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在誕生之初就被各種浪漫的、進步的光環籠罩著，比如，共享經濟給就業帶來靈活和自由，讓閒置資源得到利用，對環境好，減少中介，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廢墟給普通人一條就業出路，甚至可以為孤獨的人創造社交機會……其中一些確實沒錯，但只是對有些人，在有些時候。
對它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比如 Uber、Lyft 等事實上將其平臺上的勞動者（司機、保姆等）作為企業核心勞動力的公司，卻將這些他們視作“獨立承包商”而非僱員，因此可以不必他們提供社會福利和最低工資保障，而這些勞動者也失去任何組成工會與事實上的僱主談判的能力。結果是社會上出現了很多以零工（或多份零工）作為全職工作的不穩定就業者，其中很多人收入微薄甚至負債累累。這與共享經濟企業所描繪的“分享”閒暇時間和資源的賺外快者的身份十分不同。而與此同時，它們給與之形成競爭關係的傳統行業（比如巡遊出租車）造成巨大的衝擊。
Airbnb 則把具有全球支付能力的遊客大量輸送到旅遊目的地，徹底改變了一地的住宅租賃市場，創造出一種新的“士紳化”現象，讓低收入者、年輕人租不起房。
這些以分享為口號的公司最後成為一條價值鏈上唯一的中介，向它所連接的兩頭同時收費，用鉅額投資鑄就的壟斷地位讓它們享有強大的定價權，讓他們的生意本質上成為一種收租行為。而這些並不投入一輛車、一套房，不維持龐大員工隊伍的 APP，卻因此在極短時間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運輸和旅館企業，有著天文數字的估值。巨大的經濟實力讓它們甚至有能力影響政策，對抗監管。
正是因為同時看到“共享經濟”的這些問題，以及它通過互聯網連接數量龐大的個體、開展 P2P 合作和交易的潛力，一些人差不多在共享經濟興起之初的 2014 年就開始談論一種新的模式——“平臺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它試圖把有著漫長曆史的合作社傳統搬上 P2P 互聯網的“平臺”。他們把這種思想稱作“平臺合作主義”，而所謂“共享經濟”在他們看來本質上是“平臺資本主義”。
合作社不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特產，也不是農民的專利。現代合作社運動的一個重要源頭是 1844 年在英國成立的“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這是一個消費合作社。起初 30 名工人每人拿出 1 英鎊，投資開設一家小店，銷售生活必需品。藉助抱團採購、共同投勞，以及小店利潤在社員之間分享，這些貧窮的社員們可以買得起他們原本買不起的必需品。此外他們還把商店的利潤投資於其他一些向社員提供社會保護的事業。這種為會員共同所有，會員具有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權，按照貢獻（勞動貢獻或者消費貢獻）分配剩餘的模式，成為後來所有合作社的基本原則。
這與由股東控制，根據股份多寡分配剩餘，員工只領薪而不參與決策的商業公司模式十分不同。它的核心價值不是個人財富冒險和財富積累，而是一個群體通過互惠合作來實現共同的福祉。
2014 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SA）做了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合作社普查。發現當時全球合作社擁有 20 萬億美元資產，年收入 3 萬億美元，經濟總體規模僅次於德國，大於法國，如果是個國家，可以排名世界第五。全世界有 1260 萬員工在 77 萬個合作社中就業（不包括中國的 98 萬多個“農民合作社”）。一些合作社可以十分巨大，比如印度最大的食品品牌Amul是一個奶農合作社，在美國有 154 家門店的戶外運動裝備品牌REI是一個消費者合作社，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Mondragon集團是一個年收入達到百億歐元、僱傭七萬多人的工人合作社。
事實上，已經有了很多“平臺合作社” APP。比如 La`Zooz是一個去中心化、社群共有、使用加密貨幣的拼車服務；創辦於美國舊金山的Loconomics（名字意指“本地經濟”）則是一個對接本地服務需求和供給的 APP，它上面所有的服務提供者都被稱作“所有者”（owner），可以選舉合作社理事會，合作社產生的盈餘根據“所有者”的貢獻進行分配，真正取消了掮客，哪怕是共享經濟掮客，實現利益共享。
平臺合作社不僅僅是合作社版的“共享經濟”，更是合作社版互聯網經濟。就像合作社涉足傳統商業的各個領域，平臺合作主義也可以用來實現傳統的互聯網商業。比如創始於德國的 Fairmondo（名字的意指“公平世界”）就是一個合作社版的 Amazon 或 eBay。
這樣的實例還有非常多，涉及大量行業，本質上它們不是要取代“共享經濟”，而是實現一種開放、民主、去中心化、為大眾共有和共享的互聯網，並用它改變經濟生活。因此，它就像是合作社運動和 IT 界的開源運動（open source movement）的結合。
作為一場正在成長中的全球性運動，平臺合作主義已經有了著作，信息和倡導平臺，以及國際會議。
平臺合作主義聯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從 2015 年開始每年舉辦一屆國際大會，在今年 9 月 28、29 日將舉行第四屆，名為“播種：亞洲的平臺合作運動”，據說是平臺合作主義在亞洲的首場國際性交流，地點在香港中文大學。在會議之前的兩天，還安排了一場名為“合作松”的開發競賽，這個古怪名字來自於“合作社”+“黑客松”，後者是一種流行於技術圈的“編程馬拉松”活動。屆時，來自兩岸三地的 IT 技術人員、合作社人士、藝術家將在一起開發平臺合作主義項目原型，比如網站、APP、數據庫，甚至是遊戲。
這或許會給崇尚共享的我們帶來更好的選擇，並讓“共享”的含義變得更加豐富。
題圖來自 Flickr 用戶 Kamil Kubacz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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