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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讲史堂第六百九十一期】（军事系列第309讲）
大家都知道抗战中的空军部队是一支精英云集的部队，这些飞行员中有知名大学的高材生，有留学海外的航空精英，有归国华侨，有著名的运动员、电影明星，众多富二代、官二代。比如抗战中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的长子俞扬和，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旧中国奥运会最佳成绩获得者符保卢，远东运动会足球冠军、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男足主力左前卫陈镇和等均是抗战飞行员；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长子顾德昌，时任军令部次长、陕西省主席熊斌的儿子熊安仁则为空军机械官。
在空军众多精英人才中，有一位最大牌的官二代，他就是我国早期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抗战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经济部部长、后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的次子——翁心翰。
1935年初夏的一天，北平城区翁家庭院里，翁文灏正在读一张报纸，儿子翁心翰兴冲冲地回到家中：“爸爸，我们的军训结束了，日本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不过，我已经在早几天报名投考中央航空学校了。”他说到这里把声音低下来“我的第一步体格检查已经及格，两天以后，我们报考航校初步及格的人集合南下，到南京复试。
不过请爸爸别让母亲祖父祖母知道，就说我去考南京中央大学好了。”父亲翁文灏犹豫了半响，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答应了翁心翰。一个月后，翁心翰给家里寄去了一封信，说已经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全家人都异常的高兴，但只有翁心翰知道儿子在做什么，“我们这一带与上一代的不争气，结果把担子都放在下一代孩子们的身上。孩子们本该活泼的在学校里去享受教育，结果却要做一个战士。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回转的了，历史似乎决定了这么发展的，听任孩子去罢。”他仍然在笑着，但心中却有些歉然。
1938年的冬天，翁心翰以他三年多的辛苦学习，终于获得了前十名的优异成绩。在昆明中央航校的阅兵台下，在“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的左右横幅间，迎来了第八期飞行学员的毕业典礼。
几天后，翁心翰回到重庆，见到了已有三年未成见面的家中亲人们，而他们也第一次知道了原来翁心翰不是去南京中央大学读书，而是读了中央航校。母亲拉着他的手，心疼的问到：“为什么要瞒着我去学飞？你如果不学飞，还是有报效国家的途径，可以学机械、学炼油、学交通，而为什么偏偏要学飞？”翁心翰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你在北平时，当风声鹤唳的民国二十四年，是不是也担心日本人飞机要来轰炸城里呢？倘若日本人飞机来炸我们，我们没有飞机就只好挨炸了！
我也不想当兵，但是生在这个年代，眼看这我们要挨炸，若是我能上去抵抗一下，不是可以救些人命吗?爹爹一生研究学问，现在在政府里做事，不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吗？我不过顺着家中一脉相传的意思做下去，而且母亲你可以放心，飞行不一定有什么危险的，跟日本飞机作战，也不一定就非死不可。”
短暂的相聚后，翁心翰来到兰州驱逐机总队作训，熟悉驾驶苏制伊—15、伊—16战机。1939年夏，翁心翰被分配到第三大队任飞行员，负责成渝上空的防空作战。1940年7月24日，日军陆航第60战队队长小川小二郎中佐率领33架97重爆从运城起飞前往成都轰炸，当日我空军起飞29架伊—15、伊—16及法制D.510战机拦截，翁心翰此战表现出色，他是当天唯一一位击落日军97重爆的飞行员，该机坠落于成都东南二十公里的稻田里。（此战果得到日方承认）
1941年，翁心翰到仰光接收新机返回国内后，被调入空军第十一大队四十一中队任职。第十一驱逐大队在抗战空军中是一支很特别的部队。该大队成立于1940年12月16日，飞行员主要由空军军士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因此第十一大队也被戏称为军士大队。飞行员是空军的直接战斗人员，培养一名飞行员的费用很高，所以飞行员一般都由军官担任。陆海空三军中军官与士兵的比例，通常空军比陆海军要高，这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而日本则率先开办了陆军航空队士官学校，由军士（空曹）充任飞行员，以缩小航空部队军官与士兵的比例。而我国由于开战初期飞行员损失过大，1937年底则效仿日本，开办了空军军士学校，培养飞行军士，以充实空军基层战斗人员。
与空军军官学校面向大学毕业生、归国华侨、最低学历高中的招生条件不同，军士学校招生要求的最低学历仅为初中。然而当学员毕业参战后，却发现他们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做同样的工作，担负同样的任务，但却只能享受士官待遇。因此空军军士学校毕业的学员们纷纷表示抗议，要求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学员享受同等待遇。最后空军司令部被迫将空军军士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分校，已毕业学员由部队加以深造提高，然后升任军官，这才解决了问题。第十一驱逐大队与第三、四、五，三个王牌大队相比，战斗力差的太多，不光是人员素质方面——军士与军官的对比，在装备上也相差甚远。三个王牌大队普遍装备P-40,P-51战机，最差也是P-43战机，而第十一大队则大部分装备最垃圾的美制P-66战机，因此在抗战中，第十一大队的战绩并不如三个王牌大队显赫，导致很多人都不知道抗战中还有这样一支驱逐大队，此为后话。
