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主旋律”小说在早期即1990年代及以前，较多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反腐败”题材和某些改革题材（以“大厂文学”为主），此类创作题材在近年来仍是重要的“主旋律”作品类型，它们保持了“主旋律”创作的延续性，但在艺术上表现得更加成熟。
比较突出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比如《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著）、《亮剑》、《狼烟北平》（都梁著）、《狼毒花》（张晓亚著）、《军歌嘹亮》（石钟山著）、《我是太阳》（邓一光著）、《楚河汉界》（马晓丽著）、《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等。
但值得留意的是，这些老题材出现了新的丰富变化和自我更新，它既表现为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也表现为艺术上的拓展。新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的框限，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使人感觉面目一新。
“史诗类”与“传奇类”的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类型）都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阔的历史时空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此前的小说那样更多地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之中的优秀之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
而且它们对于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代价和具体的牺牲也不再仅仅关注其升华的崇高意义，对于敌手也不再妖魔化、脸谱化，而是尽可能地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和复杂因素更为丰富。
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国民党政治集团和国民党将领也试图做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某些将领个人的军事素质和人格闪光点，《亮剑》中的楚云飞即为代表），对共产党军队内部的错误、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历史的天空》对八路军内部派系斗争进行了正面描写。
新的“革命历史传奇”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它们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龙（《亮剑》）、姜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常发（《狼毒花》）等亦正亦邪，具有异常鲜活的个性，非常不同于早期同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他们的血性、勇气，敢爱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鲁的性格，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各种互相矛盾的性格因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挑战了旧“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的单面化的刻板形象。
相比1980年代初的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刘毛妹（《西线轶事》）等形象所开创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谱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在这一题材的创作脉络上它们的出现的确具有革命性的美学意义。
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表现在一些亚类型的出现，比如以《暗算》（麦家）、《誓言无声》（钱滨、易丹）为代表的“红色悬疑”小说，将侦探、推理等悬疑因素和我党情报工作的革命历史内容相嫁接，制造了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也塑造了全新的革命英雄形象。
另外，以《父亲进城》（石钟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去日留痕》（燕燕著）等小说为代表的追述革命父辈情感生活的革命言情小说，通过父母辈的情感史与生命史带出革命历史叙述，并将家庭伦理、日常情感和宏大的革命主题相交织，传达当代人对革命历史的认同与反思，带有浓重的抒情性和情绪感染力。
再如《狼烟北平》（都梁著）在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描写中，穿插着对老北京生活的书写，展示了一幅富于民俗学意义的生活风情画卷和市井浮世绘，闪烁着京味文学的流风余韵。
此外，“反腐败”题材和“新改革”题材的创作也成果颇丰。“反腐败”小说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张平著），《绝对权利》、《国家公诉》（周梅森著），《省委书记》、《高纬度颤栗》（陆天明著）、《市长秘书》、《驻京办主任》系列（王晓方著）等等。
其中的某些作品在沿袭此前同类作品的小说模式的同时，在对腐败问题的揭示和对其社会、人性根源的思考上也有新的进步，如《绝对权力》提出的“递延权力”现象，《高纬度颤栗》对腐败的社会土壤的深刻发问，都富于思想的启示性。
“新改革”小说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国制造》、《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周梅森著）等，它们在展现社会生活深广度上有所提升，涉及了包括金融、经济、政治（也包括某些“反腐”因素，但主要内容不在“反腐”）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试图对中国改革进程进行全方位呈现，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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