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復生
“主旋律”小說在早期即1990年代及以前，較多侷限於革命歷史題材、“反腐敗”題材和某些改革題材（以“大廠文學”為主），此類創作題材在近年來仍是重要的“主旋律”作品類型，它們保持了“主旋律”創作的延續性，但在藝術上表現得更加成熟。
比較突出的是革命歷史題材，比如《歷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開》（徐貴祥著）、《亮劍》、《狼煙北平》（都梁著）、《狼毒花》（張曉亞著）、《軍歌嘹亮》（石鐘山著）、《我是太陽》（鄧一光著）、《楚河漢界》（馬曉麗著）、《走出硝煙的女神》（姜安著）等。
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些老題材出現了新的豐富變化和自我更新，它既表現為文學觀念上的變化，也表現為藝術上的拓展。新的革命歷史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以往的美學禁忌，突破了舊有寫作成規的框限，釋放了對革命歷史的新的想象空間，使人感覺面目一新。
“史詩類”與“傳奇類”的作品（革命歷史小說的兩大類型）都突破了舊有的創作模式，新的史詩類創作試圖以更宏闊的歷史時空維度來觀照歷史進程，而不是如此前的小說那樣更多地是從“我方”的立場，以強烈的政治判斷來回顧輝煌的過去，此類“新革命歷史小說”之中的優秀之作不乏深沉的歷史感。
而且它們對於革命歷史進程中的生命代價和具體的犧牲也不再僅僅關注其昇華的崇高意義，對於敵手也不再妖魔化、臉譜化，而是儘可能地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政治情境中來看待，這使革命史詩容納的歷史空間和複雜因素更為豐富。
新革命歷史創作對國民黨政治集團和國民黨將領也試圖做出公正、客觀的歷史評價（如國民黨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國民黨某些將領個人的軍事素質和人格閃光點，《亮劍》中的楚雲飛即為代表），對共產黨軍隊內部的錯誤、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歷史的天空》對八路軍內部派系鬥爭進行了正面描寫。
新的“革命歷史傳奇”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為明顯，它們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雲龍（《亮劍》）、姜大牙（《歷史的天空》）、關山林（《我是太陽》）、常發（《狼毒花》）等亦正亦邪，具有異常鮮活的個性，非常不同於早期同類小說中的英雄形象，他們的血性、勇氣，敢愛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魯的性格，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身上，各種互相矛盾的性格因素戲劇性地組合在一起，挑戰了舊“革命歷史小說”英雄人物的單面化的刻板形象。
相比1980年代初的靳開來（《高山下的花環》）、劉毛妹（《西線軼事》）等形象所開創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譜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在這一題材的創作脈絡上它們的出現的確具有革命性的美學意義。
革命歷史小說的另一個重要變化表現在一些亞類型的出現，比如以《暗算》（麥家）、《誓言無聲》（錢濱、易丹）為代表的“紅色懸疑”小說，將偵探、推理等懸疑因素和我黨情報工作的革命歷史內容相嫁接，製造了扣人心絃的緊張情節，也塑造了全新的革命英雄形象。
另外，以《父親進城》（石鐘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去日留痕》（燕燕著）等小說為代表的追述革命父輩情感生活的革命言情小說，通過父母輩的情感史與生命史帶出革命歷史敘述，並將家庭倫理、日常情感和宏大的革命主題相交織，傳達當代人對革命歷史的認同與反思，帶有濃重的抒情性和情緒感染力。
再如《狼煙北平》（都梁著）在對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的描寫中，穿插著對老北京生活的書寫，展示了一幅富於民俗學意義的生活風情畫卷和市井浮世繪，閃爍著京味文學的流風餘韻。
此外，“反腐敗”題材和“新改革”題材的創作也成果頗豐。“反腐敗”小說具有較大影響的作品有《抉擇》、《國家幹部》、《十面埋伏》（張平著），《絕對權利》、《國家公訴》（周梅森著），《省委書記》、《高緯度顫慄》（陸天明著）、《市長秘書》、《駐京辦主任》系列（王曉方著）等等。
其中的某些作品在沿襲此前同類作品的小說模式的同時，在對腐敗問題的揭示和對其社會、人性根源的思考上也有新的進步，如《絕對權力》提出的“遞延權力”現象，《高緯度顫慄》對腐敗的社會土壤的深刻發問，都富於思想的啟示性。
“新改革”小說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國製造》、《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周梅森著）等，它們在展現社會生活深廣度上有所提升，涉及了包括金融、經濟、政治（也包括某些“反腐”因素，但主要內容不在“反腐”）在內的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內容，試圖對中國改革進程進行全方位呈現，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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