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多述及家庭教育中父親缺位的現象，而母親保姆式的、完全忽略了丈夫存在價值的養育，也獲得了“喪偶式養育”的“光榮稱號”。諸多討論，難有定法。
近代史中，梁啟超算是一位影響深遠的人物。流亡海外期間，這位17 歲就中了舉人的天才少年，已經是幾位孩子的父親。國運變幻，何以立己，何以達人，梁啟超君主立憲的主張，已由歷史做了定論。
而“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話，使其成為父親中的表率。
現在罵人，最嚴重的，莫過於講“沒家教”。家教始於家風，或者說，家風建構了家庭文化。通過一封封家書，梁任公對於子女們如何為人、治學、立業給予細緻的指導。從四百多封家書中，得以窺見梁氏家教的魅力。
“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話，使梁啟超成為父親中的表率
流亡海外，勸妻三部曲
1898年，梁啟超入京，以六品銜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變法失敗後，他逃往日本，辦《清議報》。
家書從1898年記起，前幾篇寫給妻子李蕙仙。時局動盪，丈夫在外，且為影響政局之關鍵人物，她留守在家，料理家事，多有不安。梁啟超安撫妻子，格局非凡，“卿之與我，非徒如尋常人之匹偶，實算道義肝膽之交，必能不負所托也。”
次封信，在一週之後。妻子怕他從此一蹶不振，他的回信則氣勢壯闊，勉勵妻子患難之後更加強大。“患難之事，古之豪傑無不備嘗，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輕乎？卿固知我，然我願卿之自此以後，更加壯也。”
進而又鼓勵妻子向學，體會讀書之樂。“卿家居無事，益當知世俗之榮辱苦樂、富貴貧賤，無甚可喜、無甚可惱。惟有讀書窮理，是最快樂事。有時忽有心得，其樂非尋常所可及也。”
梁啟超廣州故居
資財敷用，當專力教子
1912年底，梁啟超結束流亡，回到北京。書信多寄給長女梁思順，信中多問及家費能否敷用。
遠在北京，不料後院起火。妻子投機失敗，憂心如焚，他信中寬慰，讓思順轉達“憑吾之力，必可令家中無憂飢寒，汝母但專用力教誨汝輩足矣。何必更馳念及此耶，但此後必當戒斷，不可更為馮婦耳。”
此語形象。馮婦，語出《孟子·盡心下》，馮婦善搏虎，後來發心為善士，不再搏虎。但到野外，受環境趨勢，又挽袖捉虎，被士人們譏笑。後人便以此比喻再幹舊行當。批評後，信中又反覆叮囑，“告汝母勿著急，為盼。”
在信中，梁不忘將辦報收入報給家人，讓其放心，還一再告誡子女節儉為要。“《庸言報》第一號印一萬份，頃已罄。若至兩萬分，年亦餘五六萬金耳，一萬份則僅不虧本。唯此五萬金中，我與汝叔薪水居四分之一有奇耳。”
梁啟超與長女思順（右一）、長子思成（左一）、次子思永（右二）合照
天津上任，欲棄政治從教育
1915年，護國運動在雲南爆發。
在顛沛流離的境遇裡，梁啟超每天以讀書為樂，最大的寬慰是看著子女的近照。夜不能寐，一紙寫滿“吾此時深望吾愛女，安得汝飛待我旁耶？”這樣的話。身處憂患之中，念及進德修業之事，梁啟超稍稍舒了口氣——這恰好讓子女像玉石一樣經受琢磨，免於在安逸的環境中養成紈絝子弟。
後來，梁任公在天津購置房產，舉家搬來同住。任公的號，典出《莊子·外物》，任公善釣，場面壯闊，梁以此自勉。長居天津期間，他已年過四十，又以“飲冰室”命名自己的書齋，表達自己“飲冰十年，熱血難涼”的心境。“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愛國之熱切，非飲冰能止。
在政壇遊歷一番之後，他向孩子們坦言，“做官實易損人格，易習於懶惰於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他下決心不再出仕，並且希望長女和女婿輔助他的教育大計。“吾今擬與政治絕緣，欲專從事於社會教育，除用心辦報外，更在津設立私立大學，汝畢業歸，兩事皆可助我矣。”
天津講課期間，一次暢飲後，梁查出心臟病前兆，停止各類演講。他因不能吃煙和喝酒，向女兒訴苦，像朋友一般。書信中，他把自己的各項作息，諸如：寫書、演講、會友、政壇動態都報給孩子，也常常把自己新近填的詩詞分享給孩子們，似乎有意成為孩子們修身的榜樣。
“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話
梁思順（1893-1966）：
長女，
詩詞研究專家、
中央文史館館員；
梁思成（1901-1972）：
長子，
著名建築學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梁思永（1904-1954）：
次子，
著名考古學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梁思忠（1907-1932）：
三子，
西點軍校畢業，參與淞滬抗戰；
梁思莊（1908-1986）：
次女，
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2001）：
四子，
經濟學家，合著《中國近代經濟史》；
梁思懿（1914-1988）：
三女，著名社會活動家；
梁思寧（1916-2006）：
四女，
早年就讀南開大學，
後奔赴新四軍參加革命；
梁思禮（1924-2016）：
五子，
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氏子女皆成棟樑之材
指導子女學業，因材施教
在信中，梁啟超關心完柴米油鹽的價格漲跌，仍念及子女的學業狀態。
他一邊贈給長子思成書讀，“思成所得《四書》乃最貴之品也。可令其熟誦，明年待我來時，必須能背誦，始不辜此大賚也。”一邊為長女梁思順的專業選擇給出建設性的意見。“吾前為汝計學科，竟忘卻財政學，可笑之至。且法學一面亦誠不欲太簡略（國際法實須一學），似此非再延數月不可，每來複十四小時大不可，吾決不許汝如此。來復日必須休息，且須多遊戲運動。”
