後的本土脈絡，其內部的張力，其堅韌的生命力得以顯現，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提供了更豐富的參照與啟示。
來源：李彥巖博士的文章《袁家村——“三無”村莊的振興》。
作者簡介：李彥巖，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食品安全治理。
果真，聞名不如見面。“在鄉村發現中國”調研交流團一行人，行至袁家村，所見，是一派生機勃勃的喜人景象。
跟隨王村長漫步在村子裡，十條古色古香又風格迥異的巷子，傳統與現代交融，像是鋪開了一幅摩登的關中風情畫卷，讓人沉醉。最吸引大家的，還是地道又放心的袁家村美食，看著路兩邊，一街吃遍關中，每家都不重樣：驢拉著磨研著紅彤彤的辣子、青花瓷碗裡白嫩嫩的豆花、金燦燦的脆香大麻花、清爽勁道的涼皮、自制的醇香酸奶和女兒紅，讓人垂涎！
邊走邊聽王村長介紹，這個只有62戶286人、佔地僅500畝的袁家村，去年（2017年）的總收入是4.2億元，純利潤1個億，村集體收入2000萬元，並吸引了來自全球的3000名創客成為袁家村的“新村民”，這個沒有名山大川、沒有礦產資源、也沒有傳統產業的“三無”村莊袁家村，交出這樣一份成績單，讓人驚豔。
人頭攢動的袁家村
袁家村是中國眾多“三無”村莊的一個縮影，從全國範圍看，“三無”村莊佔據了中國農村的絕大多數，這些村莊往往變成了人口大量外流、破敗凋零的空心村，而袁家村則生猛地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路子。
當下，全國都在推動鄉村振興，但對於諸多“三無”村莊，振興什麼？靠誰振興？怎麼振興？或許，在袁家村由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中，那其間閃爍的智慧和關鍵節點，能告訴我們一些答案。
讓“點燈沒油、耕地沒牛、幹活選不出頭”的爛包袁家村出現一絲轉機的，是一個叫郭裕祿的人，是他，帶領袁家村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
上世紀70年代，郭裕祿作為袁家村的書記，他重視農業生產技術，通過打井、積肥、育良種實現了糧食大豐收，讓袁家村告別了貧困村；80年代，他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帶領村民發展村辦企業（如水泥廠、預製板廠等），壯大集體經濟，讓袁家村成為了著名的“富裕村”；不過好景不長，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國家調整產業政策，淘汰了高汙染高耗能的村辦小企業，袁家村開始走下坡路，進入21世紀，袁家村已經淪成了一個空心村。
飲冰十年，不涼熱血。2007年，袁家村開始了二次創業，郭佔武被選為黨支部書記和創業帶頭人，帶領黨支部和62戶村民，繼續父親郭裕祿的事業。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面對困境，何去何從？這考驗著黨支部的戰略眼光和領導能力，緊要關頭，黨支部反覆地琢磨和思考，甚至願意拿出20萬來向社會買“點子”。
袁家村現任書記郭佔武（左一）
最終，破局之處，是食品安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問題成為全社會的危機，但在袁家村黨支部眼中，危機背後是蘊含著商機的，如何抓住這個商機？“農民捍衛食品安全”成為了全體袁家村人的信念，信念得以落地的本質，是依靠“三律”平衡，分別是自律、他律和神律。
自律體現為村民自己主動公示和承諾食物原料和製作過程，並嚴格遵行，只有自家吃的東西，才能賣給消費者，沒有人會給自己吃不安全的食物。
他律則是袁家村黨支部對食品安全近乎“嚴苛”的考量：為保證食材新鮮，小吃店不許擺放冰箱；麻花炸了三鍋，必須重新換油；一旦發現餐具不消毒，停業三天；若是擅自採購外面的食物原料，會被立即取消經營資格。
神律的表現，是十分生猛的，每家小吃店門口都掛著一個牌子，寫著“如果做不到食品安全的承諾，願意讓子孫受窮/全家當乞丐/降禍後代”之類的牌子，讓祖先和神明來監督自己，虎毒不食子，沒有人會拿後代的幸福開玩笑，雖然看起來是野路子，但不失為奇招。
袁家村村民的“野路子”——發毒誓
自此，袁家村以食品安全為抓手來吸引人氣，從辦農家樂、建小吃街，到成立作坊、合作社，再到招商引資、進城出省，袁家村的鄉村旅遊業和農副產品加工業操辦的風生水起，村民富起來了，袁家村火起來了。
不過在筆者看來，隨著袁家村食品產業越做越大，本村的食物原料和小作坊式的加工方法，必然不能滿足需求，例如，袁家村的酸奶消費額是平均10萬元/天，這必然不是自家院子裡養幾頭牛就能夠滿足的，靠野路子“打江山”是可以的，“坐江山”還是要引入正規軍（各類食品安全質量體系），產業擴大後必然在一些環節是標準化的，但如何在標準化之外保持特色，是袁家村需要考慮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終，袁家村的關鍵決策都是由黨支部提出方案，全體村民共同討論表決，村集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都是全體村民手中，即使面臨外來投資商的巨大誘惑，袁家村從來沒有在所有權和控制權上讓步過。村集體的土地是合在一起開發使用的，村莊的集體建設用地，會平分給每家每戶，清晰可量化，時刻公示，兼顧效率和公平。
同時，為了處理好外來商戶、創客和本村村民的關係，平抑彼此間貧富差距過大，袁家村成立了農民夜校、各類協會（如小吃協會、文創協會、客棧協會等）和合作社，農民夜校是大家提高業務水平、促進精神層面自省和成長的地方，協會能夠發揮溝通、聯絡、合作的作用，合作社則是通過入股和分紅來縮小彼此間收入差距（即你賺的錢裡也有我的一份）。
回想袁家村的二次創業，12年來，依靠安全食品，硬是闖出了一條逆襲之路，生猛美味。在這裡，這種吃什麼、怎麼吃的看似淺顯，罩得住外來創客的凌雲志，拎得起本地村民的養家計，承載得了袁家村壯大集體經濟的夢想，飛揚著鄉村振興背景下大歷史和小村莊的萬丈光芒！
“在鄉村發現中國團隊”與袁家村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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