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纪念日。回顾历史，解放大西南这场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人们对这段历史还不像对“三大战役”那样熟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共双方决战的战场主要在我国大西南。国民党保住了大西南，就等于有了所谓“反共复国”的基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大西南，就等于我国大陆全部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大西南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那么，在这场特殊战役的背后，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细节呢？
△1949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赶赴常德途中，停留在铁山渡口。
布局
秘密向西南进军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命令：“二野应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
为迷惑敌人，保证进军大西南这一战略行动的突然性，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精心部署
△二野司令刘伯承（左二），政委邓小平（右二）指挥西南战役。
- 一局悉心谋划的妙棋
1949年10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前线指挥所，从长沙一路急行军，来到常德沅水南岸，渡江，登上“下南门”码头，朝设在白云中学的指挥部大步流星走去。
这是一局悉心谋划的妙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蒋家王朝老巢。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权，为维系残局，将剩下的150万部队中的90万人马，布防西南地区，伺机反攻。
1949年7月14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由南京抵达北平，这是他第一次到北平。在此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数次交谈，一起筹划了二野等部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
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就于1949年5月23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首先提出：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因此，上海刚一解放，邓小平就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并请示：“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并且明确要求，“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开始了制订军事计划、思想动员、筹措物资等各项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 战略方针：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
当时，蒋介石企图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如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据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华东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作战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将来西南地区的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
此前，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胡宗南集团辖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并沿大巴山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阻解放军由陕西入四川。宋希濂集团辖十四、二十兵团，与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十五兵团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防守不利即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
上述部署表明：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解放军由此入川为重中之重。他们认为，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又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作翼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安全。故判断二野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的这种判断。
根据敌人布防的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等确定西南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必须彻底切断敌人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即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军事、政治两手兼备，加速战役胜利进程。
- 15万大军向常德集结
兵如棋局，兵不厌诈。为迷惑敌人，保证进军大西南这一战略行动的突然性，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精心部署：在二野西进之前，一野对秦岭之敌发动攻势，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同时活动在鄂西北的湖北军工部队，积极佯动，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二野指挥机关乘火车向常德开进途经郑州时，刘伯承在车站发表讲话，佯示西进；新华社还配合发表了刘邓大军准备西进四川的报道，摆出二野主力由陕入川的架势，造成敌方错觉。
一系列行动，有效地隐蔽了我军战略意图——二野主力出其不意从川黔边迂回敌后。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二野全军发出了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命令，并决定以主力（三、五兵团）经湘西向川黔进军。
刚刚从皖南战场枪林弹雨中下来的二野主力15万余人，迅速向湘西北门户、通往大西南的重镇——常德集结。
10月10日、20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大迂回、大包围”达成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的基础上，又确定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从陕西南部进入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不牵动其他部队。”但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永）、泸（县）、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以上军事战略、战役部署的制定，成为进军西南军事准备基本完成的主要标志。
- 解放大西南战役打响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和接管建政工作，常德已成为解放大西南战役的指挥中枢。
15万大军集结于此，常德空气骤然紧张。人来车往，杀声震天。武陵区委党史办原主任张岳蒂介绍，为让部队适应南方丘陵山区作战，部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山地、河川战术演习和射击、爬山、急行军等技术训练。
大军厉兵秣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进击！
为早日解放大西南，在常德的20多天里，指挥部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拊敌侧背，断敌逃路，然后聚而歼之”的战略部署，就是在这里不断得到细化和落实。