1943年春，翁心翰第一次前往印度接受新机的训练，回国后因功升任第四十一中队副队长，协助张唐天队长率领部队作战。1943年8月23日，日军轰炸机54架在20多架驱逐机掩护下分两批袭击四川万县、重庆等地，我空军第四大队、十一大队先后起飞P-43战机8架，P-40战机10架及P-66战机11架与敌激战，击落日军轰炸机两架，其中翁心翰击落一架，我军分队长苏任贵、飞行员段克恢阵亡。
1944年初夏，翁心翰再次来到印度接受作战训练，结果却患了盲肠炎，按照医院的规定，盲肠手术后需要一个月的休养，但是翁心翰担心国内的战局，特别是衡阳保卫战正打得吃紧，高又新、刘尊、吴国栋等同学都在衡阳外围拼命，他急于要赶回国参战。第14天时，他就对美国军医说：“我已经好了，打算出院。”美国军医摇摇头：“不行的，你必须住三个星期，然后才可以出院。出院以后你还得休养一个月。”翁心翰实在是等不急了，接连三天都向军医提出出院申请。最后军医说道：“你让我试一试你的腹部创口是否疼痛。”于是军医把他腹部去用手掌轻按着问道：“你感到痛吗？”翁心翰感到有点不舒适，但是他答道：“没有什么。”军医用手指骨节敲打着他的腹部创口上的手背，由轻而重的敲打，问道：“如何？”“没有什么”…“如何？”“不痛。”
…其实军医敲打时，他是痛的，但是他忍耐着，因为他决心要早日出院回国参战，所以老是说：“Nothing!”最后那位美国军医不再敲打了，看了他好久，说：“我知道你下了决心了，你明明是痛，你头额上的汗珠就告诉了我，但你一定要出院，你们中国人就爱这种忍受苦痛的行为，我有什么办法。孩子，我允许你出院返队好了！”
湖南的战争在9月已由衡阳外围战演变为广西境内空军基地与交通线的大争夺战了，翁心翰奉命率领第十一大队一部参加湘桂战役。出征后，翁心翰给他的夫人周劲培女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分别是为了叫全中国因受敌人压境而流难的人们早日得以重聚。一旦他们可以返回乡土过聚合的亲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用不再分开而与我们的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姊妹在一个屋子里厮守着。我相信我们全中国人们的聚合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一家人的聚合也跟着要来到！”
1944年9月14日，翁心翰率队出击全县，炸县城，扫射三里桥，毙敌两百余名，同日再次出击轰炸龙王桥，扫射范家祖山 一带敌阵。9月15日再次出击两次。9月16日，当日天气不佳，不是出击的气候。但是地面作战形势太恶劣，空军若不出动，情形只有更坏。翁心翰再次率队前往兴安到桂林的沿线作战，在兴安县城附近的公路上，翁心翰发现了日军部队，当即率队进行扫射轰炸。日军的防空火力击中了他的战机，罗盘和无线电均被打坏，腿部也被击伤。在返航途中，由于战机油尽、人受伤、加之迫降地面不平，造成了迫降失事，翁心翰的胸部在迫降时也被撞破，终因失血过来，没能等到救援，壮烈殉国。
根据中央社披露翁心翰的战绩为：“3.4架敌机，其扫射敌人兵马以及轰炸敌阵等战绩，亦甚辉煌。”其他烈士家属在看到“翁文灏的儿子作战而死”，都很感动，说翁部长的儿子也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翁心翰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为少校军衔，遗体被安葬在重庆空军坟，抗战胜利后迁往南京航空烈士墓安葬。
翁心翰的以身许国，告诉了当时的国人，为了抗战的胜利，没有什么是不能做出牺牲的，他的死诠释了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
翁心翰的父亲翁文灏，是民国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是中国地质学、地震学、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还担任国际地质学会和国际地震学会的副会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81位院士中的一员，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学问做到院士，做官做到总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人物。而翁心翰在部队中却从没有因为有这样一位大人物的父亲，而处处要求特殊。
1945年，中国的空军杂志社记者朱民威向熟悉翁心翰的八期同学和战友进行了一次采访，结果发现他们对翁心翰的印象非常深刻，总结翁心翰的特点是：1.当兵时，处处吃苦耐劳，比别人总要守法些。他要做到忘掉他是要人子弟这一观念。2.十年同学同飞同战同生死中，没有人说过“你，部长少爷”这句轻视的话。人人感到愉快，因为农家与部长子弟在一起并不感受部长子弟气焰的压迫。3.始终战斗在一线，并未因为战斗的危险而请求改调学校教官，或者地面勤务，或者二线任务…
翁心翰，生长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他本可以成为一位大学中的博士教授，也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工程师，甚至可以在父亲的提携下进入官场发展，然后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成为了最危险的军种——空军中的一份子，以自己的生命燃亮了中国黯淡的局面，像一盏不灭的灯，点在大道上，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前仆后继的投身到抗战的大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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