學業雖為長遠規劃，但深知學業之事，欲速則不達，當以身體健康為要。信中言辭切切，帶著幾分天真之氣，給思順說，“汝須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斷不許汝病也。”
1923年，長子思成即將留學歐洲。梁啟超寫信給他，給予詳細的讀書目錄，並提醒修身為本，大多是建議的口吻。“吾欲汝以在院兩月中取《論語》《孟子》，溫習闇誦，務能略舉其辭，尤於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細加玩味。次則將《左傳》《戰國策》全部瀏覽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餘日讀《荀子》則益善。《荀子》頗有訓詁難通者，宜讀王先謙《荀子集解》。”
梁啟超對子女的指導，在自己平時學問積累之上，另有自身的諸多體悟所得。他曾在《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中寫，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知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知識能傳給次代。
梁思成的身體因車禍尚未恢復，留學計劃暫緩，其父繼而以“人生之旅途甚長，所爭不在一年半月，萬不可因此著急失望”來安慰。並提醒思成大可藉此機會，磨練心性，“汝生平處境太順，小挫折正磨練德性之好機會，況在國內多預備一年，即以學業論，亦本未嘗有損失耶。”
對於孩子的志業，他鼓勵勤懇，並無職業貴賤之分，提倡用其所長。“我常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夫善治其十畝之田所成就一樣。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長女思順之夫）這樣勤勤懇懇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間堂堂的一個人，我實在喜歡他。”
對於留學美國的思永，則不斷地在信中介紹著國內考古學的近況，並幫忙牽頭兒子跟隨到新疆考古的隊伍，在信中一一告知。除此之外，思永幾乎不再讓父親擔心。
足夠信任，有針對性地指導
1925年，繼長子思成、次子思永、三子思忠之後，梁啟超次女思莊也將留學海外。
思莊作為家裡的老五，平時受母親嚴格管教。梁啟超注意到後，信中多有鼓勵，“莊莊，你上次寫的信中講了諸多有趣的事，我極為歡喜。”
在性格養成上，他建議思莊：“別要孩子氣”。對於正事——如做功課，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拿主意，不依賴人。試想當今父母中，有多少願意給孩子這樣的歷練機會。至於擇校，則建議接受傳統一點的嚴正教育，選擇加拿大的學校。“至於未能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築得越厚越好。
暑假，思莊英文不及格，梁在信中鼓勵，“萬不可以此氣餒。學問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會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將來計算總成績不在區區一時一事也。”後來，思莊學成歸國，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圖書館學家。
三子思忠，熱心政治軍事，讓梁極為牽掛。“思忠最為活潑，但太年輕，血氣未定，以現在情形而論，大概不會學下流。只怕進銳退速，受不起打擊。他這次想回國，雖是一種極有志氣的舉動，我也很誇獎他，但是發動得太猛了。這種過度的熱情，遇著冷水澆過來，就會抵不住。從前許多青年的墮落，都是如此。”
此種情況下，梁的教育方法是，“不願高壓，只把事業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釋。一面不打斷他的勇氣，一面又不可以聽他走錯了路。”
以“飲冰室用箋”寫就的書集文章
志業與婚姻，實乃一體
對於孩子們的婚事，他自己長期觀察一人後，再介紹給子女認識。相處一段時間後，子女認同的話，便定下婚事。書信中，他不免對這樣的方式洋洋得意。還多次講述親家對他身體的關心，場景實在和樂。
後來，思成和林徽因留學在外，林家裡遇事時，梁啟超也首先去幫忙打理，以免去子女的後顧之憂。後來，徽因學費的事，也被梁父擔了去。但他擔憂更多的是，徽因因此憂傷憔悴，消磨了志氣，因而影響到思成。並囑咐女兒思順，幫助思成注意預防。“總要常常保持著淋漓的氣象，才有前途事業可言。”
對於思成畢業後的規劃，梁啟超的視角高屋建瓴，但也只是建議的口吻。“你們若能於建築美術上實有創造能力，開除一種‘並綜中西’的宗派，就先在美國試驗起來，若能成功，則發揮本國光榮，便是替祖國盡了無上義務。”那時國內尚處憂患之中，他仍建議子女回國發展，心存報國之志。
而後又為思成和徽因操辦婚禮，婚禮在美國舉辦，由長女思順幫忙。“只要莊嚴不要奢靡，衣服首飾之類，只要相當過得去便夠，一切都等回家在行補辦，寧可從節省點錢作旅行費。”併為他們的歐洲之行做了打算。
後來，梁啟超在協和醫院治病，日漸消瘦，手術不久，恢復得並不好，竟一睡不起了，子女也已經或者正在走向自己的道路。（本文摘編自《梁啟超家書》）
（原創自志道教育所屬雜誌《新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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