在这个指挥部，刘邓首长20多天内，相继签发了10余份作战命令和指示。
11月21日，为加速西南地区解放，减少战争破坏，刘邓首长在常德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4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敦促其认清形势，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
11月中下旬，在常德完成整训、整编任务后的二野大军，开始分批离开常德，向湘西、川黔挺进。一路走泸溪、秀山、酉阳到达重庆；一路走辰溪、怀化、芷江、贵阳、泸州、富顺、自贡到达重庆。负责留守的干部战士亦于12月底离开常德，从沙市转乘轮船到达重庆。
15万大军，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川南，令敌人措手不及。
解放大西南战役打响！
档案
205个名字，牵出成都解放前后的故事
解放军进入成都后三天，也就是1950年1月2日，在商业街的励志社（今省委机关），南下的解放军与四川地下党组织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会师大会。会上用一面红旗作为签名簿，包括贺龙在内的众多党政要员在上面签名留念。
60多年过去，太多东西已经湮没于历史，但这面红旗被四川省档案馆保存了下来。如今上面可以辨认的名字，有205个。
△收藏于四川省档案馆的签名红旗
- 带路人，马识途
马识途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几个月前，他在敌人的搜捕中混出了城门，现如今他却大模大样地回来了，坐着吉普车。
马识途是解放成都时入城部队的带路人。1949年12月29日，他陪同当时的西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进了成都城门。公路两旁，解放军正逶迤向成都进发，正是寒梅怒放，大地春回的景色。大太阳出来，马识途觉得心里很热，棉衣简直穿不住了。
此行的目的是入城巡视，布置工作，布防，以及安排第二天的解放军入城式。
- 红旗在哪里
马识途感到很为难。明天万人空巷迎接解放军，是无疑的了。只有一件事情不好解决。群众都要上街，就要做彩旗、彩花、彩球，这些都没问题，就是做五星红旗用的红布，商店里都被买光，再也没有了。怎么办？
另一个同志帮他解了围。解决的办法就是连夜把白布浸在红染缸里染红，赶做红旗。
大家齐声说好，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 歌声中的入城式
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于12月30日经北门入城。依旧是马识途带的路。他和地下党的同志一大早就乘车出城到川陕公路去接引大军入城。他还是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入城。
欢迎的群众快把道路塞满了，队伍缓缓而行。军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解放军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欢迎彩车上的银行职员也跟着唱“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入城部队进北门，过北大街、草市街、玉带桥，到达总府街、春熙路，最后汇集到少城公园。在玉带桥东口，戴着白帽、围着白围裙的纱厂女工们，高唱《解放歌》，这是女大学生昨晚到纱厂中教的。又有人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一声“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立即传来解放军队伍中的和声。在盐市口，青年男女在扭秧歌，这都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南方人本来多不会扭秧歌，他们于是连夜赶练。有几个同学背上写着“天亮了”三个大字。
- 冷枪与暗杀
肖庆云是贺龙的侄子，一直跟随贺龙。在成都，肖庆云负责警卫党政军首脑机关。这一任务十分艰巨。据肖庆云回忆，解放军刚进城，成都还听得到枪声，敌人在打冷枪、打信号弹，以至于发生杀人放火的事件。一位司务长上街买菜，途经东门大桥，突然被几个坏蛋抓住毒打一顿，扔进河里。
肖庆云只好加强警卫，每天在商业街两头布置4个岗哨，每人配备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在院内还设有游动哨和潜伏哨。
一天在商业街口的茶馆，闯进4个长衫打扮的“商人”，他们企图跟着一个炊事员混进励志社。“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名炊事员很警觉。几个家伙见势不妙，便掏出手枪向炊事员射击。他们随后被捕，供认说是特务收买前来进行暗杀活动的。
- 棉裤、棉鞋都捐出去了
李宗林本是成都人，后来他去延安，做贺龙的秘书，现在他又随着贺龙回到成都。当时他是军管会政务委员。他提出，旧社会每年寒冬腊月年节之前，街头总有饿殍，旧政权也要发放一点救济物资。现在共产党来了，再有饿殍影响就不好了。
于是，各部门很快筹集了一批救济物资，机关人员也捐助一些财物。政务处干部把南下带来的棉裤棉鞋都捐出去了，多余的、备用的全捐了，所以很多人后来都没能保存下一件南下前的军装。
彼时的成都，粮食棉纱都缺乏。一天，贺龙把军管会商业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们有多少粮？”“4000万斤。”“多少棉纱？”“120万支。”“布匹呢？”“还有4万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贺龙派工作队下乡征粮。元旦后两天，又派兵去抢修都江堰，保证明年的粮食供应。随后他又打起“棉纱之战”，控制住了成都的棉纱市场。
- 报社里藏了卡宾枪
几个月前，郑畅还在《建国日报》以记者的身份做掩护，收集情报。解放军入城后，他进入军管会文教委员会新闻处。
新闻处的处长是叶石。经过调查，他发现当时成都市内先后发行的报纸多达17种，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多改了名字：《中央日报》改名《民主日报》，《建国日报》改名《进步日报》……这些报纸乱发“文件”、地方新闻，仿造军管会领导“谈话”。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在郑畅曾经卧底过的《建国日报》，接管人员发现了两大箱卡宾枪，共计50支左右。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子弹。
至于那些接收下来的旧报社人员，新闻处办起了“新闻人员学习班”，叶石兼任班主任。学习了40天，有的人坦白了特务问题，很多人报名参加工作，最后留用了300人。
- 会师大会
肖庆云赶到贺龙那里接受任务。那是1950年1月2日上午，贺龙正同一名地下党同志谈话。看见肖庆云来了，他就说，“你来得正好，明天要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们举行会师大会，你赶快布置一下会场的警卫工作。”肖庆云立即照办。
第二天，在励志社大院，会场上高高悬挂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会师”的巨幅标语。中午刚过，这里已经是人来人往。大会给早到会的代表准备了包子。
到场的有军队代表，西南区党委各主要负责人，以及数百名地下党员代表。进门一张桌子上摆着一面红旗，大家纷纷签名留念。
贺龙的字签在最上头。旁边是王维舟，时任西南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李井泉的名字在两人下面，他时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后来成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周士第的名字则在正中“会师大会”的下方，他时任成都市军管会副主任，兼成都市市长。
这面红旗，后来保存在川西区党委，1997年被四川省档案馆收入特藏库。
- 签名以后的故事
马识途：其后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其作品《夜谭十记》被改拍成电影《让子弹飞》，至今仍然健在。
张经武：其后历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等职，1971年逝世。
李宗林：其后历任成都市市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7年7月逝世。
王廷弼：其后历任四川省商业厅厅长、体委副主任等职，是新中国体育的开拓者，于1985年病逝于成都。
肖庆云：其后历任川西公安大队长、成都军区警卫团长等职，于1997年逝世。
叶石：其后历任成都市宣传部长、成都市副市长、成都晚报社社长等职，于1998年逝世。
郑畅：其后在川西公安厅当了一名普通的预审侦查员，曾破获新中国成立至今最大的“黄金案”——9900两黄金（16进制），相当于现在的316800克黄金。
……
(作者|王朝柱 易博文 熊远帆 张权 周勇军 孙振华 冯倩 卢国梅 李箐 王越 李泽民 张卫 李珩）
（本文摘自《读者报》2018年9月27日18—21版。有删减。阅读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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